甲骨文的“浴”起

历史博物馆――

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到《》、《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瑰宝流传了数千年,不仅造福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内涵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浴”与孔子的礼仪

在遥远的氏族社会末期,华夏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形成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思想萌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有了“浴”、“沐”、“澡”这些文字,只是古今字义有所不同.古时候的“浴”专指洗身,“沐”是指“洗发,“澡”意为“洗手”,而“洗”仅指“洗脚”.这些字都属象形文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古人洗浴的情景.一九三五年,河南安阳殷王墓发掘出三千二百多年前殷商先民使用的壶、、盂、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从这些出土文物中不难推知,在殷商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即已有沐浴习惯.

在古代,沐浴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和社会公德.《礼记》中记载：“五日则汤清浴,三日具沐”.据说孔子每次会客前都要洗澡,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汉代有“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记载,并提出了不少洗沐的处方,如猪胆汁、桃叶汤等,以加强洗沐的防治效果.

古人还有给刚出生的婴儿沐浴的习俗,驰名中外的永乐宫壁画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场面：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来到了人世,他的母亲分娩后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在床前照料,床下有两妇人蹲在地上,正在给刚刚降生的婴儿吕洞宾洗澡.右上方“应瑞永乐”下记载着吕洞宾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等.这与我们现在婴儿出生的习惯非常接近.

周代的“食医”与流动水洗手

在饮食卫生方面,我们的祖先也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约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掌握了保留火种,从此使人们摆脱了漫长的茹毛饮血、生吞活剥的野蛮时代,由生食变熟食.食物经火烤熟后,不仅味道鲜美可口,而且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避免和减少了胃肠疾病的发生,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易于吸收,从而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尤其是炊具诞生后,食物经过蒸、煮、炒的过程,卫生更有了保障.

周代时已设有“食医”,专门管理饮食营养卫生,明确地提出饮食的保健和治疗作用.对饮食的调配都按食品的性味、不同季节、体质的状况加以处置.《论语乡党》更是对食物的卫生做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食物贵在精细、适时和新鲜卫生.凡肉败、色恶、臭恶之变质食品,均不可食用.

俗话说“病从口入”,周代时已有饭前洗手的习惯,有身份的人家洗手更是讲究,要有“”和“盘”配套使用,一个人用“”接来干净的水,往另一个人的手上倒,边倒边洗,“盘”就用来承接污水,这样使用起来就有流动水洗手的作用了,既科学又卫生.此外还有吃饭时不要说话,不吃剩饭等记载.隋唐时代,对饮食卫生讲述得更加详细了,还出现了一些食疗本草.当时提倡吃饭要细嚼烂咽,不要暴食暴饮；饭后应稍事活动,不要立即躺下；也不要在饭后做剧烈的活动.

春秋时代的淘井与战国时代的下水道

古代先民还非常注意环境卫生.从殷虚遗址中发现,在殷商时代的住室附近,就有了饲养家畜的牢圈和厕所,人畜分居是远古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代把厕所称为“囿”.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厕,清也”.顾名思义,已把厕所定义为“清”的对象.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宫人为其井,除其不蠲（洁）,去其恶臭.”郑司农解释：“,路厕也.”可见当时宫内已经建立路厕.汉代以后,我国都市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为“都厕”.从出土的汉代厕所明器来看,厕所的设计已相当合理,几乎与现代公共厕所相差无几.有了公共厕所,对改善城市卫生,方便群众生活,提供农业肥料,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都有利.

城市中粪便、垃圾的处理,是现代城市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管理粪便垃圾方面,南宋人民为后世树立了先进的榜样.据《梦梁录》记载,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有专门以清除粪便为业的清洁员,称之为“倾脚头”.他们定期向居民索取少许费用,每天负责清除各家各户的粪便,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临安城内还有“倒泔脚”的人,他们专门搜集各家的剩菜残羹,把倒来的泔脚集中起来饲养家畜.

饮水卫生对于预防肠道传染病,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十分重要.早在周代以前,人们已经凿井而饮了.到了周代,人们已经懂得选择水源,垒筑井台,以砖砌井,分辨水质.当时用砖修的水井叫做“井”.春秋时代,每年在冬末春初的时候或在暮春三月的季节,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淘井,挖除井水的泥垢,以易新水.直到今天,我国的广大农村,不但仍在使用水井,而且还保持着淘井的习俗.水井的使用,不仅促进了农田灌溉,而且对搞好饮食卫生也大有裨益.井水比河水洁净,但也必须经常保持清洁.《管子》曾明确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周易》还有“井者法也”的记载,是说对于那些不注意保持井水清洁卫生的人,要绳之以法.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易县发掘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03―221年）燕国的遗物――陶质圆形下水道,这种下水道的结构与设计已相当合理,不但沟管管径粗大,两端还有牙槽,连接后可以防止污水渗漏.秦汉时代,我国已形成了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都城规模比前代更加宏伟,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各种下水道,有圆形的、有方底尖顶形的等等.在陕西西安三桥镇秦代阿房宫遗址上发掘到的陶质下水管道,呈五角形,管长68厘米,通高46厘米,宽43厘米,管壁厚7厘米.这种造型结构,比之于方形的更能承受路面的重力.据计算,上面呈菱形的水管与同样大小的四方形水管比较,所承受的力近似5比3,表明那时已经按照建筑原理设计下水道,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当时人民已发现积存污水会致人疾病,要排除污水以保障人体健康.如宋代《养生类纂》引《鲁般宅经》说：“厅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同书又引《琐碎录》说：“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

“清晨洒扫庭院”与春节“大扫除”

在民间还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习俗,就是人们喜欢“清晨洒扫庭院”,为新的一天创造清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每逢节日或有重大活动,城乡居民都要“大扫除”,特别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窗明几净,以崭新的面貌除旧迎新.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春秋不扫地,夏天要拉痢,冬天打扫尘,春天不病瘟”,可见扫地除尘、消灭病虫害,一向是中国人民的良好卫生习惯.解放前民间流传的黄历中,也经常记载某某吉日,“宜沐浴,宜洒扫.”虽然这些活动带有迷信色彩,但是也反映出古代先民已把清扫活动作为日常的生活制度了.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到许多汉代的“箕帚俑”,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手提水桶；有的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扫帚,形象十分生动.

公元前二О六年,汉代有个叫毕岚的人,曾铸造了很多具人工喷泉,叫“天禄蟆”,喷洒道路,以减少尘埃.后来他又发明了两具较大的洒水工具,一种是利用空气挤压喷洒的叫“渴鸟”；一种是利用机车引水喷洒的叫“翻车”,它们能把水冲激到较远的地方.这些洒水工具,经常放在交通要道进行喷洒,以减少公路上的灰尘.这些工具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环境中还在应用.

现在我们都知道不能随地吐痰,因为痰里面的细菌很多,容易传播疾病,那么在路上有痰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吐在卫生纸里,路过垃圾箱时再扔掉.这是文明社会里的文明行为,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在家里就好办了,可预备一个痰盂,古时也称“渣斗”、“吐盂”等等,其实早在晋代就有使用“吐盂”的记载,这可从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唐代医家孙思邈还明确提出了要“常习不唾地”的要求,这项卫生措施对于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熏香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能够净化空气、驱赶蚊蝇、为衣服书籍防蛀,以及衣物留香等等,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历代留传下来的文物中,质地有陶、青铜、瓷器、掐丝珐琅等制做的各式各样的精美香熏,还有各种少数民族使用的香囊绣品等,很多是统治阶层的奢侈品.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很多与传统民俗相关的卫生措施.如：二月二日,要熏虫儿,即用香草或祭奠先人的饼煎汤来熏床坑,以除虫.清明前二日鸡鸣之时,要用蒸米饭的热水遍洗井圈和井台,以除虫洁净.三月三日要出门采艾,将新采的艾挂在门上,一可避瘟除秽,二可为这一年准备温灸用的干艾.此日,还要采苦楝树的花或叶放在床席垫之下,以驱赶跳蚤.这些讲卫生的习惯,还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民俗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