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白求恩医院工作的岁月里

肖谦科口述　高建忠 王亚泽 卫亚敏整理

我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城北关村一户贫苦的农家,在我12岁那年(1935年),父母因光景困难,把我卖于南关尚毓为螟蛉子.

1937年农历七月间,我听说二战区来我县招收新兵建立抗日武装(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非常欣喜.当时我年仅14岁,为逃离苦海走出一条新生路,我瞒过尚家到招兵处报了名,并被顺利招收.我县同时招收的有20多人.

我们这批新兵步行到垣曲县安驻,在这里统一集训整编了三个月,被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三纵队第十团(共计12个团).我团有3000多人,团长雷震,湖南人,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当时,同我一般年龄的小兵有百余人,大多被送到延安上学培养.因我从小经过磨难,显得老成精干,被卫生队领导钱信忠在人员缺乏情况下留用,分配到卫生队工作.

1937年12月间,我们这支新建决死队三纵队开赴平遥、祁县一带,以游击战抗击日军.我随钱信忠率领的卫生队搞伤员救护工作.我军曾一度占领了平遥县城,袭击了祁县西城门外的日办纱厂,缴获了一批军需品及医用棉纱、白布等.1938年,我部奉命转战于上党地区,密切配合八路部及一二九师参加了反击日军疯狂围攻根据地的战役.我作为一名卫生员,参加了我军伤病员的救护工作.我们三人一组,即主医、助理、递进器材、药品,严谨快捷,井然有序.战事伤员多,我们树常夜以继日进行医疗抢救工作.

1940年2月,我经钱信忠科长保送；到白求恩医院学医.

当时,白求恩医院配合八路军抗日需要,在晋、冀一带抗日战场转移流动.这个医院的医生是受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派遣,到中国援助抗日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这批援华医生有17人,著名人士有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德国人米南、日本人三田一郎等.

时逢战争年代,我们这批学医人员听取业务课程不多,主要是在现场抢救伤员,边看边实习,经过实践提高业务技能.

白求恩院长的工作相当繁忙,我们聆听他讲授及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刻精辟的言传和率先垂范的身教,都给我们学员留下了刻心铭骨的记忆.

我第一次见到白求恩院长是他给我们学员讲授时政和医学常识.他身材魁伟,衣着简朴,白色透红的长方型脸庞,黄发小背头,炯炯有神的蓝色眼睛闪烁着坚毅、睿智的光泽,给人以威严、慈爱、爽朗的感觉.他用英语讲授,由翻译用汉语转述.他在时政讲授中,谴责了挑起这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法西斯侵略者,衷心祝愿爱好正义和平的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争取早日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他在医疗救护专业讲授中,除传教职业技能外,一再教诲医德准则：“把病人的痛苦要当作我们的眼睛一样对待,万万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其事；”

他还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医务人员,要经得起超凡的苦累,要能喝一盘血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才能救死扶伤.这是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应具有的良知道德.”

1940年百团大战开始后,我们这批学员同白求恩医院的医务人员密切配合,夜以继日地进行了伤病员的抢救工作.

白求恩院长更是繁忙不已.他除了组织领导工作外,还要亲自做不少的重伤病员手术.

我们的战地抢救工作虽然又苦又累,但在火热的政治生活鼓舞下,想到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想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等人无私无畏在为抗日战争舍身忘死地拼命工作,就都能以苦为乐,以累为荣.当时,抢救工作的困难是如今人们难以想象的.医疗器械和药物及用品相当奇缺.如抢救所用的夹板、牵引架等都是自造自创,虽简陋却适用.做手术所用的消毒剂,莫说无酒精可用,就连盐水也没有.消毒员只能以当地的霜白土(盐碱土质)熬出的水使用,用粗麻煮煮当纱布用.有从前线缴获的日本重机袋空袋子,我们就拆下纱布来留给重伤员包扎用.

白求恩院长时常骑一匹黑色大骡子奔走于流动医院及抢救战地.骡背上搭一个桌形鞍子,上面略平,两侧有放医疗器械的抽屉,自起名为“卢沟桥”.他每到现场,下了骡子,放下“卢沟桥”支起,取出器械就可以进行抢救工作.白求恩院长的“卢沟桥”桌形鞍子,不知抢救了多少抗日的八路军将士等

白求恩医院的医务人员及我们这批学员,在白求恩院长的言传身教及高尚品德感召下,每个人都以热忱、认真、精心、至诚的负责精神,对伤病员进行救死扶伤的医疗护理工作,使他们尽快康复,重返抗日战场.

1941年2月,我们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艰苦的学医经历,回到原卫生队继续工作.1942年7月,我们卫生队驻扎在山西武乡县的砖壁村.当得知白求恩院长因公殉职的噩耗后,大家都悲痛不已.在一二九师卫生部钱信忠部长主持下,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伟大而平凡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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