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世敏: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

2010年8月16日,兰州市一家自助餐厅.77岁的邹世敏走了进来.怎么写作员向她打招呼,邹世敏说：“先不要开单,我要看看菜.”她把台上每个菜都看了一遍,然后肯定地说：“你这些菜不值这么多钱！”怎么写作员的脸色沉了下来,邹世敏却根本不看她.

2009年,邹世敏成了新闻人物.2008年12月,兰州市大面积停暖7天,邹世敏因寒冷患肺炎住进医院,前后折腾了一个月.2009年4月,邹世敏将市热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一审法院判邹世敏败诉,邹上诉中院.热力公司3次上门调解,口头道歉,并愿给她一笔钱.但邹世敏宁愿不要钱,也要对方书面道歉.由于邹世敏坚持在调解书上应写明“道歉”二字以及为何道歉,故调解失败.二审又判邹世敏败诉.之后,她将官司情况详详细细写了4篇帖子,发到网上.

“通过这个官司,我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在为功名利禄活着.”邹世敏说,“有的人是蹲着观察,等邹世敏官司赢了,他也去打官司.有的人是坐享其成.我是为兰州20万人、7万户受冻的家庭说话,你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都不敢吭声,让一个孤老太太说话！我们的公民意识哪里去了乡愿和犬儒之风盛行,这次又让我深刻地体验到了.”

官司立案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邹世敏家采访并询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等邹世敏官司打输,大部分媒体记者就都不来了.

邹世敏说她现在对人没有好看法.离异多年的她,只能孤身住在一套屋子里.很多“”都变成了“怪人”,邹世敏说她也是“怪人”,因为思想跟别人不一样.“尽管受过这么多摧残,我还要对社会尽一份责任.”邹世敏说,“我这个取暖官司是兰州的民生大案.这个官司不打下去,会成为我的心病,迟早会冒出来.不管输赢,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赢了,是社会在进步.”

邹世敏的这份坚持甚至“偏执”,和她一生的遭逢是一脉相承的.

整人与“考验”

1950年代初期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是邹世敏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但很快,风云突变.

1955年风,邹世敏男友因为曾听说苏联红军在东北妇女和边界的事,去向团小组长汇报,组织上把他拿出来批斗,说他反苏.男朋友哭了,邹世敏推开他,去找团支部书记理论.书记望着她不说话,却很快把情况向上级汇报了.

风后,1956年又搞肃反.邹世敏班20名同学,肃反对象有4个.一个从南方来的学生爱戴墨镜,就有“特务”之嫌.另一个同学,家里寄来个医用听诊器,被说成是“器”,让她交待问题.白天斗,晚上斗,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寄来的信件都被搜查.

自从开了这些会后,邹世敏心里有事.老追着问肃反小组长：“怎么不给她们下结论”肃反小组长说：“这是考验她们.”邹世敏很是反感：“你把侵犯人的尊严作为考验”她憋不住,跑去问政治指导员.指导员一见邹世敏很高兴,说：“这次肃反,上面定的指标是5％,我肃了10％,上面表扬我了！要提拔了！”邹世敏一听,转身就出来了.

“大鸣大放”后接着是“大辩论”,实际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学校首次大辩论会的对象是一名任姓教授,名曰辩论,实则批斗.任教授沉默以对.邹世敏离开座位,走上讲台发言：“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开展批判,无异于压制鸣放等我看不出任老师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全场愕然,哑然.邹世敏回到座位后,一个东北同学小声说：“我以为你上厕所去了,谁知你上了讲台.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上台讲话”

主持反右运动的领导找邹世敏谈话,责怪她：“一向听党的话,但这次经不住考验了.”又说：“李祖怡已定为,打算开除他的党籍.”李祖怡是上海籍学生,鸣放运动中,他在校刊连续发表5篇文章,号召同学们帮助整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思想活跃再活跃”.邹世敏一听,站起来说：“开除李祖怡的党籍,我就退团！”扬长而去.

1957年8月,临近毕业,学校召开对邹世敏的批判会.一年前已分配到哈尔滨工作的男友几次向学校来信,要求将邹世敏分配到哈尔滨.1957年9月,邹世敏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上班后,邹世敏立即给学校写信,表示对批判不服.10月,学校给医院寄来材料,医院卢书记叫邹世敏去看.材料为邹世敏罗列4项罪状,并说她“对错误至今不认识,要来沈阳核实申诉”,定性及处理意见为：定为一般分子,每个月发给生活费30元,考察期一年.

邹世敏气愤而颤抖地看完材料,说材料与我本人面目全非,不能签字.说完就走了.这份没有签字的材料,从此压了她22年.

习惯孤独

刚参加工作就成了“”,陌生的同事不愿与她接近,跟她面对面坐着的医生,只顾自己看病,8小时不跟她说一句话.邹世敏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会上不讲话,会下不与人交流.

1959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邹世敏结了婚,怀了孕.每月30元生活费只够养活自己,向同事借钱时遭遇的斜眼和讥笑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她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这件事,邹世敏至今不后悔：“我不要孩子,也是一种自尊,因为我不能自立,养活不了孩子.”

一年考察期已过,邹世敏找到医院人事科,要求给自己定工资级别,不被理睬.1960年,卫生部要在兰州医学院建立卫生系专业,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抽调数名教师,其中有邹世敏的爱人,邹世敏随之调到兰州,分配到兰医附属一院内科工作.

1959年起,全国分批给“改造好了的”摘帽.兰医在校均已摘帽,只剩邹世敏一人,因为她拒不承认自己是.

回想往事,邹世敏说：“我不承认,这是对我内心世界的维护.我提的意见不是政治层面的,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只是为别人叫屈,就被打成.连我这样的人都定为,说明当时没什么法治,根据个别党员的意见、单位的意见,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这对国家来说,就不是正常的.”

单位没人再与邹世敏谈一句工作以外的话,邹世敏也不与任何人接近.产期临近,邹世敏去了爱人所在的四川,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女儿三四岁时,邹世敏给她讲故事,每讲到一个角色.女儿都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邹世敏一怔,心想：“孩子,你的母亲就是‘坏人’,如今众叛亲离,你将来也会与我划清界限吗”

人性的变异

女儿刚生下时,留在四川由父亲照养,邹世敏独自回兰州上班.由于思念女儿及无人可与诉说,十分苦闷.医院一个领导去宿舍找她谈心,邹世敏不免吐露些冤屈压抑,谁知领导一下坐到她身边,动起手脚来.邹世敏立即站起来,说：“我是把你当老干部看的！”“老干部”临走前还问：“你不愿意”不久,人事科通知邹世敏去酒泉农建十一师报到.那是一个偏僻的农场式单位.邹世敏猜测自己遭到了报复.但是,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由于兰医已往农建十一师送去过两名,接收单位认为兰医是在“卸包袱”,坚决不同意再接收邹世敏.

“”开始了.大字报、批斗会,邹世敏都去看,但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周围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思想上一有想法,就会付之于嘴巴,1957年不就是这样跌下去的吗她甚至庆幸自己1957年被打成,有了教训,加上有了孩子,决心不再参与政治.“如果不打成,没孩子,我可能会是像张志新一样的下场.”邹世敏说.

很快,有人贴邹世敏的大字报.有一张的标题是《揭发》：“分子邹世敏曾给我几斤粗粮票,是企图拉拢我.我正告你,这是痴心妄想.”

邹世敏说事情的原委是：“一个护士上夜班时,跟我说家里吃不饱,我给她几斤粗粮票.给完就完了.‘’时,她怕我提起,先下手为强,反而给我出大字报.我现在见了她和她爱人,都已白发苍苍了,我都不理他们.”

邹世敏又惊又喜的是,她竟然看到了爱人写的大字报.喜的是很久没有接到爱人的信了,终于有了他的消息,惊的是大字报的标题是《对邹世敏的揭发信》o爱人揭发她到处搞翻案活动,至今不承认是.“我当时处于包围中,群众都不理我,我只有跟病人讲话,处境十分孤立,爱人又来攻击我,差一点置我于死地,人真是最坏的东西！但他用‘批倒批垮’的说法,不说‘批臭’,说明我在他心中还是有感情的,但迫于形势,他要跟我划清界限.所以又惊又喜,这真是很奇怪的感情.”邹世敏说.

1968年4月,34岁的邹世敏进了统管组,俗称“牛棚”.说“左派打,算什么打人”的内科主任也进来了；给邹世敏贴大字报,说应将她送去劳教的内科副主任也进来了.副主任身高一米八,走路昂首挺胸,管理人员看不惯,让他低头勾腰,身姿要跟手里的铁锹一般高.副主任屈膝行走,犹如戏剧中的武大郎扮演者,一旦他直起腰来,管理人员就破口大骂.邹世敏以前不会骂人,跟着管教人员学会了“他妈的”等脏话,以为是劳动人民的粗犷本色.

有一天,邹世敏看到院长、教授、科室主任们排成一队,沿走廊转圈儿跑,边跑边喊“我有罪,罪该万死”！管理人员在旁监督,不停催促：“狗日的,跑快点！”这队人跑累后,管理人员将他们叫进房间,站成两排,随手指着屋中物件,让他们用英语回答,说错受罚.被管教者炫耀争宠,互相指错.邹世敏说这让她想起古代贵族们为了取乐,豢养斗士,让他们互殴的情景.“这哪是改造人,简直是折磨人,是流氓教育.”

“政治斗争对每个人的人格都有损害.”邹世敏说,“我不承认,不告密别人,我能做到这样,是良知的坚守.”但她说自己也绝不再轻易相信人,而是极审慎地接纳人,极挑剔地观察人,极警惕地防范人.她的童心、爱心、同情心,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湮没.在当时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她习惯了不思考、不发言,有想法也主动刹车.

摘帽与改正

1969年6月27日,医院召开大会,革委会主任宣布给邹世敏摘掉帽子.邹拿着发言稿上台,大肆宣扬劳动能改造人,能改造世界观.后来,回忆这幕场景时,邹世敏写道：“等当念到这里时,我心里掠过笑意,笑人们相信轻飘的谎言,不相信痛苦的真话.”

30多岁的邹世敏,头发已全白.摘帽后,有位从夹边沟出来的跟她说：“为了体现党对你的关怀,你应该把头发染黑.”邹世敏黯然无语,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的黥印还刻在自己脸上.那时她不会笑,偶尔一笑,别人说是苦笑.

她说,跟她这个“反面教员”共事这么多年,同事们从她的经历中学到的是“乡愿”和“犬儒”.“不能耿直、善良、敢言,尤其不能对当权者提出异议；只要组织上一声号召就积极响应,绝对不会犯错误.”

1979年3月的一天,全院职工大会,革委会副主任宣读了对邹世敏的“改正报告”.邹世敏心情非常好,开始觉得自己是这世界的主人,“阳光是我的,脚下的地是我的,病房都是我的.”20几年没照过相的邹世敏,染了发,烫了发,去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模仿蒙娜丽莎的微笑,另一张模仿电影演员秦怡.

1999年,退休10年的邹世敏把自己被打成的经历写了本书.“它不光是我个人的历史,也是时代的一页.”邹世敏说.“我对过去没有叹息,也没有眼泪.把我们这一代人做成这样,是国家的损失和悲哀.一个人生来就是要为社会奉献的.我以我的经历给社会做出了奉献.我以能写出这段历史为荣.”

邹世敏又说：“反右扼制言论,导致以后的‘’,这些做法与我的良心非常抵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了磨难、痛苦.从内心世界来说,我没有被打倒,不是我对政治多么清醒,当年,我也没有什么宪政自由等想法,只是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冤枉的.”

2002年12月,邹世敏自费出版了这部作品,书名原为《变异》,意指政治运动对人性的异化,“批斗、打人、抄家,夫妻闹离婚,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等都是一种变态.”但编辑让她换个名字：“社会主义一片辉煌,怎么能叫《变异》你这书名在审查讨论时肯定通不过.”邹世敏将书名改作《追寻》.书出版后,邹世敏给全国各大高校、国家图书馆及各省市区图书馆以及朋友寄赠了600多册.

甘肃省据说有2万多名,只有和风鸣和她两人写了书.邹世敏托和风鸣把自己的书寄给北大教授钱理群.钱理群读后,撰文《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文中写道：

“这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最可贵的精神与品格是‘不肯苟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这样的凡事苟且的国民性如何形成,它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根源,都很值得研究.这其实正是种种恶行在中国一直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民族灾难要从民族精神上寻找原因.正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绝不苟且,守住底线,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因此,这位因不肯苟且而自踏死地、惨遭种种不幸的女人的悲剧,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每一个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的人们,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在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与内疚.而我们早已失去‘知耻’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