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五四”眷恋与疏离

内容摘 要 ：丁玲在解放区文学初期仍保持着源自五四文学创作精神的相对稳定的持续性.本文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探究本时期丁玲的“启蒙”意识.包括对封建制度及其落后思想文化的抨击,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女性解放的热烈追求等五四主题的回归与认同,肯定丁玲真实反映民族革命解放中存在的落后与不足的进步性,具有深刻的历吏内涵.

关 键 词 ：五四文学　延续　封建残余“人”的价值　女性解放

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的时代的烙印的作家”,于1936年到达延安陕北根据地.她一方面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与政治敏感地洞悉与歌唱新制度、新气息下的新生活,另一方面作为五四落潮期中成长的第二代中国女性作家,她不自觉以启蒙者的菁英意识为革命“揭出病苦”,带着对五四文学精神的自觉认同与回归,反映延安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内部矛盾,张扬“人的解放”的现代意识.

丁玲在解放区前期,即1936～1942年间的创作,可以看作是她由启蒙话语向主流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归依的转折.笔者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论述此时期丁玲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一、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说：“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贞贞生活的“霞村”便是这一论述的最佳体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野蛮固然是贞贞悲剧的主要原因,但仔细探究,封建主义的落后制度与狭隘意识亦不可忽视的.

作品中,贞贞是因为与穷小伙夏大宝恋爱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被日军掳去的.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将她推上了悲剧的悬崖,几乎是配合着日本的民族压迫,彻底改变了贞贞的一生.更为残酷的是,当贞贞为革命做出“特殊牺牲”,伤痕累累的回到霞村时,迎接她的不是乡亲与家人的谅解与关怀,而是即便“我”这个外来者――客观的道德评判角色都无法忍受的冷酷蔑视与恶毒诅咒.“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缺德的婆娘”“弄得连破鞋还不如”,“谁还肯要鬼子用过的女人！”“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而骄傲了.”这些封建意识的束缚和流言蜚语的诽谤,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诅咒,是小生产思想习气所代表的保守和愚昧.丁玲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杂货店老板那一类人”的无知小市民恶习的卑劣麻木,正是有意为之的批判愚昧固守旧道德的民众,批判这些“看客”式的民众背后强大的封建权威主义的道德.这类生动真实的描写,让人们看到了“古老的封建鬼魂是多么顽固地缠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窥见了“一个由几千年封建小农意识汇聚的无意识杀人团”.在这里,丁玲继承了五四文学的经典主题――国民性批判.

二、肯定“人”的价值的实现

贞贞是个年仅18岁的少女,而多舛的命运带给她的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迫.然而这样的少女却拥有“象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的一双眼睛.丁玲把她塑造成“善谈吐,关心学习,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分明是一个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的农村少女形象.”即便是谈起日军的凌辱和村里人的嫌厌,在贞贞看来,平静地只像是“回忆着一件辽远的事”,她更坚信“我一点也没有变”.面对人生中的困境,贞贞觉着“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得“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的确,人的高贵性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并且能自觉地按照人的方式和要求去做.这也是贞贞超越了丁玲早期笔下梦珂、莎菲一代的地方：“五四”文学中的青年作家虽大力发掘“人”的文学,却常带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伤的精神标记.而此刻丁玲笔下的贞贞,虽然同样面对困惑与孤独,却始终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绝望,选择奋斗,坚定不移的渴望实现自我“活”的价值.贞贞是新的,她拥有“经过抗日战争而新生的中国以及由此培养出来的新的人物形象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她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展现了自己的价值,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她的人生早已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这是鲁迅笔下“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对于“人”的自我价值认识的延续和飞跃.这里丁玲是以启蒙者的菁英意识肯定了贞贞的“人”的价值.如果说“五四”文学感伤的精神标记是源自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衰弱时苦苦追求新生的精神历程,那么“贞贞们”的奋发决绝则是中国走进光明,历史巨大进步带给青年的蜕变.

三、探究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

丁玲基于女性意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延续着五四启蒙意识所带来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经过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时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丁玲的女性解放意识比之前进步、理智得多.《我在霞村的时候》正是丁玲沿着在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女性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在女性解放的总主题下,对身心俱疲却乐观自信的贞贞从笔底发出的赞美之情.

丁玲用一种严肃、整体的历史眼光,挑剔地审视着革命战争期间的解放区生活,深刻地发现了女性利益与革命、政治的不协调性.贞贞的“不贞”是由谁造成的,答案固然是“鬼子”,但我们同时也发现,边区政府对贞贞的身体也未必“仁慈”.她放弃逃跑的机会,利用军妓的身份收集情报,这是贞贞染上“不名誉,难医的病症”的原因之一,这是革命对女性的残忍.“她的肉体被战争双方野兽般的糟蹋,一方利用她的肉体,而另一方则把这作为搞到对方情报的手段”,正是由于敌我双方都“赋予了女性身体同等的价值观”,贞贞才可以往来于两者之间,完成任务的.在小说中.整个社会环境下女性观感是建立在男权话语的基础之上的.“贞贞们”,她们虚弱的呼声完全被遮蔽了,不仅承受身体上的性别弱势,更要面对“看客们”传统观凌驾的精神困境,这其中凝结着中国几千年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压抑的缩影.女性追求自己的社会利益,是否要认同和接受男权主导化的社会标准呢这是在中国女性解放所必须要客观面对的问题,它不仅仅针对民族压迫和封建残余观念,甚至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些根本性变革――革命事业定要给予女性一个“人的权力”的生存环境.换句话说,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权体制的问题.

小说的最终是安排贞贞决定到延安去治病和学习.这是丁玲为其寻找的生存之路――走人社会.“妇女解放”的主题,它已与社会、时代以及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实践是解决女性个人问题、精神困境进行自我救赎的有效方法.因此,有学者认为丁玲“实际上是想在‘战时文化规范’笼罩下的解放区延安重新建立起‘五四’运动文化规范”.这种提法是具有合理性的.以《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版本修改为例,原载于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上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与“我”聊到在日军中继续求生的原因时,为：“现在呢.我再也不那么想了,我说人还是自找活路,除非万不得已.”修改本为：“后来我同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站,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到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这明显的“政治修改”是为了给当时延安革命真实存在的不良现象“打圆场”,试图掩饰树立贞贞“个人主义英雄”的倾向,将生存的动力生硬地归结于革命政治的力量.这其实也证明了丁玲后虽有意归流于当时总的政治文化潮流,但骨子里源于五四精神的主体性言语依旧不自觉地支配她在关注现实政治的同时肯定个人的要求.政治理念的介入,使丁玲有意识地向主流政治话语靠拢,控制写作方向.她更加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试图以文学来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为人民指出正确的革命方向.

四、综述

丁玲解放区初期文学创作上,曾因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创作受到了极大的政治批判,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与当时执政力量试图建立的“战时功利主义”文化规范相摩擦,甚至于大胆挑战了延安主流政治话语权威.她在本时期的创作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开拓性地将民族救亡与反对封建残余,重塑民族性格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尽管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十分强大,但她没有一味的歌颂与附和,仍对革命内部的不良现象,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深剜封建残余毒疮和压抑个性的不彻底“”.丁玲勇敢的保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精神追求,她一贯关注和表现“人”的命运的创作理念,让她在“战时文化规范”的枷锁下顽强地以启蒙者的居高之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而这也正是丁玲解放区文学时期创作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