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回乡知青的三年经历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以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贵州兴仁县大山区的一个彝族村寨,直到1978年4月上大学才离开.在这短短的3年中,我亲历了回乡知青生活、农业学大寨、逝世、赤脚医生、割资本主义尾巴、恢复高考等重大事件.现仅从个人角度,记叙如下.

回乡知青

知识青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提起知青,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仅指下乡知青.其实,知青有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分.下乡知青,是指有城镇非农业户口,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他们一般会被集中安排在条件好一点的生产队；回乡知青则是指农村户口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他们必须从哪个生产队来,回哪个生产队去.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就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我父亲是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的一名老战士,他于1949年6月随部队由江西上饶西进到贵州.以后在贵州兴仁转业从事地方工作,此期间与我母亲结婚,从此把家安在了我母亲所在的彝族村寨.按照子女户口随母亲的政策,我一出生自然成了农村户口.

当时让回乡知青很迷茫的是,同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学校学同样的知识,毕业后为什么会是两种待遇?譬如,下乡知青到农村去,都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像参军一样胸戴大红花,欢天喜地乘政府派的卡车下去,国家还给予生活补贴粮油补助,有的地方还派带队干部去陪护指导.在农村劳动锻炼满两年后,就可以根据个人表现推荐回城参加工作,成为住在城里吃“皇粮”的人,并且在乡下当知青的时间算工龄获得工龄工资.而回乡知青则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无声无息地卷起铺盖各自回家,欢送、补助、补贴是不可奢望的.回乡后,只能革命加拼命,等待百里挑一的好运降临——被推荐上大学、中专跳出农门.否则,是不可能有工作的,除非被推荐参军并在部队提干.这种截然不同的知青政策,对回乡知青来说,是心知肚明、刻骨铭心的.

由于城乡户口的差别,回乡知青似乎一出生就低人一等、矮人一截,要想取得非农户口,必须付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艰苦努力.所以,我一回到家乡,就立即投身农业生产劳动中.生产队的玉米成熟了,就和社员们用挑篼去挑回来.到河边收玉米,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男劳力用挑篼挑,女劳力用背篼背,要爬5华里陡坡,有些石坎比膝盖还高.将玉米挑（背）到公房过称后,每百斤计10个工分.第一天,我竭尽全力挑回了114斤玉米（挑篼一律减10斤）.这是我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爬坡,气喘吁吁、挥汗如雨,累得半死.第二天又去挑,肩膀痛得难忍,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如此连续一个多星期,肩膀就不再痛了.去山下的河边收稻谷,要扛两个搭斗去.搭斗用泡桐板做成,上口约4尺,下底约3.5尺,呈梯形,大概有80多斤.扛搭斗是难度大危险性也大的活.难在只能看到脚下的路,危险是岩口下面陡而悬的路段.由于扛搭斗的人被罩在斗里,无法估计斗跟石崖的距离,一旦撞上就可能人仰斗翻摔下去,难免受伤甚至性命不保.因此,扛一个搭斗需要两个人换着扛,没有扛搭斗的人负责指挥,扛搭斗的人往返每人计20个工分.为挣工分也好,为挣表现也罢,反正我也争着扛了几回搭斗.秋收后,在一个叫“冲子头”的槽子地里,我又参加了眼、炸石头、砌堡坎等繁重的治山治水劳动.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那时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形象称呼,指打赤脚或穿草鞋走村串寨,为社员治病的乡土医生.从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开始,这种农村医疗制度就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保证当时中国农民的健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我所在的大队,却没有“赤脚医生”.区里为解决农村无医无药、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专门举办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分配给我们公社3个名额,我和其他大队的2名初中文化的青年参加了培训.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这个志向缘于我父亲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他经常对我说：“在农村,你要是给人治好小伤小病,人家对你会感恩戴德感激不尽.”在这期培训班上,除了区医院的西医师、中医师授课外,还专门请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领导来授课.为了争取做一名合格的“赤脚医生”,给群众治愈小伤小病,也为了争取将来被推荐上医学院积蓄优势,我在培训中认真地听课,刻苦地学习.这次培训,使我懂得了治疗伤风感冒、小伤小病的医疗技术,能开一些治疗小伤小病的处方,学会了注射.记得当时有一课是培训接生婴儿,县妇幼保健站的老师用一个侧面开有椭圆形洞、缝有两片塑胶的纸箱,内装一个布娃娃做示范.我主动要求操作一次,老师看后肯定很符合技术规范,给予高度评价.区医院妇产科医师黄金德在为一个产妇接生的时候,还特意安排我们观摩实际操作.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接生技术.

培训结束后,我开了一些治疗感冒、腹泻、伤痛的常用药,医用棉签、酒精回乡备用.寨子里的人生了病,我就主动给他们治疗,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那时大队没有钱,办不起医疗,我的“赤脚医生”梦终究没有做成.

农业学大寨

1976年初,党组织挑选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有幸入选了（财政每月发给25元工资,第二年提高到28元,交本生产队9元,每天记30个工分）.按照县委的安排,工作队员先集中到区里参加培训.内容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工作队任务、工作纪律等等.县委要求每个队员要自带行李,住在农民家里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分组讨论中,队员们谈认识、讲收获、表决心.集中培训结束后,我作为驻新寨公社工作队队员,队里安排我负责杨柳大队小湾生产队的农业学大寨工作.

入村的当天,我吃过晚饭就召开群众会议,向群众宣传了农业学大寨的重要意义、县委的要求、工作队的任务、当年要达到的目标等,并和群众讨论当前的生产.第二天起,我就和群众开石头砌堡坎、挖地边、开生地、种玉米、收油菜、割小麦.下半年,队部需要一位秘书,我被选调到队部工作.白天,跟随工作队长到各大队、生产队了解工作情况,晚上在昏暗的电灯（自办电站电量不足）下整理材料、写工作简报.工作队秘书的工作与公社秘书的工作有些交叉,如开会做记录、接向领导报告、向区里汇报工作情况和交售公余粮进度等.这一年,我尽职尽责地工作,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受到县委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