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赖和是台湾日据时代一位深得民众爱戴又倍受文坛推崇的爱国作家.在台湾,有“到处人争说赖和,文才海内独称高”之说.他为台湾新文学“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被誉为“台湾鲁迅”、“台湾新文学之父”.

启迪民智

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1894年4月25日出生于台湾彰化.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日本占据,刚刚步入人生的赖和便沦为被迫离开祖国母亲的“孤儿”.赖和长到10岁,为不剪辫子,他拒绝进入日本人办的公立学校读书,而在当地接受名儒黄倬其先生的汉文教育,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16岁时,为谋生计,他不得不进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学医,毕业后回家乡彰化创办了“赖和医院”,从此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他一生行医,救治了无数患者,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名医.

1917年,23岁的赖和内渡到福建厦门,在博爱医院工作了两年.这时的祖国大陆,正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发展时期,新思潮、新文化激荡着他爱国救国的情怀.他看到文学在社会变革时期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文学决不应是上层人士的专利品,而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自己的责任不应仅仅是救治民众身体的病痛,更重要的是为民众的灵魂医治创伤.自此他摆脱了数年来“欲救国而不得”的苦闷,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1919年“五四”运动后,赖和回到台湾.他一面行医,一面与文化界同仁酝酿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从启迪民智入手,在自己的医院里开设阅览室,传播新文化,启发青年人的爱国觉悟,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化人才.1921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被推举为理事.在他的身边,聚拢着一大批爱国青年,他成为期间的领袖人物.因此,他被日本驻台湾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剌,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3年,台湾民众的反日运动进一步发展.一些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了“台湾黑色青年同盟”,专与日本作斗争.日本殖民者称之为“治警事件”,借机禁止人民结社,并于12月8日突然袭击,逮捕了40多名反日志士,赖和也在其中.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但赖和是不屈的.经友人营救出狱后,他继续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并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赖和怀着满腔忧愤,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

唤起民众

1921年至1930年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期.在这一时期,赖和不仅率先竖起台湾新文学第一面旗帜,而且是新文学运动的卓越组织者和积极实践者.他先后担任《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主编和《南音》、《台湾新文学》的编辑,为发展新文艺、扶掖后来者倾注了大量心血.正如台湾文学评论家杨守愚所作的评价：“赖懒云是台湾新文艺园地的开垦者,同时也是养育了台湾小说界以达于成长的保姆.”

20世纪20年代初期,赖和与张我军、黄朝琴等几位受过“五四”文学运动洗礼的先驱者一起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当时日本在台湾推行文化强行同化政策,学校被迫使用日文授课,汉语言文字在台湾的命运岌岌可危.白话文运动“恰似夜雾迷蒙中的金鸡一唱,呼唤着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赖和向社会发出呐喊：“苦力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就没有价值.”他向文坛呼吁：“不要登载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字”,“要创造有台湾色彩的文学”.

赖和一边加强新文学革命的宣传,一边积极投身新文学革命的实践.1925年8月,他写下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发表在《台湾民报》上,描述了处在殖民高压湾民众的深切痛楚和不屈的意志,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

1925年10月,赖和的家乡彰化二林地区的农民组合“蔗农组合”与日本的“制糖会社”展开了斗争.这是日据时代爆发的首次农民抗日运动.日本驻台殖民当局出动百余名进行镇压,逮捕了数十名蔗农和台湾文化协会骨干.赖和目睹了这一暴行,满腔悲愤,以《觉悟下的牺牲――寄二林战友》为题,写下了第一首新诗.他不仅从“二林事件”中看到了同胞的“觉悟”,而且以“战友”相呼,显示了他鲜明的斗争立场和爱国热忱.

1926年1月1日,赖和又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以批判封建礼教、鞭笞社会恶习为主题的短篇小说《斗闹热》.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从此他进入一生创作的期.他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比较著名的除《斗闹热》外,还有《一杆“称仔”》、《丰作》、《不如意的过年》、《善诉人的故事》等.

赖和生活在台湾日据时代,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政治上高压奴役、经济上残酷榨取、文化上强行同化的统治,这是一个灾难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觉醒斗争的时代.赖和的小说作品正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他以朴实的文笔将日据时代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剥露在读者面前：“终岁何曾离水火”的政治压迫,“剥尽膏脂更摘心”的经济掠夺,“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衰败凄惨场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恶不作、为虎作伥的“补大人”（台湾殖民当局招募的充当日人爪牙的）的丑恶嘴脸,等.在他的小说里,绝少悲壮的生死搏斗,也无的豪言壮语,力量来自逼真的写实,直揭到日据时代政治疮疤的刺痛之处,有力地点拨着埋在人们心底的愤怒之火,以唤起被压迫者的奋斗的意志.这种思想启蒙看似“温和”,实则深刻,具有韧性的战斗力.

关于赖和的小说,文学评论家叶石涛有这样的评价：“他以果戈理般的讽刺描写了殖民统治下本省农民的悲惨的生活情况,揭示了日本统治下本省人苦难的诸样相.他替本省乡土文学竖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以后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在他以后出现的作家中虽然每个人都有别出心裁的风格、思想和手法,但还是依循着他的这一条路走着.”

在赖和的诗作中,最为著名的是他以“雾社起义”为题材创作于1931年4月的《南国哀歌》.1930年10月,台中州能高郡雾社庄（位于今南投县仁爱乡）的高山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决定在10月27日“台湾神社祭”（驻台日本当局祭祀当年侵台的罪魁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活动）时举行武装起义.他们组织起一支400多人的武装队伍,突袭雾社庄日本统治者集中举办联合运动会的会场,当场歼敌130余人,并迅速占领全雾社.随后,大批日军前来镇压,全社人民奋起抗击,与日军激战一月之久.日军恼羞成怒,竟出动飞机投放毒气弹,终于在12月初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这一震惊国人的起义,使赖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清楚地看到,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百姓都是被压迫的同胞兄弟,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中需要团结一致,协力对敌.于是,他以笔为,以满腔的热情,鼓舞人民团结战斗,铁血交拼：

兄弟们!来――来!

来和他们一拼!

凭我们有这一身,

我们有这双腕,

休怕他毒气、机关!

休怕他飞机、爆烈弹!

等

目前的幸福虽然享不到,

也需为着子孙斗争!

这激昂的诗句,像一枚枚投向敌人的重型炮弹,又像一面面在黑暗王国中给人民展示方向的鲜明旗帜.

活在民间

赖和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1927年,他参加了台湾民众党,担任干事.1928年台湾成立后,他积极拥护并亲身参与台共领导的工农抗日运动.1934年,第一个全台湾的文艺团体――“台湾文艺联盟”诞生,赖和被文坛同仁公推为委员长,但他坚辞不受,后才改选为张深切.新文学运动的滚滚浪涛把赖和推为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驻台殖民当局以“思想问题罪”再次把赖和投入监狱.在狱中,他眼见日军日暮途穷,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日渐西斜色渐昏,

炎威赫赫亮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

回首东方月一痕.

在狱中,敌人残酷地对他进行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他斗志未曾稍减,坚持在狱中写日记,记载日军在台湾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这场50多天的牢狱之灾使他的身体严重受损.1942年他出狱后仅过了一年,就于1943年1月31日病逝,年仅49岁.临终前,他用力捶击床板,大呼：“不看到日本仔倒台,我死不瞑目!”

赖和不仅是台湾新文学当之无愧的先驱者,而且是具有“非常坚定的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者.在民族斗争第一线,他是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不忘民族大义.在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同化的高压下,他身着唐装,从来不穿日本服装,不用日文而使用中文写作（当时许多作家被迫用日文写作）,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赖和还是活在人民心中的平民作家.彰化地区的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诗医”、“和仔先”.他不仅为人民医治病痛,更为人民医治精神创伤.他与百姓融为一体,与人民息息相通,他去世后,台湾人民把他奉为神朔,将他的骨灰供奉在忠烈祠里.这位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辞世的华夏赤子,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世代缅怀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