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能成为丛林

如果说由于动物的无节制繁衍,侵占了人类的领地,如《西游记》里的狮驼国,以致社会变成了“丛林”,这属于小说的话.那么,由于人类大规模砍伐森林,导致动物失去家园,如两双版纳的野象群,从而丛林变成社会,则是完全可能的.

丛林变成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于人类的影响是渐进的,似乎威胁并不急迫.如果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被引进社会,人们不仅将失去免于匮乏的自由,也将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就像一头猛兽挣脱锁链,扑向人群熙攘的街市,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常识出发,人们只有将猛兽关进笼子,限制其活动,方能兴利除弊.然而,在当今中国,在许多地方,有两头失去控制的“巨兽”,日甚一日,变本加厉,不断制造着吞噬生灵、撕裂社会,危害和谐的新闻,那就是权力与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也是一种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湖南：行政权力“作茧自缚”》(20lO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探索,才值得期许.

将权力赋予“兽性”,并不是笔者的生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人治现象时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此,“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政治学》)权力的效应,使得古今中外不少仁人志士认识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论法的精神》).而权力制衡正是清除社会领域“丛林法则”的决定性措施.权力制衡的思想,既不姓“资”,也不姓“西”,我国盛唐时期曾设立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有人认为这正是“二权分立”的雏形.元朝政权则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更加重视权力制衡.元世祖忽必烈对臣下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明叶子奇《草术子,杂制篇》)谈到权力制衡,不能不提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许良英先生指出,阿克顿的原文其实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权力本身就会腐败,翻译时塞进“导致”或“使人”两个词,无异画蛇添足(2010年第7期《炎黄春秋》).

在我国,对于权力的“兽性”发作,其实有着许多预制的“笼子”,那就是监督制约机制.然而,这样的“笼子”和机制,大多是“银样蜡头”,中看不中用.民间谚语曰：“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即为明证.正因制约机制的无力与缺位,“丛林法则”似乎居于主导地位,权力的骄横与资本的贪婪,每天粉墨登场.在利益的链条上,权力与资本的联合体,如同一辆失去制动的铲车,呼啸着、狂奔着,扑向城市、扑向农村,所过之处,瓦砾遍地.权力强拆,成都唐福珍葬身火海；权力逼奸,凤凰少女跳楼自尽；权力冷血,河南张海涛开胸验肺.权力对公众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江西宜黄县官员)；权力对媒体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河南郑州规划局长逯军)权力对商家说,“与政府作对,就是恶”(重庆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在资本的淫威之下,年轻的生命连连跳楼殒命,每年上千名矿工葬身矿井.“丛林法则”之下,“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被置之脑后.

权力的傲慢与骄横,权力的腐败与贪婪,一旦到了临界点,极易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荡,极易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灾难.最为明智、最为稳妥的选择,就是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精神,积极主动地启动政治改革,通过人民授予权力,通过法治限制权力,通过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权利监督权力,促使权力真正运行到“为民所用”的健康轨道上来.媒体关于湖南省限制行政权力的探索,应当视为政治改革的新尝试.唯愿这样的尝试与探索不再是个案,并应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毕竟不能成为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