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为人知的做官史

点赞:22645 浏览:10511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鲁迅的“仕途”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是,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当时任教育总长的是蔡元培,鲁迅的好友许寿棠举荐了他.

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并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这期间,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等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三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余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做官课程表”

虽说教育部有些忙闲不均,但当差也不是白吃饭的,总有些许公务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凡此种种,统统可归入鲁迅所戏称的“做官课程表”.

1.阅处公文.

2.开会.

3、办会.鲁迅1913年2月参加“读音统一会”,会议代表意见不一.作为实质上的办会人员,鲁迅不得不居间调停,拿出一套解决方案,幸获通过,促成会议胜利闭幕.

4、外出调研.担负筹建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重任,鲁迅时而与司长、同事一起到实地调查,选址布局,皆需有具体的指示.

5、部门交涉.鲁迅与内务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还《四库全书》,二为通俗图书馆借址公园事.凡此皆需求人.

6、应酬与仪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董次长接见,“谈至六时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鲁迅“同坐甚倦”.

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如陪夏司长往琉璃厂写书,或外出赴交通银行存取公款等.

教育部是建有考勤制度的,规定到班后须由本人签个“到”字,用以监督部员按时上下班.不过,这些规章制度最终都没能有效执行,当时的状况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

薪俸及花销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仍是临时叫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设有“饭堂”,但是饭菜不佳.临近中午,空腹的鲁迅便在街上四处“游击”,今天这家一顿,明儿那里一餐.鲁迅曾与同事们尝试到饭店包饭,可饭店的饭菜质量总是会由好变差,让人忍无可忍,只好作罢.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糕点的鲁迅有时以馒头、饼饵等方便食品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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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三十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三百六十元.

彼时国家颇不太平,兵燹天灾不断,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社会捐助,不仅有政府机关集体发起的,还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都没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祸救济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为“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三万三千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四十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十一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