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怎么了

问题一: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

中国企业应该反思的是,工作应当体现人的社会价值,如机会、社交、认同以及个人满足,而非仅仅反映成本、效率一类的商业价值

中国工人――曾经在2010年新年之际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封面人物的“中国工人”――说白了,是中国的农民工.

然而,不同于《时代》其他“年度人物”的华丽人生,在富士康的“中国工人”甫一获评之后,却前仆后继从高楼跳下,用死亡结束了郁闷的青春,也让他们不被社会公众深知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

翻翻旧新闻,在流行“世界500强崇拜症”的本土,这个富士康一直头角峥嵘,风光无限.比如三年前的元旦,“深圳最大外企富士康集团成立工会”的新闻,就曾经很让人不是滋味.当时,在敦促富士康成立工会三年多未果之后,深圳市总工会以派出方式,成立了富士康工会组织.然而,这个好不容易成立的工会,在“N连跳”事件中,却几乎无所作为.

连续七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跃居《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富士康神话,似乎让不少人越来越膜拜了.富士康的悲剧虽是个案,但赚得盆满钵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远不止是一个富士康.流布全球的“中国制造”,是中国的骄傲,更是来自乡野的中国工人尽其所能做出的惊人奉献.

他们“候鸟”般穿梭于中国的城乡,让一座座城市日长夜大,让一条条新路伸向远方,他们让中国的GDP一年又一年地不断跃升,他们只手擎天,顽强地抗击所向披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中国屹立不倒,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等他们更是中国党旗上的“镰刀铁锤”,是一直默默俯身成为共和国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合二为一的“农民工”.

如果不是类似“N连跳”、“年底讨薪”等极端事件,生活在安宁中的人们对这个群体鲜有关注.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显示以政府主导、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冷酷面.这种模式下,个人在GDP机器中只是一颗颗螺丝钉,是工具,而不是具有天赋人权、有血有肉、有心灵感受的人.中国需要从教科书开始,全面强化人文价值,需要类似“五四”时期的思想升华,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复兴.

在他看来,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或许,这才是富士康连环跳问题的根源,而不完全在富士康本身.为什么千千万万人只能做GDP机器的螺丝钉,一天工作12小时收入还是少为什么非富士康不可――正如以前他所主张的,关键还在制度,制度成本太高,使你每天首先工作数小时对冲制度成本,然后才能为自己工作.

跳出富士康看问题本质

富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下面是一些读者的观点――

――“别人把富士康称为‘血泪工厂’,依我看根本就是个‘绞肉机’.人,是有生理需要的,要吃饭,要睡觉休息,每个人能够承担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都是有极限的.难道真需要给富士康贴上‘这里打工要命’的标语么”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琢磨的高等生物,即便社会再温暖,生活再幸福,事业再顺利,事件仍不会停止.我们现在可以说因为富士康存在制度漏洞,缺少人文关怀,可哪个企业制度没有漏洞”

――“面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不去寻找制度及文化根源,不去关注员工的切身感受,却请来五台山高僧念经祈福,如果说佛经真的能降魔驱鬼的话,这鬼一定就在人的心中.”

“一个人走上之路,除了个人性格因素外,更与所处的环境有关.一个企业,不仅需要赚钱和创造物质财富,更需要打造幸福和创造社会和谐,如果一个公司不把人的幸福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个企业是不完美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工会此前‘作用’发挥得好,至于那么密集跳楼吗如果工会真能‘切实维护职工权益’,轻生的员工为什么不去投靠他们关键还在于切实赋予企业工会‘独立自主’的品格,回归其职工‘自愿组合’和‘自我管理’的性质,这不是什么难事,却是最需要各级工会高度重视的事情.”

从不同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解读富三个不同的视角:

替罪羊:尽管显得有些刻意地为富士康开脱“血汗工厂”的名声,但它依旧呈现出了富士康员工“碎片一样活着”的孤立与单调、“人几乎被机器劫持”的工作,像“嗜血的榨汁机”一样的现实,以及那些年轻人“不知所措的青春”.这些是不是一种“血泪”的证据,或不好说,但它的确是一种被高度控制所制造出的一片片心灵的荒漠,只生长孤单与绝望.

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雇主富士康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富士康与其他“正常的外企”无异,作为一家企业,富士康本身并非导致“门”的根本原因.

没有办法:企业、员工、产业链、宏观环境、社会因素,面对诸多复杂因素,认为存在就是合理,没有办法改变.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局部问题提出所谓的专业解决方案.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系统思考.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用我们制造问题时所用的同样的思考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问题”.简言之,为了塑造可持续的未来,我们都需要共同工作、也要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工作.

“中国制造”向何处去

上世纪初,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曾经梦想,对于工业时代的最大愿景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流水线工人自我管理多方面事务,并且因此获取大大超出薪酬回报的“工厂社会”.按照他的美好勾画,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中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工作应当体现人的社会价值,如机会、社交、认同以及个人满足,而非仅仅反映成本、效率一类的商业价值.”

中国改革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依靠外向型的进出口贸易.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来料加工,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按照“走出去”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所谓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产品的低廉.而保持优势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力的低廉.世界金融海啸的出现,一方面迫使中国经济必须向扩大内需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又必须使原有的出口产品提高科技含量,使产业得以升级.这就需要大量吸收和培养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如此一来,劳动力的就势必要有所提高,而中国改革的低成本时代也就走到了尽头.企业家仍然希望以低劳动力成本换取高额利润,自然成为引发劳资冲突的导火索.

锡恩咨询公司顾问姜汝祥认为,要重新厘定“制造”的本质,从像丰田这样的日本公司看来,制造的目的就是在尽量节约资源的情况下,提供越来越精良的产品.松下的自来水哲学,丰田的精益生产,索尼的精品主义等等,背后都是对制造的目的的回答.那为什么有的公司不是像丰田,像松下,像索尼一样对待制造呢回答显然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又回到了人本身的道德层面.那我们中国制造是什么在中国,中国制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偏离了企业目的与使命的词,中国制造被告知定义为如何造出一个产品去赚钱,那怎么去赚钱呢如何去争夺与占有资源,如何把规模做大,如何尽量去把劳动力成本降低,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我们不就能赚钱了吗这就是中国制造.所以,我们要用另一个词来代替中国制造,那就是中国创造.

众所周知,贸易与制造在全球的转移来自于企业对利润的无限追逐,这是商业的本质,也是其存在的价值.但是20余年全球制造向中国的转移,就像一只巨大的吸血水蛭,吸取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占用了大量资源,也破坏了环境.这也就意味着,当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并增加人力及环境的违约成本的时候,企业可能都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