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障碍八 理论支撑不够

28.3%的受调查者选择“理论支撑不够”,该项得票率列科学发展十大障碍第八位

表现：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科学发展在具体贯彻落实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流于政治“口号化”的隐忧,中国发展奇迹期待中国气派的理论支撑.

症结：政治也要与时俱进,今天的政治观大大区别于昨天的政治观,政治不清难以科学发展,无法顺应和吻合时代,必导致内政外交陷入窘境.

一句话点评：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已经是绕不开的命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现阶段最重要的执政理论,要将其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由重点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向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延伸,即由经济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重大转变?取决于政治观的发展程度,或者说能否顺应时代,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这已经是个绕不开的命题.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在几近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步履维艰,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或决策层的决心与勇气,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理论支撑不够,也就是政治二字横亘在面前.笔者认为,在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与诠释前,即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囿于表层,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讲政治要与时俱进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治必须顺应时代,不断调整自己.就世界来讲,伴随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认定中国社会的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再加上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两大建设目标,我们便有理由认定今天的政治观已经大大区别于昨天的政治观.如此,不能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和诠释,就无法顺应和吻合时代,就会出现屁股坐在现代政治上,脑袋却囿于传统政治中,进而也便不可能确立现代政治坐标,没有新政治观的形成,价值坐标也无法确立,模糊必导致内政外交陷入窘境.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无法总结和抽象出“中国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结果只能以利益关系和开支票来赢得话语权,而钱写来的国家关系和支持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还可能模糊自己的形象.为什么我们支持利比亚、叙利亚等过程中承受了那么多的质疑?为什么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冲撞越来越广泛而持久?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这其间的逻辑关系不难理解,但实践中我们似乎更习惯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其他各领域的工作,至少尚未借助法理、和宗教推进政治.诚然,在革命战争年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的力量都是强大无比,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问题是冷战结束与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已经不支持过去那种政治,及其那种政治中生发的力量.这一点从冷战结束我们社会受到的精神冲击要远大于西方可以看出.西方社会之所以在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过程中未受太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其精神力量并不是通过政治运行获得,而是从宗教中形成.本质上讲,西方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差异很大,西方政党轮替一般不会讨论政治制度问题,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差异,仅仅是执政理念的较量.华盛顿甚至说美国不需要政党,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没有政党,不久前奥巴马还说,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就不同了,不仅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就是一些政治思潮也时时影响着人们.作为讲政治的社会,政党及其政治理念影响带有根本性,这也是我们国家性政治活动都一再强调讲政治,我们党的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都一定要讲旗帜、理论、道路和制度这些重大命题的原因.问题是世界政治走到今天,党也开始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原有的政治系统和精神建构方式已经无法直接观照现实.笔者出访加拿大,导游是一位移民的员,他调侃说自己潜伏在加拿大,什么时间解放军打过去的时候,他会号召其他的潜伏者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灭掉.这是否可以引出一个重大命题,热战到冷战可以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支持政治信仰,当《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后,支撑信仰的终极和永恒在哪里?这就说明,如果不发展和重新界定政治,就无法解决人们目前面临的大量困惑,精神力量也便无法找到新的生长点.

党承担了太多的责任

中国走过许多弯路,有过很多教训,但值得骄傲的东西更多,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清末民初上百个政党都宣称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情况下,最后中国胜出,且带领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在十年“”经济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实现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这样,我们却能感受到,党和政府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自然有民众心态和价值观变化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由感恩心理向纳税人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党和政府做得好属应该,做不好多受指责.换句话说,做好100件事中的99件是责任,一件做不好是失误,必然也必须受批评,这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

正是这一特点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审视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权力集中对执政意味着什么.诚然,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定权力集中使党获得了强大力量,因此做了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事,但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散与多元,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趋向多元,这时试图以一元替代多元,以一元满足多元,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是无法以物质利益解读的.所以,是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无度的.这就决定着我们必须考虑掌握多大权力和掌握什么权力的问题,涉及到承担什么责任和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