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串起红丝带

“世纪之疫”看来不可能在这个世纪终结了.

福燕像记着她护理过的每位病人那样,记着世界艾滋病日的每个主题：“2000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预防艾滋病,男士责无旁贷.1999年的主题是：关注青少年,预防艾滋病.1998年大概是：艾滋病与儿童等”

两年前有两家报纸的两篇写艾滋病护士的文章,标题不约而同都叫《走进艾滋病房》,如果今天,这样的标题就好像“走人内科病房”一样,不会引起人们像当年那样的阅读.在艾滋病刚刚传人我国的那几年,人们是把艾滋病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基本画等号的,对艾滋病人既鄙视又恐惧.为了让人们远离艾滋病,媒体宣传上电主要是渲染艾滋病恐怖的一面.还记得有二篇报道说,南美某国的护士游行,防暴望风鼠窜,因为护士们手里举着的注射器中是艾滋病人的血液.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与其他的护士比,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有人觉得我们工作中的很多事情挺感人,大概是因为我们护理的对象是艾滋病人.”

有了艾滋病的神秘感和人们对它的畏惧感,才会有“走进”那样大无畏的标题.两篇文章中的一篇是写北京佑安医院1996年建立的艾滋病房的故事,四年过去了,病房初创时期到来的护士长福燕,现在仍然工作在这里.

“爱心家园”是福燕和她的同伴们在前年建立的,它是由感染性疾病科的医护人员、艾滋病人以及志愿者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它有自己的护理内容、交流活动和帮助；上周日,当记者走进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的时候,护士小黄正和两个艾滋病人一起玩翻棋游戏,福燕坐在一旁边看他们玩边整理日志.

这间不算太大的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墙上显著位置是一幅大海报,那是濮存昕为预防艾滋病所做的公益广告.“濮存昕上午来了,我和他还合了影.”虽然福燕一再说自己不是迫星族,但从她的兴奋劲儿来看,濮存昕至少是她非常喜欢的演员之一,她说他比很多演员耍有深度；濮存昕是作为首位卫生部聘请的艾滋病宣传员来到爱心家园看望艾滋病人的,他和他们座谈聊天,让他们要安心养病、配合治疗.“我们的病人很喜欢他；对能和他面对面交谈,非常高兴.有时候明星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福燕没觉得自己的工作与其他病房的护士比有什么不同,“之所以有人觉得我们工作中的很多事情非常感人,只是因为我们护理的对象是艾滋病人.”她觉得无论对她们还是艾滋病人“特殊的关照”都有可能适得其反.

在一次国际艾滋病交流活动中,一位美国小伙子介绍了他那里的艾滋病护理情况,给福燕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他们医院,艾滋病人住的是普通病房,护理艾滋病人与其他护理工作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是注意把某些被污染的医疗器械和废物妥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福燕说：“放得开,又不要放得太过；掌握好度.给艾滋病人减少心理压力,社会最终将得到回报.北京2000年公布的艾滋病人数是550,一般来说,发现的艾滋病人与没发现的比例是1比9.”

“几个所有的记者来这儿,都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有时候他们会很聪明地诱导我讲些我本不想讲的事,说出以后,心里挺不舒服.”

说实话我也想让福燕讲点故事,读者也许会喜欢听些有矛盾冲突的故事,比如她的丈夫怎样不赞成她做这份工作,她的孩子怎样不理解她做的工作,她的朋友怎样看不起她的这个岗位.

“没有.”――福燕说,她丈夫是搞医的,因此他很理解也支持她做这方面的工作.

“没有.”――福燕说,有一次记者问她10岁的女儿,“你知道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女儿毫不犹豫地答道：“是做艾滋病护理的.”记者又问：“你不怕你妈妈染上艾滋病吗”女儿仍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害怕.因为艾滋病是通过母子传播、传播、血液传播的,我妈妈对这些一点儿都不沾,她怎么感染艾滋病呢”说到这儿,福燕开心地笑了,“真不知道她从哪儿看了这么多有关艾滋病的知识.”

“有.”――福燕承认有些朋友不能理解她的工作.她的好友曾经问她：“你们不是轮岗的吗怎么你现在还在那个可怕的病房是不是你工作表现不好才被安排到那个病房的”表达不满时,福燕依然是轻声细语.她说她不去理睬对方的观点,同时经常给她讲爱心家园中的成员和他们与这种尚不能治愈疾病的斗争故事,终：于使这个朋友的观念彻底转变.目前爱心家园的标识“爱心串起红丝带”还是这位朋友的作品,她是搞平面设计的,现在经常会为爱心家园提供免费怎么写作.

“我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每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在看牙时能主动和大夫说：‘我是HIV阳性,请在治疗时注意,治疗后妥善处理医疗器具.’有了外伤,需要包扎缝合,他能主动和医生讲：‘我是艾滋病人,请小心一点.’这就是社会为艾滋病人营造的宽松环境和艾滋病人对社会的回报.”

有时别的医院、别的病房的护士会对福燕表示“同情”,福燕就会说：“很难说你没有护理过艾滋病人,只不过你不知道他是艾滋病而已.”

艾滋病人隐瞒病情主要是来自周围人群的压力,他们只会把病情告诉最亲近最可靠的火.他们和旁人接触起来会非常谨慎；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朋友,失去工作,甚至失去亲人.给福燕留下深刻印象的病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小伙子,他住院的时候没有向单位说明原因.一群平时报要好的同事提着鲜花水果来探望他,可听说他住的是艾滋病房都掉头便跑.单位也犹豫着是杏再与他续签聘用合同.正在这时,小伙子在北京的家又被小偷盗了,他不能接受这一连串的打击,情绪十分低落.

“滋病人一方面需要医药方面的抬疗,另一方面更需要心理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帮助.”福燕多次找到小伙子所在单位,和经理及医务室的同志反复磋商,终于解决了他的生活费问题.她还和同事一起去小伙子的家,把被小偷弄得一团糟的屋子打扫干净.虽然小伙子去世前再没回过那个家,但他在医院找到了家的感觉.临终前,他戴着护士们为他织的帽子,那是他最喜爱的东西,对福燕说,他不可能再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了,如果有研究尚、不成熟；的药品,他愿意尝试；如果他死了,他愿意把身体献给临床研究.

“远离艾滋病,是远离感染的途径和某种生活方式,不是远离艾滋病人.”这是常挂在福燕嘴边的一句话,她希望大家都能为艾滋病人献出一份爱心,用社会对病人的责任心,换取病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爱昕摘自2000年12月1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