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药传奇2016年第4期

“100亿！”

罗大林那根已不年轻的食指挺得笔直.他说的是2009年贵阳市医药行业的产值,而这一年整个贵阳的工业产值大概在500亿左右,这样一个产值比,显然让贵阳市药业协会会长罗大林很有成就感――需要说明的是,和石家庄、哈尔滨等中国制药重镇不同,贵阳制药业的主体是中成药,而这个中成药的主体,又是苗药.

这个主体的具体比例有点“语焉不详”,业界普遍估计,应该在七八成左右.

在中国民族医药的开发与挖掘中,苗药表现不俗.

我们进乌当的那天,乌当云蒸雾绕.

我知道,这是一个山水资源都很充沛的地界,山生岚,水生风,此间的风云际会,应该是一常态.“黔中秘境,自然乌当”,富蕴温泉的这个责阳新区,承载着地方政府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寄托.殷殷之中,似乎很容易让已经在这个地界风生水起的制药业,滑出决策层的运筹视野.

乌当政府网站上,“现药”仅仅是“工业经济”中的一个子项目,一笔带过,并无强调与彰显.

“他们有些喜新厌旧.”陪同我们进乌当的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熊煜南先生评论说,贵州现在很多的地方领导热衷于搞新经济,“以微电子为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和依托生态与文化优势的旅游项目,是他们的新宠.”熊先生还有一个身份,是贵阳药业协会的副秘书长,以这个身份为制药业呜呜不平,也属应当应份.

如果制药业在贵阳被冷落,那的确是一让人费解的现象.

我们到乌当后走访的第一家药厂,叫“万顺堂”,占地45亩,据说2009年产品销售逾7000万,但该厂的总经理吴超依然称自己的企业还在发展壮大中.后来我们发现,吴超总经理的话还真不是谦虚,起码我们随后走访的另两家企业中,就有单一产品一年卖了四五个亿的.

新天药业正在忙着搬家.

他们的新厂房落成后,老的厂房被用来搞地产开发,建了一大片的商住楼,我们进厂部采访,居然是从售楼处进入的.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年轻人显然对自己的老板有些崇拜,他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叙述新天老板董大伦的个人奋斗史,并高声背诵董大伦为公司书写的企业愿景：应用现代科技理念与成果,做“说得清、道得明”的中药,成为中药领域的领航者,为人类健康贡献中国元素.

“你是搞销售的吧”

年轻人笑笑,不语.我们再问2009年新天药业某一产品的单品销售收入,“1.2亿”,小伙子几乎是脱口而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他骄傲的业绩――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叫“贵阳生化制药厂”,隶属贵阳肉联厂,主营业是从猪内脏中提炼胆红素.后来,这家企业的几位年轻人,被一位叫董大伦的药剂师领着,到外面组建了一个“新天生物”.再后来,这个“新天生物”把自己的老东家给收购了,更名为“新天药业”.

“我们不做生物制药了,我们做苗药.”

这个苗药叫“宁泌泰胶囊”,很西文汉译的感觉,可能是为了消除这个药名给人带来的困惑,产品包装上特意印制了苗医的功能主治,“旭嘎帜沓痂,洼内通诘：休洼凯纳,殃矢迪,久溜阿洼,底抡.”显然是音译,按中医说就是：清热解毒,利湿通淋.

“宁泌泰胶囊卖得怎么样”

“一年1.2亿呀！桂林三金片第一,我们第二.”小伙子实话实说.

在熊煜南的记忆中,1992年是贵阳药业的发轫年.

那一年,黔西南兴义市的一位赤脚医生带着他的“脚癣一次净”到了贵阳,当时贵阳药业叫得响字号有“德昌祥”,为贵阳中药厂的开基祖,还有“同济堂”等但没有人会料到,那个被他们称之为“搞洗脚水的”叫张芝庭的汉子,后来会在全国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神奇”传奇.

“张芝庭是开发苗药的启蒙者.”

熊煜南很肯定地告诉我,尽管他也不是很清楚张芝庭的发迹史,但他曾经听张芝庭亲口承认,神奇制药的“脚癣一次净”最早的配方的确来自一位民间苗医――“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据史书记载,古夜郎国大部分在今天的贵州境内,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千百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医药临床经验.

这其中苗族尤其.在贵州的民间,至今还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的说法和“三千偏方,八百良药”的美誉.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充分肯定贵州的苗族医药文化,特意为其颁发证书.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医药,联合国有关方面颁证的仅此一家.”

受神奇制药的启发,1994年开始,贵州药业进入了集中投资期.

据说目前干得风生水起的那些药厂,80％都是在这个阶段进入的,当时贵阳地面上还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除了打砸抢,就数办药厂.熊煜南说,“你从这句顺口溜里就可以知道,当时搞苗药开发,利润有多高.”据其介绍,到1996年,贵阳已有180多家药企,而贵州全境已逾250家,“这么多药厂,95％以上开发的都是民间验方.”

这些药厂有一共同点,那就是投资基本本土化.

往往是一些药厂的技术人才――比如负责研发的、负责生产管理的、负责销售的(类似前面提及的新天药业的董大伦)――从体制中走出来,到民间找一验方,然后再在本土找一民营资本家,接下来的事儿就是注册一家药企,同时为那张民间验方申办必不可少的药品生产批文.

一个叫包俊的官员成为最后这个环节的福音.

包俊是当时贵州省卫生厅药政处的处长,这个人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但他在贵阳制药业中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口碑,业界甚至有为他立碑塑像的动议.熊煜南评价说：这个人确实有眼光,当时地方政府还有批药准字号的权力,包俊用足了这点权力,一口气让154个苗药得到了地方药准字号,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地方药准字号,后来竟全部被顺利升格为国家药准字号.

贵阳至今都还在传说那一场及时的火灾.

在国家药政发生重大变革的节骨眼上,贵州省政府大院内一栋很有些年头的办公楼在某天晚上失火了,在这栋办公楼里办公的省卫生厅药政处的所有存档文件,都随大楼灰飞烟灭,这里面包括那154份批文所有的申报材料等

“如果说张芝庭是苗药开发的开路者,包俊就是苗药开发的清道夫.”

2006年2月,贵州省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骄傲地宣布：在民族药上升国家标准工作过程中,贵州154个民族(苗族)药顺利通过地标升国标,取得国家颁布的生产批件,获得新的批准文号,取得了通过品种全国第一、通过率全国第一、药品剂型数量全国第一、销售量全国第一和民族药的生产厂家GMP通过率全国第一的好成绩,这是贵州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

1994年,贵阳市委决定,由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罗大林主抓贵阳药业的发展.

事隔这么多年,已经年近七旬的罗大林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市委、市政府有个“17号文件”――《如何扶持现代中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与决定》,共有54条,其中有3条最为关键：一是要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与目标,当时的规划是2010年要突破100亿的规模：二是要有扶持政策,落实到具体就是财政每年要拿出2000万来：三是要帮助企业解决用地、资金等重大问题.

“目标我们已经提前一年实现了,原计划是2020年达到150亿 的规模,现在看来,2016年就能达到；财政上每年拨2000万,年年兑现,实际平均每年达到了3000万等这钱怎么用的”罗大林认真地掰着手指算给我听,哪一年哪家企业的哪一品种被政府评为几类药,得到了多少奖励；哪一年支付哪块地的土地款多少钱,哪一块地的“三通一平”花了多少钱等

“你都能记住吗”

“该记住的我都会记住.”

据其介绍,贵阳绝大多数的制药企业都进入了乌当、扎佐、息峰、清镇和花溪5个工业园区.按照罗大林的说法,贵阳药企顺利通过国家GMP标准论证之所以能拿到全国第一,是因为工业园有“五个统一”在为它们打底子.这“五个统一”的第二条,就是按国家GMP标准建设统一的厂房.

罗大林以扎佐工业园为例,讲述了他的运作过程.

这个工业园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扎佐镇,原来是一个三线厂的所在地,这个军工企业后来搬迁了,不仅留下一个完整的工厂,还有7栋职工宿舍和一所医院,整个土地的面积是999亩.罗大林找到贵州省国防工办,对方说：你想接这包袱啊拿1000万来吧！罗大林说：你都成包袱了,怎么还敢开1000万呢

“我就那么两张肩膀扛一张嘴,最后花了200万拿下了那块地.”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罗大林还在笑,一副捡了大便宜的表情,我注意到他在说出“200万”这个数字之后,为自己点燃了一根烟――这位罹患直肠癌的老人按照医嘱是绝对禁烟的,同时也包括他最喜爱的“茅台”.

拿下999亩地之后,罗大林转身又去找贵州林业厅.999亩地边上的扎佐林场,有600多亩的荒地,石头多,地力薄,种什么都不行.贵州省林业厅说：这地我也不卖给你,咱们两家合作吧――罗大林就这样花了200万将1600亩地攥到手里,他说后来平整这块地倒花了他600多万,整个扎佐工业园的前期投入800万多一点.

现在扎佐园区有18家药企,2009年,这18家药企实现了50亿的销售额.

“我花了800万,引来50亿.”罗大林又点燃一根烟.

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位前贵阳市委副书记一直用第一人称来描述贵阳药业发展的点点滴滴,他完全把这项本来仅仅是他分管的事业当成了自己个人的事业――突然想起有位叫杨劲戈的老板曾经和我聊到的一件逸闻：某一年,贵阳药业协会开年会,罗大林端着酒杯,郑重恳请大家别再称呼他为“药王”,人群中有人说：那我们就喊你“老爷子”吧！

至今,业界人一说起罗大林,都是大拇指一翘：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