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与早期中美关系

[摘 要 ]伯驾是早期中关关系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其身份复杂多样,曾先后或同时扮演过传教士、医生、外交官等角色,这些角色有的很成功.有的则极其失败.

[关 键 词 ]早期中美关系；伯驾；传教士；医生；外交官

[作者简介]梁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云南昆明650222

[中图分类号]K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143-03

伯驾(peter parker,一译巴驾)是早期中美关系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其身份可谓复杂多样,马士列举为“石匠、外科医生、传教士、外交官、使馆秘书和六次担任”,其传记作者则开列为“传教士、内科医生、外交官、医药传教之父和广州眼科医院的创立者”.伯驾到底在早期中美关系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本文拟略述其要.

一、医学传教士

自清雍正皇帝实行禁教政策开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兴盛不再.其后随着18世纪末全球性基督教福音传播活动的兴起,1807年马礼逊作为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来到中国,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加之中国的长期禁教,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为此马氏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在赢得中国人的好感后再行传教.在马礼逊的商请下,从1827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医生开始为中国人免费治病,甚得中国人好感.病人愈后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也有写信谢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者.这使其后到来的传教士们认识到利用医学传教是一种较为有效且隐蔽的手段,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因此去函“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要求派遣一名“医学传教士”来华.美方随后决定派遣耶鲁大学毕业生、兼有医学和神学学位的彼得伯驾到中国.

伯驾180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弗来明汉姆城的一个基督教世家,1831年耶鲁大学毕业后继续在耶鲁神学院和费城接受神学和医学方面的训练,1833年获得宣教证书,1834年在得到医学学位后于同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传教士.接到赴华任命的伯驾于1834年10月到达广州.随后其即赴新加坡学习汉语一年,1835年11月返回广州后乃开设“眼科医局”,由此开始登上中美关系的舞台.

伯驾的“眼科医局”位于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7号.医局也实行免费行医,但其开张的第一天,并没有人前来问诊,第二天才终于有一妇女“冒险”前往求医,不久,来的人便越来越多.据统计,第一年的就诊病人总数达2152人,这些人据伯驾称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想象医局在当时的影响了.两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耆英也曾先后接受过伯驾的治疗,事后林则徐派人送水果表示了感谢耆英则手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联予以回赠.不过伯驾始终没有忘记医局是“福音的婢女”的指示,其始,他在治病前要求病人“必须是一名信徒”,然后才给病人治病；后来,他则采用在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说教的方法进行传教.但这样做的传教效果远不如伯驾所想象的理想.直到1847年,其才有了第一位中国信徒,两年后又有二人受礼,此后多年再也没有人皈依.战争爆发后,眼科医局于1840年6月关闭,1842年才得以再度开张.1855年伯驾离开医局,由另一美国传教士嘉约翰接替主持该医局,医局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博济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

由上可知,伯驾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其本职的传教工作显然是失败的,但其作为传教手段的医学活动却是相当有成效的,伯驾的医疗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二、使团翻译和

战争爆发后,由于广州眼科医局关闭,伯驾于是在1840年12月返回美国.其返美后即四处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大谈中国对待外人规章的不公正、令人不堪忍受；美国应派遣代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推动传教事业和商务活动的发展.伯驾并于1841年元月赴华盛顿游说总统范布伦,以图美官方能更加重视中美关系,但范即将离任,乃介绍其给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韦氏希望伯驾能提出书面意见.伯驾在其后的意见书中,建议美国“派遣全权公使到北京”；认为由于中美关系素称融洽,美使或可做中英冲突中的调解人,并称中国渴望与外国通商,只是希望不“失面子”而已.随后伯驾被邀请参加了新总统哈里森的就职典礼,不知是否是得到了哈里森的指示,伯驾其后拜访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询其是否愿出任驻华全权公使,亚当斯未予明确回答.1842年6月,伯驾再访亚当斯,询以同样的问题,后者认为不当派遣全权公使,只宜派一有权进行条约谈判之委员即可.伯驾见游说无果,乃返回中国.伯驾回国后的两年活动,对后来美国之派遣代表到中国,究竟有多少影响,很难具体分析；但就伯驾个人而言,则颇有收获,在此期间他不仅得与西班牙、法国、奥地利、俄国的驻美公使们见面,而且得到了同美国政界的著名人物如前述的范布伦、哈里森、亚当斯、韦伯斯特交往的机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期间得与韦伯斯特的一位亲戚结婚,这为他以后在外交界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在美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美国是当时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贸易国,经过国会和政府间的讨论,美方最终决定派遣顾盛使团赴华商谈订约问题.该使团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伯驾由于其长时间的中国经历,被邀为使团翻译.

顾盛使团来华后,或许是由于伯驾的广州行医护理给两广总督程酋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程氏居然命永安知县钱燕诰与“颇见信用”的伯驾一起去探访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访问使团来意.由于美方以进京相要挟而提出修约要求,加之清廷对于修约问题也存有“一视同仁”的想法,清廷于是立即改任耆英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东谈判.

中美谈判于1844年6月19日开始,谈判的具体事宜由弗莱彻韦伯斯特、裨治文、伯驾和黄恩彤、赵长龄、潘仕成等负责.地点分别在顾盛驻地澳门和耆英驻地望厦村.耆英眼中“所识汉字无多,仅能为粤省土语”的伯驾其实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谈判开始后,伯驾利用清政府因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惧外心理一再鼓动顾盛发出武力威胁；而他本人也恐吓清方代表说,美国在中国水域有三艘军舰,还准备再派三艘军舰来,并声称美舰准备北上天津.在顾盛、伯驾等人的政治讹诈和耆英等人的妥协退让下,中美双方最终签订了《望厦条约》.伯驾等人不仅起草了美方对华的交涉函件及条约条文的中英文本,而且直接参与了条文的制定,据伯驾称,为了感激他对潘仁成父母的治疗,潘仕成主动提出在条约草案中增加一项条款,允许在每个通商口岸建立医院、礼拜堂和殡葬处,这些在后来的正式条约文本中均已载明.后来的一位传教士也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由于顾 盛先生对伯驾的完全信任和二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望厦条约》中与我们目标最相关的部分直接是由他来策划的,而且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对条约中增补的有关传教的条款具有重要影响.这说明伯驾利用其声誉在谈判中为美方攫取了众多利益.

《望厦条约》签订后,顾盛不久返国,并指派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巴尔克为、伯驾为不受薪之译员.由于在此后的十三年中,美国有驻华代表的时间还不到六年,其余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由代行职权,伯驾在此期间先后六次担任.由此他除了仍主持广州眼科医局外(由于其在使馆的工作,已不再在教会任职),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外交事务上.

三、使华外交委员

1854年12月,美国使华外交委员麦莲在会同英法驻华公使对华修约交涉失败后离华,伯驾再次出任.第二年春麦莲正式辞去外交委员职务,其后不久伯驾亦返美休检测.由于有了1840年那次回国时结下的人脉,加之伯驾本人亦热心政治,其返美后即周旋于华盛顿政要之间,1855年9月华盛顿方面即委之为使华外交委员,伯驾由此成为自《望厦条约》以后,柔克义于1905年被任命为驻华公使之前六十年间,唯一粗通中文的美国驻华外交代表,也是唯一由使馆职员擢升为该职位的人.此前伯驾在华已二十余年,故华盛顿方面对其1856年的修约交涉寄予厚望,伯驾本人也自恃为“中国通”而雄心勃勃.

伯驾在赴任途中特意绕道伦敦和巴黎,以期三国能在中国问题上协调一致.1855年10月26日伯驾同英国外相柯勒拉得恩进行了会晤,柯氏对于结盟问题表示：“本人甚愿在国会开会谈到三国联盟.”在巴黎,伯驾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访问,其后于12月到达香港.

伯驾抵粤后,即行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并称准备于来年六月赴京谈判,英法公使随后也向叶发出了修约照会.不过伯驾此前留给叶名琛的印象显然十分糟糕,叶氏在其后的奏折中评价伯驾“素性狡黠”,“性多诡诈”,并称伯驾之所以提出修约要求是因为：“咸丰四年,粤匪倡乱时,该酋与各匪首密相往来,并于各夷商扬言,粤匪必能成事.迨至官兵将各匪一律荡平,该酋颇觉无颜,即于上年夏间回国,讵意麦莲因病回国后,该国王因彼在粤年久,复遣其来粤接办公使事务.伯酋终心怀忿忿,必欲别出已见,掩人耻笑.”叶氏当然是拒绝了伯驾等人的修约要求.伯驾遭拒后决定北上,于是他一方面要求美驻上海领事余飞转告苏抚,其将赴上海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致函英法公使希望能一同北上.英使包令“因为美国代表只能用两艘战舰护送,他就拒绝共同北上去完成一个在意料中的无结果的使命”.法使顾忌也表示只能提供“仁慈的外交上的支持”.

固执的伯驾于1856年7月1日离港北上,到达福州后,其马上照会闽浙总督王懿德,要求王代呈修约国书,王氏拆阅后将其退回,建议伯驾回粤向叶名琛交涉.遭拒的伯驾随后来到了上海,并再次致函包令：“清政府当局,对内乱平定的绝望,现时已经非常焦急,那是无可疑的了.我有可靠证据,他们现正考虑利用外援平定内敌的问题等如果我们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能一致于此时前往北京,我相信最重要的发展是可能出现的.当清帝及其他臣僚看到我们是他们的真正友人时,他们将愉快地直接而公开的接受他们所正秘密企图的事情.”但包令仍未予以他积极的回应.得知伯驾到达上海后,江督怡良等先后派出前上海道吴健彰及上海道蓝蔚雯往晤.据伯驾称该二人为其修约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怡良知道英法二使并未同来后,也拒绝了伯驾的上海修约谈判要求.由于北方港口即将封冻,加以缺乏英法的有力支持,如果强行北上,未必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伯驾因此不得不于11月离沪返港.

伯驾南返之时,也正是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与中方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这使因修约未果而极度郁闷的他看到了希望,当英使包令向其寻求立场协调时,伯驾立即响应,其后伯驾除支持美国东印度舰队对广东横档炮台的进攻之外,他还向美国务院建议增加驻中国的海军力量,同时建言如英、法、美三国代表再度联袂北上,清廷仍拒绝休约,则法国即暂占朝鲜,英国暂据舟山,美国亦暂占台湾,直到中国能使各国对过去获得满足,对将来有正确的谅解为止.倘能达到目的,应即将上述三地归还中国”,并谓此乃“最后手段”.

伯驾提出由美国暂时占领台湾以作为要挟清廷修约的手段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基于台湾的物产及战略地位,已有部分美国商人和军人提出了购台和占台建议.伯驾的前述建议发出后不久,1857年2月美商奈又写信给伯驾称：台湾的东部和南部应该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伯驾在没有得到国务院对他建议回复的情况下,又于1857年2月上书国务院：“甚盼美国政府不致对于事关台湾方面的这种人道、文明、航行来商业关系所系的行动,畏缩不前”,要求出兵侵占台湾东南部,同时并附上了奈的原函.

其后不久伯驾又于2月24日致信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阿姆斯特朗,希望能商讨侵占台湾这个“对美国具有极重大意义”而机会又是“稍纵即逝”的问题.27日两人在澳门的美军旗舰上商讨了侵台的可能性及其具体计划.

美国政府对伯驾1856年12月的暂据台湾建议的回复是,总统并不认为“和中国的关系有采取台端所说的‘最后手段’的必要等为保护旅华美侨的生命财产,增加我国驻华海军的实力可能是得计的,但是总统并不要为侵略的目的而这样做”.对于伯驾的后两次建议则未置可否,但从1857年5月美以列卫廉取他而代之已说明一切.伯驾于1857年8月返回美国,其后再也没有重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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