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为医改刮骨疗毒

与有些家喻户晓的官员相比,朱幼棣的名字听起来相当陌生.眼前这个略有些谢顶的退休官员,身穿一件旧黑色羽绒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最近的一个雪天,因为自顾自地低头走路,他甚至在家门口附近迷路了.

也就在最近,这位刚刚退休的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有媒体评论道,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

记得1996年的一个冬天,那时,朱幼棣还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前去求医的病人.

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在医院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用170元写来的青白发亮的石头上,“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

直到今天,想起这块石头的故事,朱幼棣仍然历历在目.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专门跟在领导后面写行踪和指示的新华社记者,还是后来进入官场,成为参加过不少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的高级官员,他始终关注着这个国家从未停止过的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10多年.

2009年,他终于决定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写进书里,他只想让老百姓看懂,那些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本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世纪之交的中国,医疗改革结束了“大争论”的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确立了“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等四项原则.但朱幼棣直言,至今中国依然是“以药养医”,“这是医改前进的主要阻力,也是医德沦丧的核心根源”.

对此,朱幼棣本人就有着深切的体会.2002年,他的父亲因病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78岁的老人,每天还要经受10多个小时的输液,耗费巨资,却最终因用药过度,诱发心力衰竭去世.

与此同时,这个“爱较真”的官员在调研中还发现,大量医疗资源正在被肆意浪费.比如,吉林省一座规模不大的乡镇医院,却有100多名职工.原来,在乡镇体制改革后,原有的事业编制都被压缩,曾经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七大姑八大姨”就都被安排进入医院捧起“铁饭碗”.

但一些专家却将病人挤到省城、首都看病的现状,定义为“盲目、超前医疗消费”.他气得在书里写道：“真是岂有此理!”

“那里连个大学毕业的医生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副业,一些医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操作人员都没有,农民怎么能在这样的医院看病?”说到气处,他敲着桌子大声地说.

当然,不仅仅是批评,他也在为这个国家的医改寻找着出路.

他发现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提供免费药品.因此,在国内的一次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可一位社保部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边境上的农民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向国外倒卖”.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这位花白头发的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在官场上“总说真话”的人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反对的声音.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一个卫生系统的朋友便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提醒他：“你讲的东西看着很正确,我们都明白,不过也真为你捏把汗.”

但朱幼棣并不在意这一切,他总是反复强调,“尽管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但只要我说的是真话,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不过,这个在《大国医改》中言语犀利的人,在真实生活中却语速很慢,声音很小.有时,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挤出一句话.但如果说到开心的事,他眼睛眯起来,头偏向一侧,咧嘴笑着,带着股孩子般的天真.

如今,这个几乎亲眼见证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依然相信,牵涉到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过的变革一样,“是一次艰难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他甚至担心,“没有超越部门、超越行业的东西,只让几个部门自己进行,恐怕做不成.”

“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触犯任何人的利益.医改也是一样.”朱幼棣说.在他看来,改革必须“管办分离”,只有管办分开,原有的部属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它们才可能发展起来.

但让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医改问题,这个看来并不复杂的思路,却总是无法推行.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总有人以医疗的“公益性”为由,反对放开市场.

“公立医院垄断了85%的医疗资源,管办不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没法推行,原有的问题还会一直存在.”他皱着眉头说.

其实,这些医疗乱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没什么关系,他如今“拿着医保蓝本儿”,享受国家给予的医药费全额报销福利.但他从没有忘记,在他上世纪70年代考入大学以前,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品尝过社会最底层的艰辛,“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我们矿工的秉性.”

更何况,在朱幼棣看来,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