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侯文咏

“人类建立了制度,努力维持制度运行,然而,制度的种种标准规范,却又回头主宰着众人的行为与想法.那么请问,人与制度的关系,究竟是大于、等于,或着小于?”

侯文咏屡屡企图找到正确解答,但聪明如他,至今也尚未能够解开这个“回旋逻辑”似的诡谲习题.《白色巨塔》、《危险心灵》两本小说,分别讨论医疗、教育的制度问题,随着情节发展,大快人心的结局几近呼之欲出,这才发现,其实主角终究还是回旋于制度之内.或许,侯文咏真的难以找到万无一失的标准答案,于是只能留下无解之解.

1997年,侯文咏36岁,毅然辞去台大医院主治医师的工作.“我应该可以继续往上爬,至少,可以混个医学院教授来当.”他预想着自己在医院制度之内的未来,一条恐怕没人愿意放弃的路,“但我很清楚,这个制度不能让我感到快乐,制度之内的侯文咏不会是真正的侯文咏,因此我必须跳开.”

要跳开的不只是医院制度,还包括了整个社会体制长期塑造的刻板价值,“在我的老家,有人当医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说到作家,恐怕没人理你.”侯文咏摆脱了父母的期待,即便这份期待包含了绝对的温柔,但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制约.

离开医院这个念头,他至少想了十年之久,在医生与作家两种身份间挣扎摇摆,侯文咏总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一方面,他渴望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如果不跳开,那么他恐怕会成为集名医、名教授、名作家于一身的“典范”,而在我的观念中,这种典范,其实只是一个“社会要的谎言”.在他看来,普罗大众所期待的典范,其实只是社会制度底下的一个样板,藉此狭隘地定义了何谓“成功”.人们渴望成功,开始循着体制内的阶梯努力攀爬、竞争,甚至斗争.然而,这块样板是如此高高在上,于是,体制内的多数人,穷其一生心力恐怕都无法享受成功的喜乐,“你想,这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生啊?”

至于那些制度外的“份子”,下场并没有好到哪去,因为他们弃离了多数人的标准,于是,也就像是一种寻常社会里的不正常,一种畸形,成了遭到摒弃、遭到漠视、不被关心的一群.“如此看来,制度显然存在许多违反人性的晦暗,而制度里的每一个人、每个典范,就组成了共犯结构.”

就像他在《我的天才梦》里说的：“一个人生命中能达到的最了不起的成就,无非就是发现自己,并且勇敢地成为自己.”确定自己累积了足够的实力和经验,他决然离去,“在我眼里,这些实力和经验就像筹码,一迭迭地累积,终于足够让我摆脱重重制约、换得自由.”

在离开医院工作之前,“侯文咏作品”就是风趣幽默的代名词,《顽皮故事集》、《淘气故事集》、《乌鲁木齐大夫说》,乃至于《大医院小医师》、老婆系列等,无一不是在极具喜感的诙谐笔触之下,提供读者一个笑看世事的新鲜角度,也为读者营造一个乐观开朗的处世空间.

之后,当《白色巨塔》、《危险心灵》忽然用了这么深沉的手法,毫不留情地揭开制度面的暗疮之后,人们难免开始怀疑,“他发生了什么事?”一向幽默风趣的侯文咏,对这世界的观感改变了吗?

“观感、态度、角度,什么都没变啦!”侯文咏开始解释,无论是搞笑或者深沉,其实,创作的原点多半还是回到人与制度的关系.“如果有变,那就是我的自由时间变得更多了,多到可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或者应该说,侯文咏前、后期的作品,虽然呈现方法大异奇趣,但实则具有一贯的本质.“过去的散文、短篇故事,就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图,在决定写长篇小说之后,我开始搜集、重组这些拼图,试着拼出我一贯想要表达的核心价值,而它的样貌,自然也就不会只是一块拼图而已.”

《白色巨塔》与《危险心灵》的结局都是无解,但是透过无解,他让读者开始独立思考.侯文咏阐述自己的创作企图,“我相信人的心里都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此,当制度里的人开始受到小说引导,能从更高的角度观望制度全貌,开始思考何者“当为”或“不当为”之后,制度的样貌自然也会开始改变.”

侯文咏已经不当医生,但跳脱了医院制度的他,却从更高的位置执行手术,试图为这生病的制度,彻底改造DNA.“如果制度有生命,人的思考,就是这个生命的DNA,毕竟,是DNA决定了生命的样貌啊!”

侯文咏再次开始扳着手指算计起来：“两本小说的读者差不多有六十万以上,改编成电视节目后,不是我臭屁,但我想收视观众应该会有百万以上,这场DNA改造工程,赢面其实不算小哩!”

侯文咏正在努力证明人的成功的定义也绝对不会只是制度内的那个样板.侯文咏举例：蔡康永的父亲过世时,康永哭得非常伤心,据他说,他最感念爸爸给了他绝对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往往是不被社会制度的标准所认同的,“你看,这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但成功的原因是脱离体制的.”

对他来说,成功非关成就,只要能够享受生命,永远保持热情与好奇心,就是成功.侯文咏强调,每个人都该思考“自己是什么”,在自己的内心里,找到一个最让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然后勇于追求,即便这方乐土似乎并不属于制度的塔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