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的学术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术的影响

关 键 词 　郑钦安　刘沅儒学道学　中医学术发掘

中医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努力创造并赖以保障健康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发展历程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们作为母体与子体,相互刺激,不断完善,所以历代名医们一般都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故其医学观点能另出手眼,轶超前人.徐昂在《图注八十一难经》序中说：“通乎儒不通乎医者,容有已,未有通乎医而不通乎儒者也.徒通乎医者,庸人也,兼通乎儒者,明医也.”故历代医家多以明医的标准要求自己,王纶甚至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明医杂著》.

中医药学有几千年的历史,不依赖现写作技巧化试验及人体解剖,所以对接受了十几年数理化教育的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难以接受中医的思维模式并不奇怪,但不接受中医的传统思维模式,守成犹难,更何以创新发展.在大谈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今天,我们重温一下古人如何推陈出新的治学经验,对我们不无启迪.

近年来,刘力红《思考中医》、卢崇汉《扶阳讲记》的相继问世,人们对“火神派”的学说有了较多的关注.而对该派思想的形成加以探讨,可以对中医学术思想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有所了解.’火神派的鼻祖是郑钦安,其思想由来与继承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而能有所创新,是有联系的.

1　郑钦安的学术成就及其以阳为主导的思想

郑钦安,名寿全,四川邛州(今四川邛崃)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享年87岁.早年学医于刘沅先生,对《周易》、《内经》及《伤寒论》诸书,均熟读而深思之,奠定医学理论基础.继复博览医书七十余种,加以融会而贯通之.行年二十有四,即悬壶于成都,因其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医德亦冠绝侪辈,踵门而求者常络绎不绝,声望日隆.清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同治十三年(1874)刊行《医法圆通》,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伤寒恒论》,三书均各有特点,且能理论联系实际,切合临床应用,一时为广大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

郑钦安在《医理真传》序中描述自己的学术历程：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阴阳化生五行,其中消长盈虚,发为疾病,万变万化,岂易窥测诊候之际,犹多似是而非之处,辨察不明,鲜有不误人者也.余蜀南临邛人也,迁居于成都省城,学医于止唐刘太老夫子,指示《》、《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所览医书七十余种,每多各逞己见,亦未尝不讲仲景之法,然或言病而不道其病之所以然,或言方而不探其用方之所以妙,参差间出,使人人于其中而茫然.近阅闽省陈修园医书一十三种,酌古准今,论深注浅,颇得仲景之微,亦且明透.其中分阴分阳之实据,用药活泼之机关,间有略而未详者.余不揣鄙陋,以管窥之见,谨将乾坤化育,人身性命立极,与夫气机盈缩,内因、外因,阳虚、阴虚病情实据,用方用法,活泼圆通之妙,详言数十条,以明仲景立法垂方之苦心,亦足以补修园先生之未逮.

《医理真传》除综述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外,治病先分辨阴阳,列举阳虚证、阴虚证之特征,并各举数十例加以阐发印证.其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故善于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药味,量重而准,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急症,而被人尊称为“郑火神”.

《医法圆通》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及处方活法圆通之主旨,“采取杂症数十数,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沿误.而示人以用药准绳.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

至于《伤寒恒论》一书,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即情言理.其“自序”亦谓：“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展,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亦大快事也”.

郑钦安及后学多局限于川滇一隅,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教授著《研究伤寒论的流派》加以阐明后,始确认郑钦安与恽铁樵、曹颖甫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其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其中消渴一节,引用郑氏之言曰：“消渴生于厥阴,风木主气,盖以厥阴下木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症.”成为消渴症从肝论治创见.郑氏更论及有先天真火浮游于上、中、下而成的三消证,宜从阳虚论治,应导龙归海,治以潜阳、封髓、四逆、白通诸方,始有显效,更为他人所不敢言的以阳为主导观点之发挥.

2　郑钦安受刘沅槐轩道的影响

郑钦安早年学医于刘沅,郑钦安论述“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的渊源,与刘沅有关.

刘沅,四川双流人,字止唐.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咸丰五年(1855),享年88岁.刘沅生而颖悟,沉潜嗜学,随其父兄读书,7岁成诵.乾隆五十年(1785),以冠军人为双流县庠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选拔明经,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拔贡中试举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会试,　“屡荐春闱不售”,乃决意留籍奉甘旨,归家养母.其间邂逅果圆老人,授以心性之学,研习终身,遂汇通儒释道三学,“有如镜烛犀剖,八面莹澈”.道光六年(1826),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检测归,遂隐居教授”.《国史馆刘沅本传》称：刘沅“知行合一,以身教人”,“平日裁成后进,循循善诱,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数,成进士登贤书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熏沐善良得为孝子悌弟贤名播乡间者,指不胜屈”.其受业弟子遍于巴蜀,而其学术则有遍及西南各省与大江南北之势,“学术界人士,不少以得游其门庭,为高尚其事也”.其学术流传在其身后尤以闽浙为盛,以至闽人称刘沅为川西夫子.

刘沅所著集成为《槐轩全书》.其中哲学著作除《四书恒解》、《周易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礼记恒解》、《孝经恒解》、《大学古本质言》外,还有《子问》、《又问》《约言》等.

刘沅认为,真正的圣学圣道至汉代以后,已经弄得面目全非,并且认定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朱的思想都扭曲了孔子、孟子的真义,致使圣学不传.他在《槐轩约言》中说：“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涸圣贤”.俨然有王阳明“我注六经”的气魄.

刘沅详注《四书》、《六经》,为之作恒解,表明“欲存其义”,回到儒家元典,弘扬儒学元典精神,以致“发先儒所未发”,成“一家之私言”,终至创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以老子每多误解,明瞿昙氏亦有人伦”,认为佛家与道家的真知灼见均与孔孟之道相合,而不能超出儒家元典的范围.

所以《槐轩全书》可谓是一部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汇通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和佛家学说,融道入儒.会通禅佛,而归本于儒,用以阐释儒、释、道三家学说精微,揭示为人真谛的学术巨著.这部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博学多才,不仅所涉领域十分广博,而且在学术上和方法上自成体系.李学勤先生在为《槐轩全书》增补本题词中指出：“双流刘止唐先生于清嘉道间授学川西,一本儒宗,兼通二氏,影响深远.惜其遗著湮没不彰,鲜为人知”.

刘沅承理学之传统,融会诸学,并自创儒道结合的民间学派“槐轩道”.总括刘沅的学术思想及其渊源,大致有四：一是仰承庭训.其父刘汝钦,精于易学,洞澈性理；二是究心儒学元典,“以孔孟为师”；三是受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深刻影响,其主要哲学观点均与两宋理学针锋相对；四是他青年时邂逅李果圆,“示以穷理尽性内外本末之功等往来启导,七载有余,稍知省躬苦学”,这就使刘沅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得以进一步精研覃思,终至成为“名震当世”的一代大儒.

3　结语

从上述可知,郑钦安沿袭了刘沅的治学精神和途径,一是读原典,不悖于古；二是以易学为根基；三是博览群书,不守故常；四是删繁就简,自出手眼.而在具体学术观点的论述上,刘沅重在养孟子所论述的“浩然之气”,郑钦安说：“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的真机”.他特别强调了真阳气机在六经中的重要性,叉与道家贵阳贱阴的观点,若有符契.可见郑钦安在治学上能承先启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成绩,成为一代明医.

联系到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还是要归结到读医学原典上,同时不断进行临床实践.要做一位明医,则不但要读医学原典,还要读经史子的原典.当然,对一些旨趣不在于此的学者来看,这样用功未免迂阔.但从民国以后,中医学术的裹足不前,不正是提醒我们应在传统文化上再费一番功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