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稿费

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而事实上,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献上的有关记载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和党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决定出版《长征记》.当年8月5日,、杨尚昆联名向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征稿函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该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等来稿采用后,酌致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有11人参加的超强编委会,人员包括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酬报.”

1936年1月,在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各方面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并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均付稿酬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也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的“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该报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称：“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该刊创刊号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机关报.题写报名和发刊词,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该报创刊号刊出的“本报启事”称：“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此外,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也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这说明,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在延安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选也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曾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特别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曾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入选作品均给予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如《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并说“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等,“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委员会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并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方面的相关稿件,并特意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于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稿酬形式灵活多样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多样化,大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上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时期；之后,则多是“稿费”,但“物酬”也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其他人多是给“物”.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十分令人羡慕.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而有的刊物则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多少钱呢?2至5角.

稿费使用各不相同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下《延安一月》.其中说：“检测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这说明,当时作者可以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自然各不相同.

当年,和其他领导著作的出版和发表,也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的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其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怎么写作.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诉苦”.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还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用于购写瓜果、饭菜、新被子等；1941年11月5日,他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此外还有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下转57页）

（上接52页）而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写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细节：“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等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