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档案春秋》有缘

2013年岁末的傍晚,我正准备晚餐时,突然楼下响起一阵门铃声.我拿起对讲,下面传来一个声音：“我是邮递员!你有《档案春秋》的邮件,今天已是第二个了.”这话不检测,下午邮递员送来的是个面积不小,薄而轻的邮件.打开一看,里面是个大红封丽的荣誉证书,内文写到：“您在《档案春秋》杂志2013年第6期上发表的《亲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文荣获‘我与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征文佳作奖,特颁此证.”晚上送来的第二个邮件,是《档案春秋》征文奖金的汇款单.

这让我喜出望外.

回顾这些年,我与上海市档案馆和《档案春秋》杂志的确有着深厚的情缘.200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和友人结伴去市档案馆外滩馆十楼听张云教授的《潘汉年与上海》的讲座.潘汉年是我父亲鲍文蔚的同乡好友,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特科的安排下,曾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获取信息,因为这层关系,我对这个讲座非常关注.这时,我结识了上海市档案馆的郑泽青同志,之后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互动：我数次去档案馆参观、交流,还与他一起造访革命老前辈刘人寿（潘汉年做地下党工作的主要助手）.市档案馆还将父亲1985年撰写的《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一文（以下称《简况》）以原样复制的方式存档.

2012年初夏,我又有幸阅读了《档案春秋》杂志,文章史料翔实,语言生动,对我帮助很大!首先,2012年第3期《邝惠安与特科“打狗队”》一文,讲的是特科的故事.文中说,特科为打击特务骨干分子黄永华,从1933年8月17日起,租了黄永华在南京路附近某高级宾馆对面的房间.摸清黄的活动后,25日夜在宾馆电梯里,将黄和他的保镖处决了.看到文章,我立刻想起父亲的《简况》里,对此事有较详细的叙述,因为,那个租宾馆的不是别人――正是父亲鲍文蔚,而且他还是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外文秘书的公开身份租用的.父亲在《简况》里写到：“我到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供其他同志使用.上午我照常去司令部,下午回来,发现有人在室内,知是自己人,不便多问.数日后党通知我说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我,再租某大饭店五层楼某号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再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有一条消息,说是上海地下将国民党内局某要人处决在电梯内.”父亲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详细的佐证.

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收集父亲的材料,但收效甚微.经编辑指点,我在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里,发现了父亲发表于1933年《文艺月刊》8月号上的译作“童探”一文.意外的收获,让人倍感惊喜.

《档案春秋》内容丰富,有的与我还多少有些关系.兹举二例.2012年第2期有《我的大姑父沈尹默》一文,沈老当年是父母亲的证婚人.看了文章我才知晓,他与父亲还有很多交集：如他1932年在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1934年北上,出任北京中法大学校董等.这些时间点上家父也都在场.

2012年有一期介绍夏衍在北京的三个住宅,文章中还登了朝内北小街46号外门和夏老在茶几上写作的两幅照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胞妹曾陪家父去46号拜访过夏衍,当时,夏衍已是85岁高龄,精神矍铄.宾主共品茗,夏老手上的小猫也高兴地朝我们叫.这个温馨的场景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夏老在送别父亲时说：“老鲍,你和汉年如此亲密地往来,当年没被株连进去,真是万幸!”

如今,《档案春秋》成为我们全家人争相阅读的刊物,每月上旬,我下楼时都要看看信箱,以期先睹为快.祝愿《档案春秋》越办越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