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帝期间天津《益世报》言其成因

摘 要：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直到1916年2月25日,这一持续83天的闹剧才落下帷幕,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中狼狈死去.天津《益世报》成立于1915年10月10日,新成立的《益世报》在雷鸣远的带领下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拥护.文章分析了袁世凯称帝期间《益世报》报道以及言论,对其拥护袁世凯称帝这一立场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 键 词 ：《益世报》；袁世凯称帝；雷鸣远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45-02

《益世报》是比利时籍传教士雷鸣远于1915年在天津创办的一份教会报纸,与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并称民国四大报纸.《益世报》报馆最初设立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担任报馆董事长的雷鸣远是当时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益世报》自1915年创刊至1949年最终停刊的这三十多年间,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但销量较佳,受到读者的欢迎.《益世报》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天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1916年改称洪宪元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天津《益世报》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并发表了自己的言论,表现出拥护袁世凯的立场,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一、袁世凯称帝期间《益世报》的报道及言论

(一)袁世凯称帝前《益世报》大肆报道并积极制造舆论

自袁世凯筹备复辟,《益世报》就开始进行全面的报道,每天用大量的版面为袁世凯复辟造势.《益世报》专门开辟“国体与外交”、“国体与筹备”、“国体军防”、“国体与财政”、“国体与宪法”和“国体与清室”等栏目,每天对事件发展进行动态报道.《益世报》不仅开辟专门栏目进行报道,有关复辟的新闻在“北京新闻”栏目下也时常出现.

除此之外,《益世报》鼓吹民意,为袁世凯提供舆论支持.一方面,《益世报》发起了有奖征文,为其造势,“征文题：现在中华国体确定为君主立宪,政府方遴选起草准备实行.惟我国向无宪法,必须采取世界各君宪国现制参酌损益,究竟取法何国始能和于民意,不妨为学理上之研究,诸君如有卓见,请详论之”[1],此次征文最高可以获得四十银元的奖金.另一方面,《益世报》鼓吹民意,为袁世凯复辟提供舆论支持,1915年12月17日,《益世报》刊登了题为《公民庆贺团之发起》和《宪政协进会之茶话会》的两条消息,反映了公府内史前翰林院修撰以及宪政协进会的热烈拥护.

(二)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益世报》为其辩白

复辟失败后,《益世报》连续在头版发表评论,为袁世凯辩白.

首先,盛赞袁世凯恢复共和制是为了百姓福祉着想,“谁生万階至今,为梗我大总统有鉴于此,上体造物好生之德,下慰人民望治之心,不认生灵涂炭,毅然取消帝制,斯诚全国人民之幸也”[2],“惟大总统外观大势,内察人情,始终不参成见,前以国民代表推戴不得已而承认,今以南方各省之误会不得已而取消.屈己从人,当机立断”[3].

其次,转移视线,斥责内战,“我国自滇黔发难,今日牵及甲省,明日牵及乙省,战事之区域为之愈长,迟延三月以为必能尅期戡定矣,而不谓桂省又相继而来,则政府戡定方针更不知何时始达也.战区愈广则人民之被祸亦愈多,战事之愈长则人民之受灾亦愈烈”[2].

再次,推卸责任于参政院、筹安会,3月25日《益世报》发表评论,认为造成内战的原因是参政院构成不合理,有人拥戴君宪制,有人支持共和制,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才造成了国内纷争的局面,并指责筹安会是复辟闹剧的罪魁祸首,“惟发起帝制之诸人物不顾时局、不恤人言,借一时爱国之美名,酿同室操戈之惨剧,陷国家于危亡之境不知将何以对我大总统,对我国民也”[3],“近闻筹安会发起诸人将离京出洋,以为自全之计.夫欲筹一国之安,反召一国之大不安.卒至,以一去求一身之安,君子人期可笑,亦可怜矣,然读者前日申令,仅言其爱国非其道耳,未尝有罪之之意也.乃诸君子心不自安,急筹远遁,易日,君子见几而作,不俟中,曰,呜呼,此其所以为君子乎?[4]”

(三)袁世凯死后《益世报》表示惋惜

复辟失败后,《益世报》对袁世凯仍不乏溢美之词,对袁世凯的死表示惋惜,“惟自民国成立以来,项城以一身支撑危局,利用时势,统一政权,其智计之深沉,魄力之雄厚,不可谓非一世英雄所惜者”[5],并评价袁世凯“卒复共和,虽云晚,盖已悔,蹉跎挽回无术,赍志而终,英雄末路,遗恨何穷.[6]”

二、袁世凯称帝期间《益世报》言论的原因探究

(一)袁世凯对新闻界的残害

1.袁世凯践踏新闻自由.袁世凯在登基前颁布了严苛的法律钳制新闻自由.1914年4月2日,袁世凯公布了《报纸条例》,这是清末为了防范革命党而从专制的俄国沙皇政府抄来的《报律》的翻版,“根据《报纸条例》,袁政府的机关便可以用‘妨碍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7].1914年2月4日,袁世凯又颁布了《出版法》.另一方面他对拒绝他的收写而执反对意见的报人进行屠杀,到了1913年底,报馆较民国初年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是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

2.比利时租界在天津的势力较弱.比利时租界势力较弱,《益世报》的工作人员也得不到租界特殊的司法保护,因此《益世报》很容易被袁世凯控制.比利时并未参与入侵天津,却趁火打劫的在天津设立租界.可是,划取租界后,比利时国会始终无意发展租界,致使天津的比利时租界发展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比租界向来未加开发,侨民稀少,一片荒凉,连比驻津领事馆都设在英租界.当地只有一个临时工部局董事会,由领事自认董事长,而董事又是领事自己选派的比国富商.董事会没有定期会议制度,只是遇事临时召集,实权由比国领事一人”[8].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天津租界成为了外国军队的集结地,20世纪初的几年里,英、法、德、俄、日、意、奥在天津都有驻军,比利时却未在天津设立驻军.直到1913年以前,比利时国会在保留租界还是把租界交还之间犹豫不决,所以并未大力开发,因此比利时租界在天津的势力始终没有太大的发展.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有约国人”享受领事裁判权,也就是治外法权,他们在中国境内成为民事或刑事诉讼的被告,都不会被中国政府逮捕,也不受中国法庭审理而是由本国裁决.根据租界的司法制度,实际惟有雷鸣远一人可以受到治外法权的庇护,其余在《益世报》工作的人完全不受保护. （二）北方的舆论环境紧张

袁世凯的主要势力都在北方,《申报》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受对方攻击”[9],当时北京的舆论情况可见一斑.与《益世报》同在天津的《大公报》也改用了洪宪年号,1915年12月12日刊登了“代行立法院推戴大总统为皇帝”的消息,13日又发布“总代表第二次推戴书”,同日,《大公报》发表闻评“夫国体事大,登帝位事尤大,惩前毖后,自不得不慎之于始.但世运推进,已届水到渠成之候,虽欲罢而亦有所不能”[10],15日又发布“全国联合之劝进表”.相较之下,上海的舆论环境就宽松许多,袁世凯鞭长莫及,大有“天高皇帝远”的意味.位处上海的《申报》并未改用过洪宪年号,1915年12月11日《申报》发表时评《各行其是》,对复辟完全是冷眼旁观的态度,并在12月13日的时评《特使》中大胆暗示袁世凯为登上帝位与日本暗中交易.复辟以失败收场后,《申报》发表时评,一篇为《然而晚矣》,辛辣嘲讽复辟闹剧“今日已有明令取消帝制矣.呜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今日而取消帝制,何勿当初不发生之为愈乎?今日何为取消帝制乎,则以势不得不取消也.虽然取消之后果能挽回,此大势乎.以廉耻言帝制派中人上能靦,然执行国事乎,以信用言此,忽共和,忽帝制,忽又取消之人,能令人听其其灭自由乎”[11].

(三)《益世报》对国内情况的独特认识

自1916年6月5日起,《益世报》连续刊登了四篇雷鸣远的署名评论《爱国真诠》,其中包含了《益世报》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独特认识,表达了《益世报》的观点.首先,《益世报》申明自己的立场,提倡爱国是人的本性、是国家强健的前提,“此爱力强健者,其国必兴,其社会必进步,此爱力懈驰者,其国必弱,其社会必退步.大之则为他国所压迫,小之亦为他团体所侵凌”[12]；进而谈到干涉政治、监督政府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不是正确的爱国方式“或谓吾民今日言爱国,惟有监督政府、干涉政治,舍此更无他法,呜呼,安得为此毫无秩序之言乎?”[13]；《益世报》所提倡的正确的爱国方式是从自身出发,培养私德,在每个个人私德良好时,就等于是爱国了,“是人而无德不可兴于地方公益也,即勉强兴于其间必反为地方之公害,然欲国家之兴也,亦难乎,故谓爱国根于个人之私德.有好个人然后有好家庭,有好家庭然后有好社会,有好社会然后有好国家.盖尝熟计而深思之欲救我国之危亡,终不能出此数语之外也”[14].雷鸣远认为爱国需从个人出发,需要举国上下统一一心,他反对国内各省纷纷独立,反对个人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可能是他对袁世凯统一中国军民之心以渡国难报有幻想.

三、结 语

相较同时期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表现出了明显的拥袁立场,特别是在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死去后,《益世报》仍不乏溢美之词.不论是迫于袁世凯政权的淫威,亦或者是由于以雷鸣远为代表的《益世报》的主办者寄希望于袁世凯能够统领国内各方势力,抵御外敌,振兴中国,都不能改变《益世报》对历史发展方向判断的失误.封建制度不能改变中国内外交困的境况,历史只能前进不能回头.作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能够看清历史发展方向,引领进步潮流,成为大众读者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