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比人强

马治权,1987年陕西省委党校毕业后分配在陕西省政协工作.

1992年在西安创办《各界》杂志并任总编辑.先后有著作5部.2001年精选结集《中国人的聪明》,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杂文入选王蒙主编的《中国最佳杂文选》；2004年散文获《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文化报》《中国作家》杂志、《纵横》杂志等多家媒体主办的新时期征文大赛一等奖.其文以小见大,针砭时弊,风格洒脱流畅,颇受读者好评.

中国有句俗语叫“形势比人强”.我最近看戈尔巴乔夫传记《真相与自白》,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体制比人强.”

过去,我十分痛恨中国人的“聪明”,以为中国人的聪明与中国人的“丑陋”是同义词,可以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丑陋”.因此,想到中国人,就会想到猥琐、卑鄙、贪婪、自私、损人利己、明哲保身,就会想到宫廷阴谋、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黑箱操作等等,因而情绪不免悲观.

但我看了大量的传记和历史书籍后,这些看法有了改变.知道这些东西实在是极权统治的结果.比如说腐败,凡是实行极权制的国家,都会有程度强烈的腐败.

记得戈氏著作在谈到安德罗波夫时说：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等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等

但是,安德罗波夫的措施,面对极权制,无异于以卵击石.苏联终究解体了.其卫星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东德也随之改变了体制.东德与西德统一后,极权制的东德实行了西德的体制.于是,有报道,总理施罗德坐专机休检测,家人却要坐火车去.如果一同坐施罗德的专机,则要付费用,而那费用要比坐火车高出许多.施罗德经过算账,认为让家人坐火车比较经济.于是施罗德坐了飞机,家人们则坐了火车.

而在我国香港,由于实行了相对强制监督的体制,香港人就好多了.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一项,就很能说明问题.香港的十字路口,绿灯一亮,车像箭一样地穿了出去,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何来如此速度,就在于香港人的秩序.十字路口车流量倍增,车速必须加快,而这加快的基础就在于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同样是中国人,内地人喜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许多公共场所都会噪声四起.但在香港的公共场所说话,却要悄声细语,经常可见用口吹手指头的动作.为什么?到处有,说话声音高了,便会拿出罚条.没有什么人情可讲.

最近读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发现,美国人对一个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完善的监督机制上的.他们首先把人设计成“坏蛋”、“恶魔”、“道德败坏者”、“靠不住的人”,然后发明种种监督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起来构成了体制.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遵循体制框架内的游戏规则.“伸手就被捉”,“动辄则咎”,没有一个人例外.尼克松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史》有鉴,崇祯皇帝虽是亡国之君,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他在位时,“日理平台,勤于政事”,“减膳撤乐,厉行节约”,很有明君的作风,然而终逃不脱吊死于煤山的下场.为什么?体制使然.极权制使皇帝事必躬亲,而群臣之间又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有利自我则积极动作,不利自我则消极对抗.而且“文官制”极易产生官僚主义.万历皇帝曾有过许多宏图,但经不住文官们的对抗,终于偃旗息鼓,最后以不理朝政以报复群臣.群臣缘何如此,仍然是体制使然.极权制下的官僚主义使任何“英明领袖”在社会危机面前变得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他们的一切政策意图统统会被官僚主义消化得无影无踪.

因此,不变革体制,任何英明领袖都将一事无成.而体制的变革,又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便可以付诸实施.一种体制的变革,必须待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会有所转机.即所谓“社会危机开新河”.旧中国几千年的极权统治基本上就是这样恶性循环着,而良性的改革却鲜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