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大屠杀的玩笑

在全球各地的学校里,纳粹用工业化方法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对学生们来说耳熟能详.在美国、波兰和以色列,大屠杀（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大屠杀”专指20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纪念馆每年都会接待超过100万访客.过去十年里,联合国两次通过决议,将世界范围内的大屠杀纪念活动制度化.以色列的机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每年都会培训1万名国内外的解说员.“对大屠杀的兴趣增长极快.”该纪念馆的总干事多瑞特·诺瓦克（Dorit Novak）说.大屠杀组织协会（AHO）的会员从1980年代的25个增长至如今的超过300个.相关的纪念馆从德国、法国,开到了巴西和日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多达1.6万种,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是过去20年间出版的.

这些事实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们越来越不把大屠杀放在心上了.屠杀者及袖手旁观者倾向于忘记这段历史,即使是在以色列举行的幸存者集会也弄不出什么动静.对于以色列这个繁荣而年轻的国家,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让它很不爽,好像以色列先天就应该是个虚弱的样子.196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学校会向学生教授大屠杀的历史,直到以色列开始面临真实的威胁——与其阿拉伯邻国连续不断的战争,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以色列教育部从1982年开始在所有未成年人中强制普及相关的课程,大屠杀在历史教科书中的篇幅从1960年代的20页增长至1990年代的450页.如今,每个以色列学童都要花半个学年来上一门叫Shoah（希伯来语的“大屠杀”）的课,与之配套的还有关于文学、音乐和美术的拓展课程.每年,有20万学生和军人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军人还要配参观.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政府成功地让大屠杀的记忆在国民心中保持鲜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大屠杀的叙述也在发生变化.当新生的以色列尚显柔弱时,人们大肆宣扬华沙犹太区的英勇事迹；如今,强大的武装力量足以保障其安全,大家的讨论重点就转向了大屠杀的受害者.耶路撒冷的犹太教育专家丹·波拉特（Dan Porat）说,以色列学校给孩子们灌输的思想是,“因为全世界都憎恨犹太人,所以我们需要强大的武装”.国内的一些人士批评说,以色列的历史教育已经变得过分简单化,有时候,大屠杀不像是在证明德国人的暴行,而成了犹太人缺乏民族精神的证据.以色列政府在展示其空军战机飞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照片,而在大屠杀纪念日（以色列建国5年后开始每年举行）,政客们则老调重弹,讲述那些以色列的敌人——潜在的分子.“透过奥斯维辛的棱镜,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所有危险.”阿维胡·罗恩（Avihu Ronen）在海法大学（Haifa University）的一个犹太历史讲座上如是说.

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将犹太人描述为欧洲的局外人,这些无法融入欧洲社会的人最终在以色列得到了救赎；奥地利和波兰新建的犹太博物馆则不同,它们将犹太文化当作欧洲文化遗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想法是我感到震惊,”波拉特说,“我从未想过犹太人也是波兰人.”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以以色列宣告独立、高奏国歌为结尾,欧洲的大屠杀纪念馆则着重强调了犹太人在欧洲（他们曾经被屠杀的地方）的重生（柏林有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犹太社区,当然,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犹太人曾一度在此几乎绝迹）.

2013年后半年,世界上最大的大屠杀相关组织——大屠杀组织协会,参加了在哈尔滨举办的一场关于大屠杀的国际会议,这是此类会议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哈尔滨的东北部曾经有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但是,中国人对大屠杀的兴趣点在于,大屠杀可以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暴行联系起来（不论这种对应是否恰当）.

早期大屠杀纪念中心的建设经验为亚洲人所用,用来纪念自己民族的历史悲剧,比如柬埔寨的吐斯廉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从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汲取了灵感.付小伟（音）是四川大学犹太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说：“以色列人付出了很多努力,向下一代讲述自己民族的过去.”他还打算参加一个关于大屠杀的有奖征文竞赛.

在某些地区,学校教学中对大屠杀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本民族苦难的重视程度.在印度,历史教科书花费了大量篇幅讲述大屠杀.“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犹太人或波兰人,身处1941年9月的纳粹德国,你必须佩戴大卫之星,标明自己的犹太身份”,一本名为《印度与当代世界》的十年级课本如是写道.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大屠杀被看作20世纪欧洲历史的核心事件,正因为如此,才有每年数百万的游客访问各种大屠杀纪念馆.2012年,4.65万韩国人访问了奥斯维辛,比起以色列的6.8万人少不了多少.

全世界对大屠杀不感兴趣的主要是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犹太人依靠大屠杀戏剧性地获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并借此掠夺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联合国在中东地区三个主要的信息中心里,没有一个纪念犹太大屠杀.德黑兰的联合国官员说：“在伊朗,没法公开谈论大屠杀.”刚离任不久的伊朗总统声称,大屠杀是虚构的.据说,在巴黎的穆斯林聚居区,一些学校已经从教学大纲中删除了提及大屠杀的内容,因为向学生讲授大屠杀有支持以色列的嫌疑.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斯·邦苏桑（Gees Bensoussan）在2004年针对移民学校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些学校里,当老师在讲台上提到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另一个集中营所在地）时,学生会鼓掌叫好.”

也许,对死于纳粹暴政下的600万犹太人的纪念,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平庸化.“大屠杀已经失去了它的独特性.”正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教科书覆盖范围的德国学者埃克哈特·福克斯（Eckhardt Fuchs）说.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客口中,大屠杀虽然反复被提到,但却只是在修辞学的意义上被使用,大屠杀只是“邪恶”的代名词,它甚至在连环漫画和重金属音乐中出现.即使在以色列,对大屠杀的谈论也越来越不严肃,一些农民因为担心番茄浓缩液抢占番茄市场,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就将番茄酱称作他们的“奥斯维辛”；以色列政客争相围观选美比赛般的大屠杀幸存者展示会；一个关于“希特勒为什么?”的笑话在学童中流传（谜底：他看到了自己的煤气账单）.在英国,一些老师用大屠杀教育学生对欺负自己的人勇敢反击,把纳粹降格成了恃强凌弱的小学生.英国学者保罗·萨尔蒙斯（Paul Salmons）警告说,把大屠杀作为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不论其传播范围是大是小,都将会降低它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