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凭夫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摘 要：《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爱情小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影响巨大,小说反映的平等的男女相爱观,具有进步意义；其强权拆散良缘的故事原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母题.小说中“树”、“鸳鸯”的意象,有着很深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意象.

关 键 词：韩凭夫妇；古代文学作品；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大概起源于神话、寓言、史传文学,公认开端于志人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篇幅短小,多谈神奇怪异之事,当时士人亦以鬼怪之事作为玄学清谈之资标榜风雅.虽为发明神道之不诬怎么写作,但不可否认,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开端,它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为东晋史官干宝搜集写作而成,其影响一直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韩凭夫妇》是《搜神记》中的名篇,这是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爱情小说,男女主人公以悲剧结束死后灵魂不灭,幻化鸳鸯,命运曲折离奇,因此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平等的男女之爱

《韩凭夫妇》的故事不长,不到三百字,但描绘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宋康王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年轻貌美,被康王强行夺去.韩凭心怀怨念被康王囚禁,心灰意冷的何氏暗中送信给韩凭表达了自己不愿苟活的决心,韩凭看后不久,何氏也从高台跳下殉情.二人死后坟上生出双梓木,魂魄化为鸳鸯.这是中国较早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搜神记》中的女性多为女神、女妖、女鬼之类的精怪,《韩凭夫妇》中的何氏却是个凡人,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她和韩凭的不幸遭遇,也和那时候大多数不幸夫妻的遭遇差不多.干宝把这个凡人的爱情故事写进《搜神记》中,应该主要还是在结尾冢生双木,魂化鸳鸯的灵异成分.

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女性就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在爱情婚姻中,男性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从《诗经》开始即有弃妇诗.《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也是用男性的话语来叙述文本,女性多是为了衬托男性而存在,即使这些女性多被描写的很可爱.《韩凭夫妇》这篇小说,妻子何氏是第一主角,整个小说都是何氏在表演.短短的不到三百字,就塑造了一位人美、心慧,不畏强权,对爱情专贞不一的好女子形象.何氏偷偷给韩凭书信,“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①”,十二字写出她才华过人,心思灵巧.她已萌死志,暗地腐烂衣服,写出她从容不迫,精明沉着.何氏与韩凭的悲剧不仅是美好爱情被扼杀的悲剧,也是一个美丽女子被毁灭的悲剧.相比痴心女子负心汉来说,韩凭可以说是位对爱执着的伟丈夫.何氏无需《白头吟》,韩凭也遵守了生死不弃的诺言.文中韩凭夫妇在爱情无法保全的情况下,选择了用死来捍卫爱的尊严,韩凭,继而何氏投台.何氏并非死于殉节,若是像后世理学家揣测的殉节而死那样,何氏应该在康王霸占自己的时候就死,而非是韩凭死后再死.何氏真正殉的是自己的情.何氏和韩凭是心有灵犀的相约,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谁在爱情中支配谁,谁地位卑微之说.这种平等的男女情爱观念影响了后世许多优秀小说的创作,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将这种男女的心灵之爱发挥到极致.《韩凭夫妇》的记载最早见于曹丕的《列异传》,这是一个早就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干宝把它写在《搜神记》中,并强化了最后幻化的结局,表达了魏晋人对美好平等爱情的渴望,寄托了爱情被毁灭的不尽哀思.

二、强权拆散良缘的故事原型

《搜神记》是中国最早的几部小说集之一,他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巨大.志怪一直到清代都是小说的一个门类.《搜神记》中写到的恋、人鬼恋、人神恋被后世小说戏曲无数次搬演.就是人人恋如《韩凭夫妇》也是后世文学不容置疑的原型之一.

原型之说来源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荣格认为一些早期的原始意象不断地以本原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那些早期的原始意象就是文学的母题原型.比如大地是母亲的原型,秋天是死亡、悲剧的原型.在文学史上,一些早期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框架和精神内涵被后世文学反复利用、发展,那么这些早期的作品就可以称之为后世作品故事的原型.譬如在外国文学中,古希腊三大悲剧《俄狄浦斯王》是杀父娶母的原型,《美狄亚》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原型.而《韩凭夫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强权拆散良缘,即中国人常说的“棒打鸳鸯”的原型.

这个原型一般包括四个要素：男女相爱――“棒”从天降――劳燕分飞――幻化结合.不同之处在于“棒”发展到后来,不仅有外来的强权力量,也有男女主人公的内心软弱,矛盾缺点,幻化结合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是对小说《韩凭夫妇》的发展.诗中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夫妻恩爱,却被焦母妒忌,二人被迫分离.焦母打算为儿子再娶,刘兄为攀高门,强迫妹妹再嫁,二人“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相约双双.死后坟上松柏、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这两个故事如出一辙,连化树、化鸟的结局都一样,所不同的是焦刘的悲剧,不仅有外来焦母的干涉,还来自焦仲卿内心的软弱和对母亲的愚忠.到明清,强权拆散良缘的故事发展到极致,即才子佳人小说,故事更曲折,男女的心理更细微,相比之前的悲剧结局,作品更追求一种极致的圆满结局――高中状元,奉旨完婚.爱情故事由“悲”到“喜”,是唐宋后文人心态的转变,更是中国文化中“乐天”因素的折射.

才子佳人小说作为“大团圆”作品的代表,已经没有了幻化的影子,真正照着《韩凭夫妇》故事线索发展的是民间传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韩凭夫妇》的故事来源于民间,而非文人的独立创作.

现列表将四大民间故事和《韩凭夫妇》作一比较.

相比后世爱情小说、戏曲对大团圆的极致追求,四大民间故事更多的保留了《韩凭夫妇》的精神内涵.这四个故事都以悲剧为结局,白娘子的故事,虽然说白娘子出塔,夫妻双双成仙,看似喜庆团圆,实则不然,白娘子与许宣的爱情和婚姻是一个悲剧.许宣作为一个内心软弱、有些自私的普通小市民,和勇敢追求幸福的白娘子相比,二人在爱情中是不对等的,白娘子所托非人.文人的作品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有着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传统儒家中庸、温柔敦厚的价值观制约着他们不能有更强烈的感情,不追求崇高的悲剧,从一定程度上美化了生活,远没有民间故事更真实的反映人世间的痛苦与悲悯.三、冢上生树、魂化鸳鸯的意象演变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韩凭夫妇》结尾这样写道：“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②”.小说的结尾让韩凭夫妻化身为梓树、鸳鸯表达了古代人民情可感天动地的思想.后世汤显祖的“情至观”可说源于此.

化身为树,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③”.这可能是化身为树的最早记载.可见,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有了化为树的想法.之后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刘兰芝坟头上的松柏、梧桐共结连理是化身为树的变形.东汉祖冲之的小说《述异志》有《比肩人》篇,男女主人公陆东美、朱氏死后冢上也长出梓树.冢上生树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中国自古就有在坟上种松柏等树木的习俗,《左传》中蹇叔哭师那段文字就有相应记载.这估计是民间传说和小说中多次写到化身为树、枝叶相倾的现实基础.

我国自先秦就爱用恩爱的禽鸟比喻爱情中的男女.《诗经》开篇《关雎》就写相亲相爱的关雎鸟引起了君子追求淑女的愿望.在国人看来,禽鸟是动物中最恩爱的,他们一起觅食,同飞同栖,亲密无间.而且鸟类大多是一夫一妻,平等和谐.在所有动物中,鸳鸯被当情象征的次数最多.《韩凭夫妇》结尾让韩凭夫妇精魂化为了鸳鸯,《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刘兰芝也化成了鸳鸯.唐诗中更有“只羡鸳鸯不羡仙”诗句.但在《韩凭夫妇》流传的过程中,魂化鸳鸯的结局被改成了化蝶.大约在晚唐,这种趋势就已出现,最早见到的化蝶之说是李商隐的《青陵台》.“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而宋初的小说集《太平寰宇记》就明文把小说结尾改为化蝶了.

大约出现于南北朝的梁祝的故事就是化蝶,梁祝故事显然脱胎于《韩凭夫妇》,但在流传过程中它的结局又反过来影响改变了《韩凭夫妇》的结局.其实,鸳鸯、蝴蝶都是爱情的象征,都是魏晋以来灵魂不灭思想的折射,它们都是幻化而来的精灵,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蝴蝶取代鸳鸯成为最美的爱情意象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鸳鸯是南方飞禽,北方并不常见,它们长期生活于水上,在陆地上或者树上出现不太合理.而蝴蝶全国到处都有,从流传上更让人接受.二是《庄子齐物论》记庄生梦蝶,蝴蝶对于中国文人有更复杂的审美含义,且蝴蝶多成对出现,翩翩飞舞,带给人们更自由的审美想象；三是古人有蝴蝶为幻化而来的错误认识,这是化蝶的现实依据.

总的来说,《韩凭夫妇》虽然是一篇很短的笔记小说,但它从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上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晋]干宝.搜神记[M].马银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65

[2][晋]干宝.搜神记.马银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65

[3]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8

【参考文献】

[1][晋]干宝.搜神记[M].马银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岑玲.从《韩凭夫妇》看古代殉情模式的原型意蕴[J].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4）：26-28

[5]曹洁萍.中国古典四大民间故事略论[J].东南文化,2006（04）：71-74

作者介绍：赵丽莹（1985――）,女,河南郑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毕业,文学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现为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