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患关系漫

【摘 要】古代医生的“红包”是主要收入.医生收受红包如今广受诟病,这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古代红包是医生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古代,医生多在家接诊或出诊,看病没有统一表,往往依患者的社会地位、贫富和医生的名气来决定诊费的高低和红包的大小,对有钱的病人可以多收点,穷人则少收点甚至免费.

【关 键 词】古代医患；医患关系

不把钱财看得太重是古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做到谋道不谋利,明初杭州有个医生叫陶华,《杭州府志》记载,陶华“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但是,想请他看病没有大红包是请不动的,“非重赂,莫能致”.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生重利现象持续抬头,更有甚者,钱不到不用药,见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解砒毒方”中曾经记载,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则坐视其死而不救”.在这样的行医初衷下,医患关系自然就变得紧张.

“病有六不治”避免医患纠纷.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六不治”,即六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史记扁鹊列传》）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有可能成为医闹.“六不治”就是要避免医患纠纷的产生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古代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但即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我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选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预后”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种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病人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现代医院通行的“病危通知书”签术前同意书的做法,就是沿袭了古代预后的行规.

医生面临信任危机.与现代一样,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的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的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当时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代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医生不负责任是古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又一原因.清陆以《冷庐医话》记载的一则医患关系纠纷相当典型：苏州医生曹某,在当地名气不小,相应的,“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生病,派仆人请来姓曹的医生,仆人素来讨厌姓曹的医生,于是欺骗曹某说,该女已嫁人,怀孕好几个月了.曹某到人床前,隔着帷幕诊断,号脉后随口胡说该女已经有身孕.老先生十分惊讶,怀疑是误断,次日又请曹某来,老先生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怀孕了.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帷幕说：我男儿也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结果,曹某被狂揍一顿,还被灌了粪水,声望扫地,再也没有找他看病了.

医患关系立法由来已久.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朝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通制条格》单列“医药”卷,元律不仅严惩“检测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作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明朝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

作者简介：宋辉（197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方向：院校教育理论和教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