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1000天

文人与做官：辞呈背后的“国民记忆库”

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日头狂肆下,民众到了所,选择自己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日头落下没多久,结果就已揭晓─执政的国民党惨败.十二月的第一天,率领“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身为“长”的龙应台也在其中.那晚,她率先抛出讯息,称“配合总辞”,她一千天“长”任期就此结束.

龙应台提出辞呈之时,正是“”“基础工程”的代表性计划之一─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国民记忆库,顾名思义,便是收罗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因此,龙应台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

她试图透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你会不会担心继任者不会接续这个计划?”有记者问龙应台,她却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必去希望后继者如何,而是工作同仁对这有认同感.”龙应台进一步表示,如果这只是上面的命令交办,事务官对于这计划没热情,这一定失败,不用等后来者,就会瓦解,“有热情就会说服后来的继任者.”

国民记忆库的推动,与龙应台个人书写《大江大海1949》时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与对小人物的感怀,看起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书写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便萌发,然而,因故不断搁置的结果,是父亲去世了,她产生了强烈的急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这是她最强烈的感受.

龙应台的父亲如此,整个大社会亦然,带着时代故事的长辈不断凋零,便代表着一个世代的庶民记忆大量消失、不被留存,于是,在全台湾网罗个人历史记忆,也就成了龙应台上任后最重要的文化工作.

为了让民众知道这项计划,能够带着父母去录制个人故事,或是主动参与、分享生命经验,“”挑选了十多位“行动大使”,包含资深艺人孙越、方芳,音乐人胡德夫,漫画家萧言中,政治人物钱复、郝龙斌等等,从电视到电影院,乃至于各种不同媒体,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说出对国民记忆库的感想,以及自己的回忆.

与龙应台有着好交情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也担任了行动大使.她在今年七月的行动大使记者会上,分享了自己外公何集璧的故事.在席卷全台的二二八事件中,“外公为了逃离监狱而躲进疯人院,出来时已分不清是真疯或检测疯了.”陈文茜心疼外公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我相信,我外公一定也希望能有人说出这些故事,走出这样的悲剧”.

国民记忆库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故事：有麻风病人、逃过战乱的老兵、从丛林生还的台籍日本兵等甚至嫁来台湾的越南妇女的生命经历都有.“台湾社会就是这么多样,才有多种纷争,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共识,国民记忆库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的故事与经验.”龙应台解释.

用1000天“铺第一里路”

台湾政治充满敌对,对政务官尤为严格,龙应台上任以来,时常受到“国会”与民间的苛责.接受记者专访时,龙应台便直言,“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的.”然而,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见识政治之难的她,两年前愿意再担起这重任,也是因为是首任“部长”,“首任代表第一号工头,为文化政策打地基,铺第一里路.”

国民记忆库是她任内推动的大计划,属于“泥土化”的一个项目,预算庞大,第一年预算四千万台币.在龙应台认知里,这是一项可以往前走十年的计划,不只是政府要做,重点是民间得自行发动,才能做到由下而上、收集到成千上万笔的口述资料.

“这项计划连最挑剔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让龙应台很安慰.

有些“立法委员”甚至出任了行动大使,如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碧涵与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这是跨越蓝绿与政党的组合.前者出身苗栗客家大家族,能说出客家移民文化故事,后者的父母一直在国民党专权下援助运动者,她也是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林宅血案”的第一见证者.

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甚至带着大女儿王沛然,到搜录站分享个人成长故事.王荣文的母亲不识字,1950年代,母亲背着他走十五公里,到地政事务所缴地价税.当她拿着税单问要缴多少税,公务员竟把单子丢在地上说：“不会自己看吗?”

尽管政界、文化界都乐见其成,但也有“立委”与文化人不认可这项政策,大都是质疑龙应台忽略了前人的努力,让资源错误使用与摆置.

“我们还没找到最有效的全民自发动员的方法.”针对国民记忆库的缺失,龙应台坦言这不应该是政府来做,“若真正宣传到位的话,应该是文史工作室、中学历史老师或大学历史系,纷纷说要加入,并承诺一年给多少个故事.”

如今,随着龙应台辞职,这项需要广撒种子、需要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计划,是否能够延续?又是否能找到对的方法,并收到她期望的成效?这仍然是重新回到文人身份的龙应台所关注的.

“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一千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一千天中,纠结长达三年的公视僵局解决,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中心”、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馆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电影法”、“公广法”等等新立或翻修.“”的“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

在龙应台的辞呈中,她这样写道.

当年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龙应台用1000天“铺了第一里路”.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龙应台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应台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