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媒治引

摘 要：媒体治理是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出现的现象,也是近年广受争议的名词.本文通过从现象到学理的分析,阐述了媒体治理的概念、界定了中国式媒治的范畴.本文提出,中国式媒治效果有限,是人治的一种,不应过度期待.

关 键 词：媒体治理中国式媒治

中图分类号：D0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2

一、现象与争论

白岩松2010年在CCTV《新闻1+1》讲：“什么叫媒治呢?就是媒体治.因为媒体只要报道了,迅速地就能反映.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引发了一场有关媒治的激辩――指向了当下一种特殊又普遍的现象：媒体直接影响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如孙志刚事件、、地沟油、丑闻等社会公共问题,其引发广泛关注并得到不同解决,都是在得到媒体深度参与、成为舆论热点后实现的.这种现象还极端表现为2010年开始出现在湖北、湖南、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的“电视问政”、“广播问政”.

几年前已有相关研究（如赵爱莲,2005）,只不过在数字传媒井喷式发展的近年来才受到关注.目前有关“媒治”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治理”的概念是否合理上.赞同者认为,媒治显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国家越来越自觉地将媒介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治理技术”

（赵爱莲,2005）,存在一些“媒治的胜利”（张遇哲,2010）,“媒治”现象“频繁发生”（向长艳,2011）.反对者则称“绝对没有“媒治”,不必自我拔高”（苏文洋,2010）,“媒治是个伪命题”（曹林,2010）,“媒治真没有,参与可以有”（常仙鹤、范以锦,2011）等等.陈力丹在《质疑“媒治”》中指出等媒治’的概念本身,是对传媒职能认识的误解.用‘媒治’一词来概括媒体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媒治’归入到权力体制,这是一个观念混乱的伪命题.”他在与陈雷合写的《“媒治”理念不成立》中称：“媒治”的理念是不成立的,最多可以作为一种比喻.”强调,媒体并非法定的权力机构,不具有相应权力机制.

要界定清楚媒体治理这个概念,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治理”.治理最早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的“掌舵”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的行动或方式,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罗茨（R.Rhodes）为治理下了六个角度的定义,其中提到：“作为社会一控制体系的治理,指政府与民间、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强调处于中心的行动者进行管理时所受的限制,声称不再有单一的主权权威.这样,治理成了互动式社会一政治管理方式的结果.”不论是名义上法定的公权力,还是无形中可以施加影响的隐权力,只要能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解决产生影响,其解决过程都可以称之为“治理”.而媒体治理即mediagovemance,其实也并非新词.SeanSiochru、BruceGirsrd和AmyMahan早就在其《全球媒介治理引论》（GlobalMediaGovernance：ABe-ginnergGuide）中提出：“媒体治理是全球治理整体上的缩影,并且拥有共同的核心问题和矛盾.而更广泛的处理过程,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治理的进步所发生的范围.”

二、中国式媒治

白岩松所言现象显然就是媒体治理.现象存在、概念也清晰,争议何来?是因为西方的“媒体治理”概念,无法完全涵盖当下我国传媒参与治理的所有形态,而对什么是“中国式媒治”,目前各方又没有形成共识.中国显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概念.笔者认为：“中国式媒治”是：我国传媒作为不具有公权力的社会治理参与者,多通过传媒行为影响高层决策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主要以解决个案的方式逐一处理最外部的社会公共问题,多呈现微小程度、临时性、反复性的社会治理过程和状态.

中国式媒治大致可分为：

(一)社会公共事件

如唐慧案、浙江乐清钱云会案、地沟油、矿难、暴力拆迁等事件的解决.

这是最主要、最频繁、最吸引眼球的一类.治理过程也最复杂,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新媒体发起议程、网络形成热点、市场化媒体跟进、体制内媒体定性；惊动高层、批文下达、问题解决.复杂的流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断裂的可能,问题抛上去没有下一个环节接盘,治理就宣告失败.

(二)“电视问政”、“广播问政”节目

这是近年很受议论的形式.媒体设局,官员下棋.多有赞美也倍受批评.湖南、河南、湖北等地都在做此种尝试.特点：公开性、现场性、及时性、最强的媒体胁迫性.对官员个人名誉影响很大,属于短平快的解决办法,但易成秀场.

三、为什么会有中国式媒治?

当下中国媒体似乎正在进行一场从舆论监督者到社会治理参与者的跳跃.其产生兼有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因素.

(一)社会转型推动中国式媒治

我国社会正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了以现代文明为发展方向、混合前现代文明特征的社会.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在第89位.世行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处于3000到10000美元时,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对于高达95%以上的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中等偏上收入”还是一种目标.

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熟人社会关系结构、也打破了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但“在急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能力往往会是滞后的.”现代化城市需要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手段.对变化最敏锐的正是“社会的皮肤”：媒体.在社会变革需要时间的情形下,媒体越位具有其内在合理性

(二)“逐义”与“逐利”本能驱使,媒体必然参与治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传媒市场化程度增强.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挖掘真相当然是媒体的本能.作为企业媒体又要自负盈亏.而只有报道小概率事件才能够收集到足够的注意力.因此媒体积极追踪事件、甚至引导当事人、直接参与治理,就成为大众消费时代的选择,因而媒治自现.（三）社会公共空间产生、草根发起议程,为媒治提供了舞台和契机

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已经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自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媒治靠舆论,舆论产生于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存在于大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是媒治的基础.

大众传媒也深化了新的社会结构.世界正趋向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种趋势已无可逆转.数字传播技术正在有力地推动这一趋势：提供了更大的虚拟公共空间、参与治理的筹码、广泛参与的受众、传受双方的角色转换机会、丰富的新闻源.“城市化、工业化、网络化三者合流,又恰逢社会转型、国民转性的关键时期”,出现媒治并不意外.

(四)对媒体期待过高

一面不少媒体人因媒治成效显著得到了鼓励“自我拔高”.另一面受众也常把个案当作主流.过度期许反而助长了媒治.网络上信息充斥,人人都拥有麦克风,恰似人人都没有麦克风,得以进入议程仍非易事.

四、对中国式媒治的评价

(一)媒治是另一种人治

人治与法治是两类基本社会治理方式.媒治既非法治,也非传统人治.“新闻传媒是一种精神机构,不拥有行政的或司法的权力,它的基本职能是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媒治的背后是人治这只看不见的手,只能通过营造舆论环境迫使领导批示,以“征服”领导而“征服”问题,是社会功能缺位后的临时补充.媒治难以彻底解决社会问题.

(二)没有推动良治和善治

中国媒治是表象化的治理.单一问题解决不能影响制度层面,同类现象层出不穷,媒体只能一一应对.

西方也曾经历过矛盾多发期.“扒粪运动”体现了媒体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影响.从《麦克卢尔》1903年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埃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战》开始持续了十多年,直接促使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联邦储备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赫伯恩法》、《报纸公示法》等出台.其媒体并未直接参与治理,而推动了法律法规完善来实现了善治.

(三)媒体治理难有普遍正义

媒体有其利益和价值倾向.新旧媒体的新闻选择依旧遵循基本新闻要素.普通人可以发起议程,但是否可以进入主流舆论仍然受制于新闻选择标准的影响.药家鑫案中,媒治甚至还能纵容大众狂欢、影响司法公正.

媒治易助长作秀和新闻腐败、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媒治“往往只是推动了当事者的危机公关”,短期内个案解决,但当媒体不再关注,一切又归零需要重新治理.“媒治”成为一种常态后,反而严重阻碍制度治理和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