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学人林毅夫

林毅夫教授是当今最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前几年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行长,成为首位在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他也是在国外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

第一次和老林见面是在1993年前后.他到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经济系来做短期访问.我在周其仁那里遇到他,他们是老同事.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笑容可掬,操一口有浓重台湾口音的普通话.那次见面印象不深,事后才听说他的传奇经历.林毅夫是台湾宜兰人,幼时家境贫苦,但他聪颖勤奋,读书成绩一直很好,1971年考入台大.不久主动要求投笔从戎,入陆军军官学校.1975年又以军职身份进入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就读.1978年毕业后返回军中,次年2月被派往金门担任只有最优秀的基层军官才能出任马山连连长.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泅海到厦门.熟识之后,我曾问过老林为什么会萌发投奔大陆的念头.他说,在宜兰上学时深受一位北大毕业的历史老师的影响,树立起大中国情怀,立志做一份事业为十亿人谋福祉.但两岸分离的现实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无奈逐渐转化为决心,最后毅然泅过台湾海峡.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并演讲,林毅夫给他做翻译.舒尔茨对他非常赞赏,回美国后不久,正式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82年,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次年,他的妻子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从台湾辗转到达美国和老林团聚.1986年,林毅夫取得了经济系博士学位,次年携妻儿回国,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副所长.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并带回了整整30箱西方经济学术资料.1993年,林毅夫升任北京大学教授.

再次和林毅夫相遇是刚到香港不久.有一次,其仁来香港,和在港的九号院老同事聚会,邀我一起去参加,老林也在座.这才知道他每年一半时间在北大,一半时间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此时,林毅夫已经凭借《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和《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两篇论文,奠定了在国际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地位,成为少数能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华人学者.我当时在《亚洲周刊》工作,就约他做一次访谈.那次在老林的港科大办公室里谈得很愉快,他为人谦和诚恳,没有一点名人架子,说完自己的观点,总会停下来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采访变成了朋友之间的对话.

此后,我们的来往就十分频繁.每次从北京到香港来授课,他都会约我见面聊天,一边喝咖啡,一边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那时,他和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一次,他来找我说,加入中心的海外学人越来越多,学校答应把朗润园内一处叫“致福轩”的院落拨给他们使用.但那是一排坍塌的古屋,修复需要巨资,他要负责筹款.知道我交游广阔,想让我帮忙募款.我说,弄点小钱也许还有办法,但那么大笔的钱得另谋良策.我给他出主意说,我可以动用香港传媒界的人脉先帮你们在报刊上造舆论,然后你去找香港北大同学会,他们会比较热心帮你们找到捐款人.老林听了很高兴,我也尽力联络了《明报》、《信报》、《经济日报》和《文汇报》等几家报纸的朋友,但不知道这有没有帮上老林.

后来,北大中国经济中心的工作越来越忙,林毅夫辞去了港科大的教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1999年的某个周末,他在香港打约我见面.我问他晚上想不想跟我一起去见南怀瑾先生,他愉快地答应了.在怀师那里,他遇见了当年的老师、台湾政大企管所所长陈定国博士.分别二十多年,恍如隔世,两人重逢不胜唏嘘.

2002年5月,我在香港铜锣湾街上偶遇林毅夫.他说,父亲刚去世,台湾当局已经同意他回去奔丧,准备采写一些赠送亲友的礼品.老林回乡心切,没有多话,寒暄几句后,我们就告别了.后来才知道,由于军方阻拦,林毅夫仍然未能顺利返台,只能由妻子赴台代其追悼,他则在朗润园设灵堂遥祭先父.林毅夫离开台湾已有35年了,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我这个海外游子能理解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