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后现代主义

曾经为“后现代主义”摇旗呐喊的先锋建筑师,现在却越来越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反动,罗伯特斯特恩（RobertStern）,因为最早参与“后现代主义”运动而暴得大名,可是他现在却常常自称,他的建筑是“现代主义的传统”.

1988年,罗伯特斯特恩出版了《现代古典主义》（ModernClassici）一书,完整地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类型,成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奠基理论著作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和另一位罗伯特――罗伯特文丘里――一起成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吹鼓手.虽然他说他最钦佩的建筑师是现代主义四大师中的勒柯布西耶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但是当文丘里用一部《建筑的矛盾和复杂性》来批判密斯凡德罗在建筑界居于主流的现代主义思想时,罗伯特斯特恩却站在了文丘里一边,他为之深深折服,从而从现代主义的忠实信徒摇身一变为后现代主义运动冲锋陷阵.

在建筑实践上,1991年的迪斯尼世界乐园、1995年的佛罗里达州医学中心礼堂、1986和2006年的野外住宅等等重要作品,为他赢得了美国建筑界的一片赞誉以及2011年理查德H.德里豪斯古典建筑奖等多个建筑奖项的肯定.

可能是年龄的增长,如今的他,对早年的激进姿态有了更多的反思.他在中国内地即将上马的项目――大连中航国际广场看上去,就是新古典主义的典型风格,落成之后,当你走在建筑前的街道,你会不会有种错觉：这不是在中国的大连,而是走在美国曼哈顿的街头?

当海外建筑师在中国市场上备受争议的现在,又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建筑大师斯特恩进军中国市场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在主持罗伯特斯特恩建筑事务所的同时,1998年9月起,斯特恩还担任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至今,在学院和市场之间,他显然很懂得两者的平衡之道.

后现代主义

《新民周刊》：哪些人对您的设计风格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斯特恩：我的老师和朋友文森特斯库利退休以前一直在耶鲁大学讲授艺术和建筑史,从他那里,我年轻时就和他对于在建筑中提高个体建筑师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我从中收益不小.他帮我理清了过去和现在建筑的一些关系,以及如何把这些东西融通了之后运用在未来建筑立面.

还有我最早的同学和伙伴,著名建筑师约翰S.哈格曼,我们曾经共同成立了建筑事务所,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新民周刊》：您刚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您曾经说,后现代主义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存在于1966-1967年的政治运动中”.现在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

斯特恩：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摒弃现代主义,所谓后现代主义都是非常幽默的,甚至是打趣或者和过去开玩笑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从我的设计风格来说想通了这点之后就会逐渐地学术化,不光像学语言一样,学几个句子跟大家交流,要从语法整个系统学习讲述这门语言,使自己能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当时我受到罗伯特文丘里的影响,他是位伟大的设计师,我的有些设计风格里就吸取了他对后现代建筑的一些观点和风格,虽然我们后来走了不同的方向.

中国建筑

《新民周刊》：2007年您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观了故宫等中国古典建筑的经典,您对中国传统建筑是否了解,您觉得这些异域风情的建筑有没有激发您的创作灵感?有没有可能以后在您的设计中出现中国元素?

斯特恩：说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本身它们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也非常欣赏中国的传统建筑,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或者帝王时代创造了辉煌的建筑文明.北京很多保存下来的建筑规模并不大,小而精,非常好.再比如说上海的外滩,我们都知道它是万国建筑的博览群,它融入了世界各个国家建筑的精华,非常漂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是有一点,中国现在没有应用,在很多其他国家都已经使用了,就是引进新的技术用于古建筑的保护.

在我的办公室图书馆里面也有很多关注中国建筑的书,有可能的情况下,我想把这些中国古典的风格引入我的新作品中间,比如说大家讲得比较多的四合院,当然要看具体的设计项目是否适合.

从世界各国来看,不论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的设计师,都会把自己国家建筑风格的母题反复运用,不同的是每次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细节的变化,但是大体的结构、风格都会得以保留,会吸取过去的精华适应现在的要求,在中间寻求一个最合适的呈现方式.

《新民周刊》：去年,中国的设计师王澍获得了普利茨克建筑奖,您看过他的作品吗?您对包括他在内的中国设计师怎么评价?

斯特恩：中国的设计师应该有更开放的心态学习建筑,把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来学习,而不仅仅把它视作需要攻克的学科,同样在教育项目上面也是如此.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国背景留学生在建筑事业上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建筑师是非常优秀的.在美国――包括在我的事务所里――就有很多来自两岸三地的具有中国背景的人,相信在未来10到15年会有很多中国建筑师的名字被世界认知和记住.

当然了,王澍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他是未来中国新一代设计师的代表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王澍的作品因其扎根于其历史背景的设计而让人印象深刻.

《新民周刊》：您曾经批评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西方古典主义的楼盘建筑“只是垃圾”,您觉得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乱象是不是开发商缺乏基本建筑素养的表现?

斯特恩：事实上我并不记得我说这样的话,说实话,的确从建筑师的角度上来说有好有坏,开发商也有好有坏,作为建筑师来说只能挑好的客户为它怎么写作.很糟糕的建筑哪里都有,不光是中国有,从我办公室窗户看下去建筑也有好有坏,很多建筑可以持续千年,也有很多建筑是垃圾,做得太差,我本人非常强烈反对垃圾建筑的.好的城市从整个城市、街道、巷子都会有很清晰的定义,怎么把人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保护人的隐私,你有车也好没车也好,你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很自由地活动.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你永远是想做最好的产品,处理好建筑与人的关系.海外建筑师在中国

《新民周刊》：库哈斯等西方建筑师的设计在中国内地遍地开花,您觉得西方设计师应该如何在设计时考虑当地的建筑文脉与语境,从而设计出融入当时环境的建筑?

斯特恩：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因为有不同的情况存在.在现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国际交流,建筑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从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把另一个国家的建筑拷贝过来,比如说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富人有了钱之后甚至把白宫等一些建筑原封不动拷贝到中国来而遭到批评,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在18世纪末的美国,有很多刚刚富起来的有钱人,也同样从欧洲学习了很多东西,把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都搬到美国.

其实宽容一点,这是可理解的,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结果,这是不断进化和发展过程中要走过的必要阶段.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一个地方把整个建筑搬到另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们不做全盘拷贝的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当然会有差异,不适应当地的情况和要求,那么会做一些改变.就算对于本地的传统建筑样式来说,也是如此.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转变!一个地区的建筑不可能是一成不变保持一种传统的.在转变的过程中,不管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这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操作方法.因为长期来说它会破坏当地的文化传统,我觉得应该把过去的东西学习、吸收、融汇到当地文化中间,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一个更有新意的未来.

《新民周刊》：怎么会接受设计大连中航国际广场项目的?设计这个项目,您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的?

斯特恩：大连的中航项目占地的面积非常大,牵涉到中山路等几条街道,在项目整个规划中,我们考虑要保留它原来道路的结构,而且给道路上的建筑风格做一个统一和巩固,让整个项目成为一个综合体,不光满足居住或者购物、办公的单一功能,只有综合了才能体现这个城市的活力.

大连本身从建筑学来说是很特别的城市,它的建筑风格有很丰富多彩的一面,因为它从1920年以来就受西欧、日式建筑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本身建筑的传统,正是这种融合让我看到了不同的风格.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来设计这个项目的,一方面,我们尊重中国的文脉,另一方面,它有开放的一面.

在做这个设计时,我想到的是我们事务所所在的洛克菲勒中心.它在外立面上用了大量的石头,我觉得石头的作用不光是作为建筑材料,它更显示了一种庄严的风格,在纽约和大连这样一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中,石头能够很好地反射那些灯光,它将使与之相配的玻璃幕墙和钢结构更有吸引力.在大连项目的设计上,我们也同样用了各种各样的石头形态来体现这个建筑的各种细节,在我看来现在有很多建筑,特别是高层建筑在细节上面是很缺乏的,用石头不光可以塑造建筑的外形,在采光上石头可以很好地反射自然光,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有不同的效果,从底下来看可以更好地融入这个街区的范围,在顶部也可以体现出更漂亮的天际线.我们再回到刚刚说的洛克菲勒中心,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洛克菲勒中心的很多元素,比如说一些商店的入口,整个大堂,不管是办公区域的大堂还是居住区域的大堂,我都用了相同的理念体现它的庄严,甚至有一些纪念碑的感觉.另外从花园上来说,花园对整个房子来说是有很重要的功能,不光有净化环境的意义,楼上面的人往下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很赏心悦目的景象,整个街区周边一些活动的人都可以在这边享受生活,让人感觉它是地上的一幅画,现在有很多的建筑设计并不是很重视整个建筑底层它的一些基础的设置,但是这些设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