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

摘 要《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历史小说,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评之为“七实三虚”,大部分有史实依据.《演义》涵盖了从东汉末豪强混战到西晋灭吴,历时九十多年,各路豪强为占夺地盘,争战不断,全国人口低谷时比东汉末减少60%.以约4400万人生命的代价形成三分局面,说不上正义性属于何方.各方逞勇斗智,奇谋百出,尽显武勇、诡略之极致.富有戏剧性和智慧、人性等教育意味的三国史事人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特别是宋元时期,市民文化繁盛,“说三分”是最受欢迎的说书节目,进而加上皮影戏、演唱并发展为杂剧,故事更丰满,人物特色更突出.说书的话本经加工成“评话”,现存元代至治年间所刊《全相三国志评话》回目与《演义》大体相符,罗贯中当是以此为基础,根据史书并杂采野史资料进行创作.现知《演义》的早期刊本为1494年本,距罗氏在世已约百年,学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尚存歧见.

关 键 词《三国演义》三国史《全相三国志评话》

分类号K235I207.413

今天的主题是《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成功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历史小说,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注》等史料,将元代甚受大众喜爱,并流传国外的《三国志平话》做了彻底改造,几乎等于重新创作的作品,被清朝著名乾嘉史学家章学诚评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丙辰札记》）,就读史而言也胜过现今某些史学著作.要读透《演义》,必须了解些三国的历史.所谓“三国”,年代上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起,到280年孙吴灭亡,为60年,实际应该追溯到东汉末黄巾军主力被镇压（184年）后外戚、宦官、豪强（朝廷或地方官僚、将领）间的争斗,特别是董卓专权、袁曹官渡之战（200年）、曹孙刘赤壁之战（208年）等奠定鼎立局面的史事,达到96年.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受到大众的关注.我不是三国史专家,不敢越界妄论.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年轻人读《水浒》会凶狠好斗,上年纪人读《三国》会诡计多端,因为三国里争战各方斗计,奇谋百出,既是智慧的宝库,又是奸诈的渊薮.从人民的立场总体上看,这是一段历史悲剧时期.豪强们争夺地盘,操纵权力,称王称霸,是不计人民性命的.董卓专权引发的战争,洛阳、长安两都残破,原来人口五六万户的鄢陵县（河南）只剩几百户.有学者约略估算,三国时期人口减少六分之五,即只剩20%.当然并非80%的人口全是死亡,其中一部分死于战场或饥饿,一部分则成了豪强的部曲,受其奴役,为其卖命.根据人口史专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比较可靠的统计,最低人口数仅2224万,与东汉桓帝时的5648万人口相比,减少60%.经过残酷拼杀,形成袁绍和曹操两大集团,官渡之战袁败曹胜（袁军被杀七万）,统有中原形胜之地；赤壁之战使孙、刘免于被吞并,这两方又生争端；夷陵之战（221年）终于孙、刘分据江东和四川.数十年争斗,以牺牲无数民命的代价形成三分局面,谈不上正义性属哪一方.当然,三分局面基本稳定（仍然不断发生战争）后,各方为了维持统治,采取发展经济、改善政治的措施,都有值得肯定之处.

历史过程本身就是极丰富复杂多彩多姿的“众生相”,史学功夫首先是考实,其次还要使用“”（perspective）方法,史家通过多种史料的记载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描述.其实优秀传统史书就含有这部分内容,如《史记》垓下之围一节就是极具魅力的史家妙笔,不能视为虚构.正因为史书具有可容许的扩展宽度,一部史书经过后代史家的增补、注释,内容和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内容简练,南朝宋时裴松之著《三国志注》,“上搜旧闻,旁摭遗逸”,从一百五十多种书中引用了大量材料,内容竟为陈寿书的三倍,其中就引有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带有神话色彩的“死诸葛走生仲达”谚语（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神话、志怪作品,述三国史事人物的书可能掺进一些传奇故事）；曹操杀吕伯奢诸子事《三国志》未载,裴注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语仅见《杂记》,应是当时传说.

同时,富含戏剧性情节且具有多种教育意义（道德、智略、勇武、情感等等）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成为人们传颂的内容,逐渐进入文艺领域.演绎三国史事人物的文艺形式很早就出现.《宋书乐志》所载魏、吴、晋的“鼓吹曲”就都是以三国史事立目,如魏曲“战荥阳”、“克官渡”,吴曲“乌林”（赤壁之战）,晋曲“宣受命”（司马懿逼退诸葛亮事）等.唐诗中有更多叙写三国事者,如杜甫的《蜀相》,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的《骄儿》（顽童听讲三国故事,学“参军戏”扮相,可见唐代盛行的参军戏也有演三国者）；唐末胡曾《咏史诗》中有多篇叙写三国人和事,时人陈蕃注其《五丈原》诗,讲到孔明遗命授计以骗退司马懿事.僧人宣教（称“俗讲”）中也插入三国故事人物,如大觉和尚《四分律行事抄批》就讲到“死诸葛惊走生仲达”的故事（令于其足上置一袋土,树镜照面,魏军虽卜得孔明已死,但见蜀军中孔明之像,乃惊退）.文艺作品中的三国故事逐渐丰满生动,人物形象逐渐特点鲜明.

宋元时期,特别元代,是三国志故事作为完整通俗文艺作品成型的重要阶段,这是宋元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变化的结果.宋代都市破除了唐朝的坊市围隔制度,居住区和商业区不再分割,有街道就可以开店经商.城市发达带来市民文娱活动的兴盛,“勾栏”、“瓦舍”众多,甚至有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勾栏.有专门“说三分”的艺人,《东坡志林》载,街巷小儿聚坐听说书（当时称“说话”）,闻刘玄德败辄哭,闻曹操败则喜笑.宋人《事物纪原》载,仁宗时市人好谈三国事,有人加作影人缘饰之,始有三分战事之像.张耒《明道杂志》记市人观影戏“斩关羽”而致祭.北宋的“诸宫调”演唱,在金朝占据北方后继续发展,进而由演员唱做结合,称“院本”,其中有“刺董卓”、“襄阳会”、“赤壁鏖兵”等演唱三国故事的剧目.宋代“钱引”上竟印有诸葛孔明羽扇指挥三军以及木牛流马运输等画面.元代商品经济继续发展,说书、演唱、戏剧等演艺活动继续繁盛,宋、金的杂戏、院本发展为更完善的元杂剧；杂剧演出从大城市扩展到小县城.有个县官上书说,因剧团到当地演出,以致“万民废业”前往观看,影响社会秩序,请上峰明令禁止.三国故事人物就是元杂剧的主要题材,现存元杂剧作品中三国题材者达二十多种,是历史剧中最多的.三国戏无疑使得人物特定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如神谋孔明、义勇关羽,逃命刘备,鲁莽张飞等）.《三国演义》的祖本是从“话本”改编来的“平话”.瓦舍说话人（分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四门）当持有“话本”（大多是“书会才人”所写）,据以凭其口才随意加油添醋发挥.文学史著作通常称为“宋元话本”,因为传世宋话本极少（被认为宋话本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书,且多属“小说”类）,“讲史”类大多是元代定型并刊印传世,时称“平话”.元代是通俗文体盛行时期,应该在中国文化史上大书一笔.这无疑与蒙古贵族官僚学习汉文化有关,他们为了统治中原,需要学习汉文汉语和经史知识,教他们的老师用白话讲解,写成的书称为“直说”“直解”或“直讲”,如《小学大义》《大学直解》《直说大学要略》《中庸直解》（许衡的讲义）、《孝经直解》（贯云石著）,通史内容的有《直说通略》（郑镇孙著,张元济称赞此书“诚近代白话文之先导”）等.为引学习者兴趣并加深理解,元代的经史书还盛行插图,上图下文,称为“全相本”.这是“话本”演进的文化背景.此外,读书人（尤其南士）仕途滞塞,幸好江南经济繁荣,南宋积累下来的文化底子厚,元朝对待读书人很宽松,于是在富人（如昆山顾瑛）接济下,他们结社（杭州就有多个文社）讲论诗文,饮宴游赏,与优伶辈结交（如大诗人杨维桢的文集中就有许多篇为演员写的诗文）.他们与文艺圈结合是“话本”进一步完善的条件.原由书会才人执笔的“话本”简略粗糙,经过文人加工,揉进史书记载,元代称为“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是现存元至治年间（1321―1323）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元朝统治者从忽必烈以来就一直注重读《资治通鉴》,作为其主要历史教材,并将历代圣帝明君、忠臣烈士列入祭祀典礼.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特别受到尊崇.元成宗时,由当地长官在南阳卧龙岗建立武侯祠；元仁宗命在枢密院西侧建祭祀太公望的“武成庙”,以诸葛亮从祀；元英宗封诸葛亮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泰定帝在大都城西的关羽庙树立“义勇武安王庙碑”；元文宗即位那天（天历元年九月十三）是关羽神降日,即在关羽的封号“义勇武安英济王”上加封“显灵”二字,并遣使者到解州关庙祭祀；元顺帝将张飞加封为“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更将关羽的封号加到了九十三字,尊崇至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朝实行科举,钦定以朱熹《四书集注》《通鉴纲目》为论说标准,三国史崇蜀汉而黜曹魏.翰林学士赵居信依照《纲目》立场特为编撰《蜀汉本末》三卷（至正十一年建安书院刻本）；同时人胡琦编撰有《关王事迹》五卷（元刊本不存,北大藏有明成化七年重刊本）,含有多幅图像.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显然是文化水平相当高的文人,但生平资料极少,而且互有歧异.最重要的是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大约1425―1426年成书）中的一条：“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变,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并著录了他所作的三部杂剧名.他们初会结交年代当在红巾军起事（1351年）之后（即所说“遭时多变”）,当时贾仲明（1343―1422之后）应尚年青（姑拟十八岁,1360年）,罗贯中当年长二十岁左右,方可称“忘年交”.据此推算,罗贯中大约出生于1320年前后.此外,传世之嘉靖元年（1522）张尚德本卷首的弘治七年（1494）刊本蒋大器序称：“前元”时代依野史著为“评话”,皆盲目艺人俗语,多有错误,且失之野卑,士君子嫌之,于是“东原罗贯中”取陈寿《三国志》慎重选择史实,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此则著作年代当在明初（《演义》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尚有歧见）.东原就是山东东平的古名.但是明郎瑛《七修类稿》则称《三国》《水浒》二书为“杭人罗本贯中编”,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说他是杭州人.罗贯中的本贯当从其“忘年交”贾仲明所说是太原（金元时代文化发达,演艺兴盛的地区）.大概年长后游历四方,流寓江南地区,漂泊各地,故自称“湖海散人”.杭州是当时南北文人聚集,演艺活动繁盛之地（元杂剧重心从大都转移至此）,罗贯中在元末明初可能较长时间寓居杭州,情况和当时许多士人相似.元代建阳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十分流行,以致高丽商人来采购的多种经史书籍中,也列有此书（见元刊本《老乞大》）.这种历史背景和罗贯中本人的生活经历,都可能促使他立志在《全相三国志平话》基础上进行改编（见表1）.现知《三国志通俗演义》早期刊本是明弘治七年本和嘉靖元年本,距离罗贯中创作此书约一百多年,其间有可能在流传中经过修改或增补,这是流行书的常见现象.如果对《演义》的文本作精细的研究,或许能发现若干后人添加的文字.我对文学史只具有粗略知识,不敢多言.

表1《全相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

回目比较表

注：采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

陈得芝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4-01-13编校：徐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