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理性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苗族的生存理性,并以生存理性为基础理论分析了乌蒙山苗族为何会大规模皈信基督教.

【关 键 词】苗族；生存理性；基督教

20世纪初期,贵州安顺、云南昭通等地区的苗族大规模皈信基督教.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多种理论.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生存理性的角度,以乌蒙山苗族为例,对苗族接受基督教的原因进行再分析.

一、“生存理性”概念解析

生存理性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管爱华、崔宜明认为“所谓‘生存理性’,指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农民的生活长期处在勉强维持生存的状况,这一状况使得中国传统农民对自身生活的理解和期待就表现出以‘维持基本生存’为最高目标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则.”i刘成斌认为“生存理性检测设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检测设,是生存策略,是‘糊口策略’,用最极端的解释就是‘不饿死就行’的底限逻辑.”ii结合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我认为生存理性自身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以不死或活着是底限,超出这个底限,主体将可能采取行为以期恢复底限.二是是否有利于生存是评价行为方式是否理性的标准,视选择有利于或不损害生存的行为方式为理性.三是生存理性的正向趋势是发展理性,即在保证基本生存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和社会的发展.

结合苗族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我认为苗族的生存理性与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理性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均以“维持基本生存”作为认知的基本原则和社会行动的最高目标,均是一种被迫的生存策略；所不同的是,苗族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生存理性完全是“不死就行”的底限逻辑.就苗族来说,生存理性可以概括为由于在土司制度下苗族的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况,这一状况使得苗族对自身生活的理解和期待就表现出以“维持最基本生存”为最高目标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则.

二、苗族的生存理性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成员,苗族却是中国最最多难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战争等因素影响,苗族被迫进行了五次大迁徙,其结果是民族分布愈发分散、生存环境愈发恶劣、民族力量愈发弱小、社会地位愈发低下.翻阅苗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苗族可能是最懂得如何遵循生存理性的一个民族,因为现实生活早已用血与泪的经验教训教会了这个民族“遵从”生存理性的要求与原则.

在中国西南部广阔的乌蒙山区生活着一支称之为“大花苗”的苗族支系.为了逃避战乱求生存,他们迁徙到这个“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因力量弱小等诸多因素影响,苗族沦为了彝族土司的农奴.为了生存,“他们敢于驱狼逐豹,却又甘于做牛做马”iii,在与恶劣自然环境抗争的同时,更要忍受着统治者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虽然生存环境如此残酷,苗族依然生存在此.因为相较于战乱和迁徙,此时此地的生存环境对生存来说已是一种优选.在相关史籍中,有着苗族“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记载,可见苗族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民族.但是,在乌蒙山区,苗族鲜有反抗,因为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让他们懂得,反抗只会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理性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则在此彰显.

三、乌蒙山苗族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再分析

生存理性作为苗族的行为方式与认知原则,深刻影响着苗族的行为选择.在乌蒙山苗族大规模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苗族的生存理性扮演了重要角色.

生存理性并不只是消极地生活以维持生存,也要求主体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积极选择有利于生存的行为方式.以苗族接受基督教为例,即是苗族在生存理性的影响下,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为了追求更好生存而作出的行为方式选择.

首先,外国传教士为了完成自己的宗教使命,对苗族表现出了友善、真诚和尊重,赢得了苗族的信任.为了传教,党居仁已经熟练掌握了苗语,在遇到苗族猎人时,能够以苗语相互交流.以共同的语言作为媒介,党居仁以自己的友善、真诚获取了苗族的信任,并承诺帮助苗族解决困难.作为社会的底层,党居仁的“人的待遇”和承诺给予了苗族一个希望,使得苗族遇到困难时能够想到党居仁.

其次,外国传教士具有巨大的能量与资本,且能用于帮助苗族改善生存环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一定的特权,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因此,当苗族因猎物被抢找到党居仁时,他才能够帮苗族夺回猎物.虽然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展示了传教士和基督教所具有的能量与资本,使苗族看到了改善生存的希望与机会.为了更好地生存,苗族需要借用甚至拥有这种能量与资本,选择接受传教士和基督教就顺理成章了.

再次,苗族信仰基督教后获得了实质性的利益,真正改善了苗族的生存环境.为了获取更多的虔诚信徒,传教士在苗族聚居区建盖教堂的同时,还努力开办学校、医院等,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苗族的生存环境.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彝族土司一般不允许苗族读书识字.基督教传入之前,苗族经常因缺乏知识文化受到彝族土司的欺骗性剥削.教会开办学校之后,苗族的知识文化水平显著提高,欺骗性剥削日渐减少,苗族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积累日益增多,直接改善了苗族的生活水平.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提高了苗族的团结意识与反抗能力.

由于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的落后,很多苗族群众经常忍受疾病的折磨.基督教教会开办医院之后,传教士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以西方先进的药品与技术治愈了很多人的疾病.同时,传教士和医护人员积极宣传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提升了苗族的医疗卫生观念和身体健康水平.

不平等条约规定,信徒与传教士一样享有一定的特权.苗族信仰基督教后,信徒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减轻了政治压迫.信仰基督教还减少了苗族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经济支出,减少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浪费.

总之,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中,生存理性是苗族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则.接受基督教是乌蒙山苗族为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一种理性行为方式选择.

注释：

i管爱华,崔宜明.“生存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J].探索与争鸣,2006（6）：41.

ii刘成斌.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132.

iii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M].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18.

【参考文献】

[1]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石朝江.中国苗学[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4]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5]管爱华,崔宜明.“生存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J].探索与争鸣,2006（06）：41-43.

[6]刘成斌.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7）：132-135.

[7]刘金源.农民的生存理性及其现代命运[N].中国图书商报,2001-08-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