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环境与偏见对文学翻译的不公

点赞:15890 浏览:6918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摩佳卡夫是阿拉伯裔美国诗人、作家,她注重研究阿拉伯-穆斯林女性的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中的翻译.在《包装的“胡达”:美国接收环境下的“什阿拉维的回忆录”》一文中,她提出西方世界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女人的错误解读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接收环境影响.本文主要从这篇论文入手,试图探讨这种文学翻译的不公.

关 键 词:接收环境;固有成见:西方解读

一、引言

摩佳卡夫现任美国罗格斯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热衷于研究穆斯林与美国以及其他团体之间的文化失调和文化重叠现象,关注反应在宗教、世俗、伊斯兰教、道德、性别、关系、政治等方面,尤其是与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她认为“在当今的西方文化中,对穆斯林女人的认识与真实的穆斯林女人形象截然不同.”[1]大多数民众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女人的了解,最初基本来自传媒报道.而由于地理、宗教、历史、政治等原因,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不可避免受到局限,当今美国社会对阿拉伯女人形象形成一种模式化的固有成见.在这样的接收环境下,真实的阿拉伯女人形象不同程度的被扭曲的展现在大众面前.《包装的“胡达”:美国接收环境下的“什阿拉维的回忆录”》一文中,摩佳卡夫通过对埃及作家胡达的《我的回忆录》与其英译版本的对比分析,强调阿拉伯女性作品在英译过程中受到接收环境的影响,原文侧重点和内容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在这种大背景下,西方社会很难摆脱对阿见和误解.在此文中,尽管翻译更多的是作为研究文化问题的重要载体,但摩佳卡夫对美国接收环境下阿拉伯文学作品英译的不公正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从这点来说,不仅仅是阿拉伯文学作品,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在翻译成主流英语时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翻译不公的现象.

二、美国接收环境对阿拉伯妇女的“误读”

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西方文化市场尤其美国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消费呈逐渐增长的趋势.阿拉伯文学(尤其是阿拉伯女性作家或内容涉及阿拉伯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美国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然而,它受到美国市场接收环境的影响形成固有定式和机制.以这个固有定式为标准选择出来,或者在这个大背景下翻译出来的的阿拉伯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不但不能真实的反映文学作品的原貌,反而为了与西方世界塑造的阿拉伯妇女形象相符合,为了使读者更容易接受,从而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扭曲了原文的本意.摩佳卡夫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和强调了美国接收环境的形成及其是如何影响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文学作品的.

对于美国读者大众来说,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形象的塑造,要追溯到西方世界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固有成见.摩佳卡夫在文中阐述道:“西方世界视阿拉伯-穆斯林女人为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固有专制文化的逃避者、阿拉伯男权的附属品.”[2]

西方文学对阿拉伯-伊斯兰女人的固有成见并不是一直表现为这三点.摩佳卡夫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界不认为穆斯林女人是受害者.相反,视其为泼妇.”[2]受害者这一身份,是随着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促使西方以一种强者的心态审视伊斯兰世界,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受压迫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面纱和隔离就体现了这种压迫性.二十世纪美国的接受环境承袭了这一观点,故有了“受害者”一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美国主流女权主义受到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的批评,重申了“受害者”这一形象.女权主义者莫汉蒂(ChandraTalpadeMohanty)指出阿拉伯女性属于西方殖民话语中界定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范围内,视“第三世界妇女”为沉默的受害者,需要更为的西方世界的话语拯救.当阿拉伯女人的形象不符合以上分析的受害者这一模式时,美国大众会根据阿拉伯世界的专制文化,试图解读阿拉伯女人为这一专制文化的逃避者.“多勇敢啊!”,“她居然能从恐怖的专制世界逃离出来!”这是美国大众惯用的表达方式.拉兹瑞格(MarniaLazreg)认为“阿拉伯女人永远不会成为女权主义者,除非他们能与支持她们的阿拉伯男人及阿拉伯文化撇清关系”[2]当阿拉伯女人形象不符合“受害者”和“逃避者”时,“附属品”这一概念就成为解读阿拉伯女人的成功避难所.

三、美国接收环境对胡达什阿拉维的强化与弱化

胡达什阿拉维(HudaSah’rawi)(1979-1947)是埃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玛格特巴德兰(MargotBadran),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兼女性研究学者.她于1986年将埃及文《我的回忆录》翻译成英文《“后宫”生活:一位埃及女权主义者的回忆录》.这个译文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了解什阿拉维及其成就和影响的一种途径.

摩佳卡夫详细分析了在美国接收环境压力下阿拉伯文《我的回忆录》是如何翻译成英文《“后宫”生活》的――将小说“后宫化”.[2]《我的回忆录》中,什阿拉维谈及其与家族中阿拉伯男性的关系问题时,表现出的满意及描述的丰富性,在译文中都不同程度的被缩小了;译文中夸大了什阿拉维对欧洲的倾向;掩饰了她对阶级特权的掌控;译文将侧重点从原文描述什阿拉维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转移到她的私人生活中.

原文中,作者将其父亲的去世写在回忆录的开头部分,并在第二章节大量引用同时代作家的文章为其父亲辩护,可见她非常重视为其父亲平反一事.然而,译文却将这部分大章节的删除并移至附录部分.在美国读者面前,巴德兰作为什阿拉维虔诚的拥护者,为了避免体现“附属品”这一固有成见对原文进行了这样的改动.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接收环境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原文的叙述所采用阿拉伯传统文学的修辞手段,以及表现出作者父亲对其的重要性,都反应出什阿拉维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阿拉伯女权主义者与其文化的这种密切的关系,与视阿拉伯女性为“受害者”“逃避者”或“附属品”的固有成见大相径庭.原文所反映的是一个阿拉伯女人因为深爱其家人,并且根源于其文化而得到解放的形象.而这在译文中都没有体现出来.专制文化的“逃避者”,这一固有成见是读者期望看到和容易理解的,所以在译文中欧洲元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夸张.毫无疑问,什阿拉维作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埃及上层阶级的一员,接触不同的文化是理所应当的,而欧洲文化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欧洲逐渐取代土耳其成为埃及阶级关注的焦点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译文中刻意的夸张了欧洲元素.例如,在译文中,巴德兰改变了什阿拉维学习语言的顺序:“作为上层阶级的妇女,胡达什阿拉维的社交语言是法语.她同样也会土耳其语(她母亲的语言),但是她更喜欢他父亲和本国语言――阿拉伯语.”然而与之相反,从什阿拉维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在她九岁时,上完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后,她才开始学习法语.她还热衷于从小贩那儿写一些廉价的阿拉伯故事书,并且喜欢朗诵土耳其和波兰诗歌.而这都远远早于她能识别一个法语单词.在原文叙述中,什阿拉维收到阿拉伯文化,土耳其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共同影响,欧洲文化只是其中之一,并没有比其他文化更为突出的影响什阿拉维.欧洲的朋友和良师益友在什阿拉维的社会生活中很重要,但是埃及和土耳其的朋友和良师益友在她的生活中也占有同样的地位.在原文中,作者所呈现的并不是所有欧洲妇女都是自由的,而阿拉伯妇女都是受压迫的.什阿拉维在原文中确实讲述了一个东方妇女受到压迫这一事实,但她也描述了报纸上一个法国妇女谋杀了侮辱她的男子.她很惊讶,居然没有一个法国人同情这位妇女,在她看来这位法国妇女也是受害者.


译本中弱化了作者对阶级偏见的立场,而这在原文中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由于美国接收环境视什阿拉维为理想的受害者和对其社会勇敢的反抗者.就拿挨户贩卖商品的小贩为例.在原文中,什阿拉维用了好几页篇幅来描述她们是如何利用阴谋诡计为了贩卖商品毁坏了多少家庭,还称她们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妇女.这些小贩大多数是发放者.她恨这些妇女,在原文中作者用“恨”这一强烈的感彩词,而在英译中,被翻译成“不喜欢”,大大弱化了作者的感彩.在原文中,作者在回忆她的第一次购物经历时,描述道她母亲最终批准她可以去商场购物,是因为可以削减那些爱管闲事的狠毒邪恶的中年妇女商贩的利润.而在译文中,这种阶级敌对情节被减弱,作者想要消灭这些妇女商贩的想法被缩减为“明智的消费”,很显然这并没有表达什阿拉维想要表达的感情.很显然,如果译文中表达出什阿拉维的贵族倾向,就与美国读者的期望相冲突,美国受众认为阿拉伯女权主义者是理想的受害者而不是杰出的雍容华贵的女士.

从什阿拉维的标题《我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回忆录是以什阿拉维自己的叙述为中心,强调阐述的来源是她自己.而译文《“后宫”生活:一位埃及女权主义者的回忆录》却把重心放在什阿拉维与制度习俗的关系上,把整个叙述后宫化.译文对原文进行了重新排列和删节,整个结构都围绕着“后宫”展开,例如,“后宫中的童年时代1884-92”,“后宫中的妻子1900-18”.这种改动使得原文读者和英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完全不同.当什阿拉维谈及家庭生活时,她的描述根本没有受压迫的受害者的语气,相反,她写到“我们的生活是由规律指引的,是平静生活的缩影.这种平静的生活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上,是在仆人之间的和谐,所有生活在家庭生活中的人们之间的和谐与合作的努力下形成的.”[2]同样,西方观察者认为什阿拉维和她的同龄人的生活是被隔离的,但在她的描述中,没有丝毫被隔离的表达.她母亲的住处经常有一堆的客人,游客,旅居者,情愿者.母亲和朋友打,聊天,做慈善,亲戚们来来往往,穷人们在门前祈求施舍.然而,在译本中隔离问题被视作中心问题来界定什阿拉维的生活方式.译文时刻都在把描述的侧重点放在什阿拉维的私人生活中,以达到吸引读者,满足受众阅读期望的目的.

四、总结

其实摩佳卡夫在文章中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第三世界话语权问题.她认为:受到美国接收环境的影响,在把第三世界的语言译成英语时,为了符合其塑造的阿拉伯形象,迎合读者的期望,文章的原貌发生改变.其实,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地位,地理位置以及教育程度可以避免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这种绝对话语权.然而,对阿拉伯女人扭曲的解读,并不该由所有的西方作者对其负责,同样也不能说所有阿拉伯人就都是无辜的.在美国受众中,“受害者”、“逃避者”以及“附属品”已经根深蒂固.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出版商和翻译者是可以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女人的误读进行挑战和批判的.不加任何批评就接受这一固有成见会使原作思想陷入泥潭,而这一现象读者、出版商以及翻译人员是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并加以抵制的.因此,在翻译者的个人意愿和接收环境的影响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将文化误解降低到最低,尽可能的降低接受环境与偏见对文学翻译的不公.

接收环境与偏见对文学翻译的不公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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