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初析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

【摘 要】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可视为组织民族国家的进程,我们或可凭借缕析个人与国家以及与个人国家有莫大关联的家庭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络,以及与之相关文学中的现代性.个人、阶级、国家等都是现代性范畴之内的概念,民族国家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那么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何在?

【关 键 词】《红岩》；十七年文学；阶级；现代性；国家

在小说叙述中,站在日常家庭的维度上,关系尤其血缘关系无疑是最亲密的,而小说文本中这些都让位于同志关系.论者提及小说中闪烁着四对英雄男女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江姐与彭松涛、双老太婆与华子良、刘思扬与孙明霞、华为与成瑶,这四对男女的经历迥异不同,但以阶级关系对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的超越则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在阶级大家庭中,时时可见血缘关系的幽灵四处游荡.事实上,这种阶级大家庭的建构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里已然有个概念浮出水面,它就是阶级.文本叙述中个人的缺失为阶级所代替,小写的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写的人――阶级.应该说,文中对于阶级的叙述是很明显的,且都是对于政策文件的解读.《红岩》的可贵处就在于它是少有的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革命历史小说.小说人物谱系都有其阶级属性.早一辈的叶挺,车耀先,罗世文代表的是党的领导；主要人物许云峰、江姐、齐晓轩、余新江、成岗等都是工人阶级；刘思扬、甫志高、成瑶、胡浩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农民代表丁长发,士兵代表龙光华.在暗无天日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各路阶级会师于此坚持战斗.这正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及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述也可说明这一点.由于其阶级属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双重属性,在斗争中既具有一定革命性,也天生就有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与工农兵结合,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刘思扬的成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融入阶级的大我中却并不是个人离家出走的终点站.可以说,由小我变成大我,这只不过是为实现宏图大业的手段.这个宏图大业就是民族国家.无产阶级坚持革命,死不还家,将个人主体性消亡,融入到阶级的大我中,最终指向的是建构民族国家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恢宏目标.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个人和家庭烟消云散,形神俱灭.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家国一体,无产阶级则是破家立国.然而,这其中的国虽然是借用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却与民族国家略有不同.在我看来,小说中的国家与其说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毋宁说是带有阶级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同于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先驱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盖尔纳、安德森等提出的民族国家.小说中国家并不是全民族的,而只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建立的社会主义乃至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国家阶级性是要多于民族性的.

从小说文本中,可以发现这种建构民族国家的话语是后面追加的.小说这种叙事策略的目的大致有二：一是赋予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及正统性.一是以革命先烈的纯洁而坚毅的意志激励新中国人民投入新的战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通过对小说的关 键 词阅读,我们梳理了小说中个人、家庭、阶级、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到：个人离家出走,破家立国.在此过程中,个人自己也要消亡,由个人的小我变成阶级的大我.然而,揭开民族国家的神秘面纱,会发现国家是红色的.国家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如说是阶级性的.表面上看,小说叙述全部指向建构民族国家,实际上,背后真正的推手是阶级.而民族国家话语是有着极现实的功利目的,即确立新中国政权合法性正统性及激励人民以纯洁坚韧的意志投入经济建设中去.

过去论者常常以纯洁化叙述来解释小说文本中个人主体性的缺失、家庭的移位等现象,我则尝试通过梳理个人、家庭、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挖掘出其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揭示出文本的叙述策略,以此证明种种现象产生的必然性.然而,问题还没有完.我还尝试通过文本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来揭示文本本身的现代性,甚至引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红岩》有没有现代性?十七年文学有没有现代性?众所周知,个人、阶级、国家等都是现代性范畴之内的概念,民族国家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从这个角度理解小说文本的现代性,学者们都是一致通过的.问题在于,来自批评方面的意见认为这不过是詹姆逊所说的“世俗现代性”,十七年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何在?在我看来,两者是互相转化的.世俗的现代性可能会产生审美现代性.以《红岩》小说文本为例,有关建构民族国家的叙述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种种二元对立,如灵与肉,个人与阶级,家与国,男与女等等.这种二元对立必然造成文本的断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里认为现代性的显要特征之一就是断裂.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红岩》乃至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

然而,现代性的问题本身是极庞杂繁难的,引发无数名家争论.但是,现代性的定义,却都是引用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语源学的考察,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有关“现代性”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这样的历史事实“背景”,即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洞见如何影响了霍克海默尔与阿多尔诺对于启蒙和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现代性的思考.詹姆逊的两种现代性“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也为研究者津津乐道.问题在于,且不管哈贝马斯有关现代性的定义是一种荒谬的文学进化论与否,这种定义本身就是不适合运用于文学之上的.要追问的是,文学的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不是一种时间的洪流,裹挟所有进入现代的一切,使其不由自主地多多少少都沾上现代性?还是文学应该有其现代性,可以归纳出普遍性的特征?抑或者是文学的现代性富有差异性,有各自的特点?而对于詹姆逊的两种现代性理论是不能简单地以对立思维来理解的.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划分是否合理?两者关系若何?两者可不可以互相转化互相影响?

另一方面,学者们早已意识到：重写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潮（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借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而力图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操作式实验.这种借用是否合适?这种理论对具体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是否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误读?中国的现代性何在?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借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而力图解决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这是否合适?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何在?它有无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它本身的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去研究的方向所在.

【参考文献】

1.《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汪晖自选集》汪晖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

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杜赞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岩专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1980年

6.《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浪潮――红色〈红岩〉和〈红岩〉红色》苑青松安顺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9卷第3期

7.《“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刘保昌《江汉论坛》2002年03期

8.《“十七年小说”中关于小资形象的想象》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者林怀宇指导教师孙绍振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