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性

新闻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报刊在文学外部――如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和文学的内部――如文学观念、话语、文体等方面都对晚清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文学的外部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近代报刊晚清文学现代转型文学现代性

王龙洋,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报刊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12CZW068）.

新闻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特别是作为纸质媒介的报刊,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上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是一部中国新闻发展史”.[1]报刊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晚清文学现代性.以现代性来观照晚清文学,可以发现,近代报刊已在文学外部――如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和文学的内部――如文学观念、文体、话语等方面,对晚清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中产生对现代意识的追求、现代观念的转换和现代次序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文学特质”.[2]

一、报刊与文学制度现代化

根据文学生产理论,“作者――编辑――作品――复制（印刷或手抄）――市场（书肆、报馆）――读者”构成文学生产的链条.“作者、编辑、作品、复制”属于文学的生产环节；市场是文学的流通环节；读者是文学的接受环节.这就形成了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一条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中,文学传播处于连接生产和接受的相似度检测地位.这种天然的地位,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生产和接受.

在晚清文学创作方面,科举制度废除后,读书人的通仕梦想幻灭,他们中的一部分只得寻找新的出路.因仕途之路断绝、谋生陷入绝境之时,突然看到为书局报刊写稿能对生活有所贴补,是其改善生活的一条途径,因而喜出望外,写稿积极性陡然高涨.慢慢地,以报刊文艺副刊为阵地,逐渐聚集起一批职业作家.另一方面,他们又逐步对报刊产生依赖,依靠为报刊写作而生存.作家“首先必须为发表（出版）而写作”,“古典时代的作家如果不认同正统文学,他尚可退隐田园,从事一种自娱式文学,现代作家则退无可退,因为文学本身已被纳入社会生产规范,在这样一个按照工业化标准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文学只被允许是一种职业,你可以不从事这个职业,但如果从事的话,就不能以别的方式和身份”.[3]现代职业作家完全不同于古典作家的写作目的,现代作家是为生存而写作.这可从晚清著名作家包笑天的回忆录中找到佐证,他当时正做着小说创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已流行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4]根据包天笑的回忆,当时上海的小说稿酬,普通是以每千字2元为标准.但有些落拓的文人为生活所迫,也以低价向报社出售自己的作品,如向凯然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本《留东外史》,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生活状况,其为生活所迫,就以每千字5角的低廉卖给书商.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一印再印,销售数量惊人.晚清著名翻译家林纾的稿酬就很高,据包天笑说,“他的是每千字5元”,[5]后又涨到6元.文人可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获得稿酬,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这就改变了传统的仕途路径,使其人身从对封建皇权的依附关系中剥离开来,并把这种独立人身转化到文学创作中.现代职业作家出现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报刊兴起后,特别是随着报刊副刊的出现,文学便开始利用这个新型平台,以新的载体形式呈现,申报馆的几个著名副刊如《瀛寰琐记》《寰宇琐记》《自由谈》等,对近代文学的转型及现代文学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刊特别是副刊,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化标志.

在晚清文学生产方面,由于西方科技的引进,文学的物质生产形态发生变化.现代化的出版印刷技术、面向市场的大众报刊为大众参与传播活动,在技术和理念上提供了可行性.古代,在印刷术取得突破后,文学的传播主要依靠书籍的物质形态进行传播.进入近代后,西方报刊业引入,文学报刊在稿酬制度的影响下,开始兴盛,这又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新兴报刊比传统文学更快捷地进行着文学传播.“《申报》馆在初创时使用的印刷机器,是用人力手摇印机,每小时只能印数百张,单面印刷,那时销数只有600份,这部手摇机还能应付过去.后来销数增加,遂购置大印架单滚筒印机,用电力拖动,每小时可印一千份,以适应业务上的需要”.[6]而据曹聚仁回忆,报刊的印刷利用西方现代先进的印刷技术,使得出版周期大为缩短,出版数量急剧增加.“1872年4月间,《申报》创刊时,报馆购置了一架英国生产的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刷二三百张报纸,而在此之前的活字印刷,一天也只能印刷三四百张,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改进,使得印刷的速度提高了十倍,开了当时的新纪元.刚刚创刊时,《申报》每两天出版一号（每号一张）,到1897年底,《申报》改用有光纸,同时采用华府台单滚筒机,用电气马达带动,每小时可印出1000张.报纸的销售数增加到7000份.1909年《申报》采用双面印的对开报纸,添购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刷2000张”.[7]印机的现代化,也把报纸的销售推高至10000份以上.特别是文学副刊如《申报自由谈》几乎每天出版,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这也是现代技术的力量,充分体现了现代性.一些著名的报刊,为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开始借鉴西方现代报刊的营销策略,以扩大读者群,提高销售量.《申报》刚创办时,只是上海的一家地方报纸,只在上海本埠销售.1873年年初,才开始在杭州设立分销处.之后,《申报》馆又在宁波、苏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立了经销处.到1881年2月,上海以外的经销处有17处,已渗透到报业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到1887年,又增加了15处经销处,总计32处.到1907年,在西南地区的桂林、东北地区的哈尔滨与海参崴以及日本、英国、法国等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经销处.[8]其营销网络已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且走向世界.这种新的营销方式也具现代意义.古时,文学艺术主要以知识精英与高官贵胄为阅读对象.随着近代的到来,报刊业日益繁荣兴盛,报纸副刊的读者群,从封建贵族阶级的垄断主体,逐步向普通的市民阶级发生转向,读者的世俗化、大众化已成为时怎么发表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与传统的书籍相比较,成为文学传播媒介的报刊将文学的受众的门槛大幅降低.这突出表现在报刊的上.印刷技术的改进带来报纸销售数量的提升,销售数量的提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报纸的销售.如《申报》1872年本埠售价每份才8文,外埠售价10文.这比购写书籍便宜得多.据统计,1875年用传统隽板形式生产的20卷本《封神演义》可购写359份《申报》.[9]低廉的使得底层普通大众也可接触文学,并参与文学,这便为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报社来说,如何适应读者的需要,成为报刊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为使自己的作品更受市民阶级的欢迎,报刊大量刊登适合市民世俗趣味的、通俗的文学作品.由于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用文学来吸引读者显然是一个好的措施.如《申报》刚刚创办时,为扩大读者群,创办了《瀛寰琐记》《寰宇琐记》等几个文学副刊,并刊登小说及用小说形式写的新闻报道、游戏文章、灯谜等,通过为大众提供娱乐方式吸引读者.副刊的这种导向,先指引着依靠稿费而生存的职业作家,使其文学创作首要考虑读者需求,以及如何贴近普通大众,写他们的喜闻乐见、悲欢离合,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读者的增加从另一面又提升了作家的知名度,从而使其稿酬水涨船高,同时也带动了报纸的销量陡增.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二、报刊与文学观念的现代生成

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文学外部的转变必然会体现在文学观念的转变上.在新的文学媒体背景下,文学生产者的创作要符合读者的需求,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

晚清时期,文学领域较早开始现代性追求的,主要是林纾的小说翻译.他通过大量的翻译小说,将西方文学中西方人的生活情状、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等,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国内读者,影响甚大.较早系统地提出文艺启蒙观念者,应是严复和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该文利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观点来讨论中国的文学,提出可利用小说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开发民智.“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质之地,宗旨之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10]随后梁启超撰写了系列论文,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丛语>发刊词》等等,在借鉴西方人文思想来讨论文学的同时,强调文学对世道人心及社会进化的功用,“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1]

在启蒙的文学被大力提倡之时,审美的文学观念也在功利性地启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要关头被提了出来.王国维第一个提出了“唯美”的文学观念.1905年,也就是梁启超提出文艺启蒙口号后的第3年,王国维发表了系列比较专业的理论文章,如《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强调的是文学与哲学的独立性,指出应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还原文学本身的审美功能.“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全存于使人物我之关系也”.他在此强调的是“审美自治”,来保持文学艺术本身残存的独立品格,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12]这一时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文学观念与王国维的看法较为近似.1908年,周树人发表《摩罗诗力说》认为：人之所以要文学,就是因为“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亦当然”.“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饮食、宫室、宗教、道德”.“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13]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如何挽救危亡,已成为当时各界精英普遍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有着对现代世俗生活的肯定与认同.这种肯定、认同与批判、超越,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多维度.现代性既包括世俗现代性,即现代性的肯定方面,也包括超越批判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否定方面.现代世俗生活推动着社会现代化,批判的现代性改造着社会.而超越的现代性则抵制着现代社会的弊端,维护人的精神自由.所以,现代性是在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3个维度上展开的.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历史具体的现代意识精神和一种历史指向.在各历史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共同之处,但又不相同.[14]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种现代化伴随着世俗化的过程,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极为相似.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开放的通商口岸倾销其商品.这些通商口岸及原来手工业本身就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商业贸易繁荣.另一方面,清廷内部的一批先觉者企图以“师夷长技”来挽救国家危亡,遂开展洋务运动,兴办现代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开始兴盛.“在1904～1908年间,向该局登记的公司约272家,核准资本总额接近一亿两银子.不过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因为实收到的大概只是核准的资本的半数或不足半数.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业.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积累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年,其事实上的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15]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推动了市民阶层的生活的世俗化.与之相呼应的通俗文学创作开始繁荣,只不过在以往的正统文学史中别遮蔽.“被压抑的现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在后续的年代里,为服从某种单一的、可预言的进化论通途,它们曾被不少作家与读者、批评家与历史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与弗洛伊德的信徒否决、置换、削弱或者嘲笑着.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16]这一长期被压抑的通俗现代性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占据了主流.因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社会中占有大多数,同时又因通俗文学与商品经济结合得比较紧密,迎合中下层民众的需求,因而读者数量非常庞大.“如何为城镇市民提供带有消遣、娱乐有趣和传奇性的精神食粮就成为生存在都市的报刊所面临的一个先决条件”.[17]三、报刊与文体、话语的现代变革

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必然对文学文体产生重大的影响.小说、戏剧等可读性强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传统文学以诗文为正统,中国古代作家们的创作是为了“言志”,是为“载道”,认为“小说是小道”.其创作不以广大的市民为读者,可读性强的小说等文体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8]小说家的地位如稗官一样低贱,所撰写的小说,也只能说是为统治阶级提供娱乐消闲,登不了大雅之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录了北宋文人钱惟演的自述：“平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19]小说是生活的调剂品,读小说只是消闲娱乐而已.就是在小说创作繁荣的元明时代,其地位仍与传统的诗文无法相提并论.最能典型性展现小说家处境的个案,莫过于曹雪芹写出不朽名作《红楼梦》后,还是过着悲苦的生活.小说创作的成功并未为作家带来身份地位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小说林》发刊词云：“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20]在正统读书人的观念中,小说有百害而无一是.

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发达,报刊与商品经济的天然纽带的关联,报刊文学逐渐为新兴的市民社会接受、喜爱,新兴市民成为报刊文学的主要读者群.为满足其需要,报纸文艺副刊开始大量刊登小说等可读性强的文学作品,以期留住和吸纳更多读者.稿酬制度的确立,使得小说创作和作者的经济效益明显挂钩,创作小说可为作者带来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后,局势日渐危亡,有志之士开始利用报刊这个公共场,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从意识形态上提高小说的地位,以期通过小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开启民智,挽救危亡.这一趋势渐成气候,从而使得文学与现代政治联姻.这种联姻在绑架小说的同时,也提升了其地位.

文体观念的转变最为突出的成就,则是打破了旧有的重诗文、轻小说的文学观念,把小说提高到“文学最上乘”的突出地位.同时,在内容上冲击了小说“意在教忠”“意在教孝”“意在教之明礼与义”的道统作用,把小说纳入鼓民力,开民智,启民德、为图强救国怎么写作的群体国家观念中来.“中国文学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期发生像20世纪这样的艺术形式大变革：古典诗词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基本消亡,戏剧、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现代经典小说这样一些全新的文体则是前所未见.”[21]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具体反映在其创作数量上,据阿英《晚清小说目录》分析,晚清小说创作共619种,翻译小说516种,加上有些篇目的遗漏,阿英估计整个晚清时期小说总数在2000种以上.吴趼人对这种繁荣的局面有些吃惊：“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流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22]

文体的改变与清代的学术思想背景的转变有着密切关联.自清中叶开始,学术导向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开始从尊崇玄虚的宋学转向注重考据,推崇实证,发展成清代显学――朴学.这种学术风气到晚清时,逐步发展成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学.这一转变明显体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对今文学的改进,形成宣传求变、要求改革的理论.在此背景下,西方的科技文化的输入正切合了这种求新求变的时代要求.阿英在分析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时认为：“第一,当然是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层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极其失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23]

文学观念、文体观念的变化,必然外在地体现在文学话语叙事方式的改变上.晚清文学话语方式的变革,首先体现在对白话文的提倡.其次体现在大众化的叙事方式的转向.再次就是大众化叙事之中隐含的现代批判意识.现代文体观念发生的显著变化,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地位的上升,必然带来话语方式的变革.晚清时期,西方各种思潮不断被介绍进来,使得整个社会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观念发生变化,人们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再也不和古代一样了.这种变化在甲午战争之后愈发明显.这种新的人生观、价值观需要一种全新的现代话语方式来表达.这突出表现在大众化的叙述方式的确立上.《申报》在创刊时确定的方针就是“文则质而不理,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24]

自晚清始,文学观念由传统的“文以载道”的一统文学观念逐步为启蒙、消闲、审美的多元文学观念取代.对于启蒙文学来说,为实现政治救亡的意识形态目标,就须通过向整个社会民众进行开民智、启民德的政治启蒙.但当时除少数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精英能够读懂艰深的古文言外,中下层民众难以理解文言文传达的政治意义.为广开民智,使政治思想能变得通俗易懂,并普遍传播开去,供其选择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利用报刊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二是改文言文为底层民众使用的语言――通俗的白话文.这种选择符合现代新闻传播的大众性、易读性的特征.对于消闲的文学来说,文学就是用来娱乐、消遣、放松的,是劳累了一天之后放松心情、缓解疲劳的一种方式.这种以为读者提供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文学,不得不考虑报刊的读者（报刊的读者已经不仅仅限于知识精英,还有很多下层民众）的需求,并考虑其阅读能力,白话文因此成为其必然的选择.申报馆在通俗化方面的努力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佐证.由于《申报》的文字不易为初识文字的下层劳动者了解,为扩大自己的阅读群,申报馆决定于1876年3月30日出版《民报》,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写作新闻报道,使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民众也能看得懂,且在《民报》上的文章开始使用标点符号断句,这比“五四”时期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要早40余年.对于现代审美的文学来说,“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25]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写得越细腻,文章的艺术性就越强.要将情感思想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如胡适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如此,才能“不拘格套”,才可“独抒性灵”.而文言文因表达的简括,在表情达意方面远不及白话文细腻,加之晚清社会的急剧变革,外来西方新鲜事物不断涌现,文言文中已没有相对应的词语与之相应.所以说,“想要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26]因此,在表情达意方面,不能不用白话文.结语

文学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运行体制,涉及文学的外部运行体制和内部生成机制.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就须研究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结合的文学运行机制的现代转型,片面从内部或外部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按照文学生产理论,文学生产――传播――接受,分别指涉到作家――文艺报刊和书籍――读者.作为连接文学生产者的作家和文学接受者的读者之相似度检测枢纽的文艺报刊和书籍,一方面受到作家和读者的制约,另一方面反作用于作者的创作及读者的接受.因此,作为传播者的文艺报刊,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