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的南通之行

自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来,南通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海内外诸多名流慕名前来参观、游览或作文化交流.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师曾、吴昌硕乃至美国的杜威等人姑且不论,便是我曾写过专文介绍的,也有欧阳予倩、内山完造、袁寒云、赵铭彝、郑君里等多位.现在,这个名单又可以增添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现代作家刘大杰.

刘大杰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作家和翻译家,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首推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卓而不凡的成绩,尤其是完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代表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两卷,更是得到海内外学界的赞誉,多年来一直成为众多高校的文科教材.不过,他从二十年代中期起蜚声于文学界,却主要靠的是文学创作,他在北京《晨报副刊》、《现论》、上海《小说月报》、《北新周刊》等刊物发表的大量诗、小说、散文和话剧等作品,影响不小,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名.而其中话剧创作,又让他与南通结下一段美丽之缘.

其实,刘大杰当时在话剧创作上并没有多少作品,屈指数来,只有1928年创作的二幕剧《十年后》和三幕剧《白蔷薇》,1929年的四幕剧《死的胜利》,以及1932年的独幕剧《她病了》这样寥寥四个而已.但就是这个独幕剧《她病了》,却在发表不久即被南通梅花剧社看中并选为该剧社向社会公演的剧目,由此便有了剧作者刘大杰的这次南通之行.

1933年4月11日的晚间,刘大杰在上海坐了大豫小轮,在长江上经过一夜的颠簸,于翌日清晨抵达南通.轮船经过狼山之后,先到达姚港码头.当时姚港码头是客运码头,但船无法靠岸,上下客都要用小船接送,刘大杰按照南通朋友事先的嘱咐,暂时不动,等到了天生港码头方才下船.天生港码头那时是货运码头,上下船较为方便,许多外地来客往往都在此登岸.刘大杰抵达南通后,梅花剧社已派了汽车前来接站,并将他送到西公园的俱乐部下榻.

刘大杰此行,系应南通梅花剧社邀约,专程来通观摩并指导该剧社的公演的.到达南通的当天下午,他便看着剧社将准备公演的剧目都预演了一遍.傍晚时分,他又应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之邀,去学校作了讲演.第二天,梅花剧社向社会公演.刘大杰虽然只有一个独幕剧《她病了》被剧社搬上舞台,但他观看了剧社的全部演出,表现出对南通梅花剧社乃至南通现代话剧演出的极大热忱.公演结束后,他在南通又逗留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先后应邀去南通的几个学校如省立南通中学、南通医科大学等讲演,藉此得以了解南通的学校以及南通城市建设的大体面貌.5月15日,刘大杰在梅花剧社三个演员的陪同下游览了狼山和啬公墓园.当晚,他便收拾行囊,坐上南通招商局的轮船,离开了南通.

刘大杰在游览狼山时便萌生出要写一篇南通游记的念头,而散文《绿杨城》很快便在6月出版的上海《现代学生》月刊二卷九期开始连载（全文约一万二千字,分两期连载）,可见这次南通之行给刘大杰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那么,南通给一个多月的过客刘大杰以什么样的印象呢?

首先当然是南通的自然风光之美.

刘大杰从天生港码头一上岸,就注意到了沿江大道两旁的杨柳树.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曾看到过“十里一色的桃林”,然而像南通这样如此多的杨柳,却是第一次所见.只见“一条长远的大路等两岸全是几丈高的柳树,青青的叶子,两面交叉起来,真是天成的凉篷”.而杨柳成荫,又岂独沿江大路一处,便是街旁巷口,也都是高高低低的柳树.这种南通独特的美丽风景,引得刘大杰大为赞叹,不禁吟诗赞云：“青山隐隐度微凉,淡淡平湖映夕阳.谁道江南风景好,通州无处不垂杨.”这几句诗写出了他对南通的美好印象,看来也正可以为他将南通取名为“绿杨城”作一个注解.

其次,南通的话剧运动使刘大杰甚为“惊讶”.

刘大杰此次南通之行,是为观赏梅花剧社的公演而来,而当时南通的话剧运动的面貌,尤其是几位女演员的大胆表演所反映出的南通“民风的开放”,使他感到出乎意料地“惊讶”.这次公演剧目之一《她病了》,刘大杰于1932年12月15日写完后即交有关刊物发表,嗣后曾在好几个地方公演过.但其他剧团的演出均告失败,原因是“女演员的胆子小,不能把最后的紧张的剧情,大胆地表演出来,因此剧的力量,完全失去了”.然而,南通梅花剧社的演出,却迥然不同.虽然也是男女合演,可是女演员们“并没有一点羞或是不自然的痕迹”,演员们“都能很体贴剧情,无论在说话在做作方面,都能够把剧里的精神呈现出来”.尤其是“女主角密斯刘,态度,说话,服装,性格,都很和剧本里的薛碧云女士相宜.她表演的时候,好像完全忘记了她自己是在做戏,那么认真那么热情地,在那里体贴剧本里的人物的个性与动作”.这便使得作为剧作者的刘大杰非常高兴,也非常振奋.

其实,梅花剧社的演出有如此的成绩,男女合演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与南通“五四”运动后话剧的蓬勃开展,与1928年南通新民剧社的成立,与三十年代初叶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对南通的推动和影响,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刘大杰没有提及梅花剧社以外的南通话剧运动情况,但他的这篇散文《绿杨城》还是给南通现代话剧史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在这篇《绿杨城》被发现之前,梅花剧社一直在所有研究南通现代话剧运动史的学者的视线之外.迄今论述南通现代话剧运动史比较权威的文章,应数罗坚的《话剧之乡,源远流长》（载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南通分卷编辑室1992年3月编《南通市戏曲资料选编》第八辑《纪念中国左翼剧联南通分盟成立六十周年话剧专刊》）和曹琳的《南通话剧百年》（载2012年12月《博物苑》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但这两篇长文均无一字提到南通梅花剧社及其1933年4月的公演活动.而据《绿杨城》的记述,梅花剧社是由南通医科大学、南通中学和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一些爱好戏剧的学生组织的大型话剧团体,人数有五十位之众.这样人数众多、既与上海文坛有密切联系、又在南通当地开展公演活动的大型剧社,自然理应在南通现代话剧史上留下应有的一页.

再次,南通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建设让刘大杰大加赞赏.刘大杰在来到南通之前,便已听说南通有“模范县”之誉,到了南通之后,亲眼目睹的种种事实,南通文化、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的杰出成绩,在在让刘大杰叹为观止.他看到：“在那个小小的市镇里,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公园,有天文台,有博物院,有养老院,有孤儿院,有市立医院,有市立剧场,有火柴厂,有糖厂,有丝厂,有布厂,有农场,市内到处都是河道,都是高阔的桥梁.”“满眼是垂杨,满眼是桑地,男男女女,好像都有一种事业在鞭策着自己的生活,个个人的脸上,都满溢着生气.”这些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上的东西,当时在镇江（江苏省）、武昌（湖北省）、南昌（江西省）等一些省会城市都看不到,竟然在南通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却“都完完备备了”,实在令刘大杰非常兴奋,不禁赞赏不已.

南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可观的奇迹,自然首推张謇的功德.刘大杰在考察了南通之后,自然也对张謇推崇备至.他认为,张謇的长处在于,“他能抛弃世俗的名利,脚踏实地做一件自认为有益社会有益民众的事业”,“将一生献给地方事业”.靠着几十年的经营,“使一个荒凉的中世纪的城市,变为一个繁荣的近代的都市”,使“种种有益于民众的社会事业等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这些事情,一般聪明人不屑一顾,而他却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地做下去”,由此“显出了他的伟大”.而他的这种奉献,这种伟大,南通人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甚至连黄包车夫或船夫这样极为普通的民众,都时时追念着这位先贤.有感于此,刘大杰不惜将“民众的造福者”、“民间的基督”等最美好的赞誉奉献给他,认为这样的“事业家”和“社会改革家”要比国际名流或是空谈理论的学者等要伟大“十倍百倍”的.

最后,南通的优良学风也给刘大杰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南通期间,许多学校纷纷邀请刘大杰去讲演,他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和省立南通中学等几个重要的学校,从而对南通学校的优良学风有了深切的了解.他特别欣赏南通学校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恶劣的教育制度明显不同,“独成一格的实行那种严格的精神教育”,即不但给学生以学识上的传授,而且“要教他们如何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在他所到的学校,制度都非常严格,即便是星期六下午也不许请检测.他亲眼看到“四五百个学生,能够在两三十分钟里,整整齐齐地集在一个大礼堂里,鸦雀无声地端端正正地坐着,静听着一个人的讲演.四五百个女学生,没有一个烫发,没有一个穿高跟皮鞋,没有一个穿绸衣或是花枝招展的衣服,也很难得在那一个女生的脸上,发现出很显然的脂粉的痕迹来”.这样极其严格的教育管理令刘大杰非常震惊,更是极为赞佩.在文章里,他高度认同南通这样的教育制度,认为“不是极端的严格,不能养成一种善良的学风,不能磨练一般放纵青年们的性情”,更向南通那些辛勤耕耘的教育家们,表示了自己由衷的敬意.

刘大杰的南通之行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今天的南通,无论城市面貌,还是经济建设,或者文化事业,与八十余年之前相比,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但是,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任谁也不能否认一代代先贤们的辛勤耕耘,抹煞他们为南通的发展所挥洒的心血汗水.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大杰的这篇《绿杨城》所记录的种种切切,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并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