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人物统治

摘 要：“优秀人统治论”是自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否定而主张非制的主要理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其谬误在于只看到政治职务权利应该按照德才进行分配原则,而没有看到政治自由权利应该人人完全平等享有原则.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庶民或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其谬误,主要在于混淆“担任政治职务的直接统治”与“不担任政治职务的间接统治”,亦即混淆“官吏对人民的统治”与“人民对官吏的统治”,不懂得前者只有优秀人物能够胜任,而后者人人皆能胜任；以致由人民缺乏担任政治职务进行直接统治的能力之正确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人民缺乏执掌最高权力进行间接统治的能力.

关 键 词：政治权利；政治自由权利；政治职务权利；直接统治；间接统治

中图分类号：D621.5文献标识码：A

上篇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

“优秀人物统治论”从道义上否,认为制虽然是可能的、可以实现的,却具有负价值,是不应该的、坏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反对制,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就是群氓,制就是“愚人”和“坏人”的统治；而国家显然应该由“优秀的人”进行统治：“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在我看来,就抵得上一万人.”[1]P57德谟克利特亦如是说：“对于愚蠢的人来说,听命要比发号施令好.”[1]P76“按照事物的本性,优秀的人理当进行统治.”[1]P75苏格拉底认为,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人民大众不可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知识,从而提出“哲人统治论”：“进行统治的应是有知识的人.”[1]118

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等以往制反对者思想.他屡次以船长和医生为例论证说,航海的船长应该是通晓航海术的人,给病人治病的医生应该是通晓医术的人；同理,国家的统治者无疑应该是优秀的人、哲学家,亦即通晓统治的技艺的人,亦即通晓政治家的技艺、知识和科学的人,说到底,亦即通晓牧养人民大众――他们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牲畜――的科学的人.他说：“我们刚才发现了许多牧养牲畜的技艺,而政治家的技艺是其中独特的一种.政治家的技艺是对某一类特殊牲畜的牧养.我们的论证把政治家的技艺定义为牧养人群的科学.”[2]P103

从此出发,柏拉图最终得出了国家最高权力应该由一人独掌的专制主义结论.因为真正优秀的人总是极少数,最优秀的人、极其通晓统治技艺的人,必定是一两个人：“如果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纯粹形式的统治技艺,那么我们要是能找到一两个人拥有这种技艺就不错了,或者说,顶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拥有这种技艺.”[2]P144因此,“由一个人进行统治,并且这种统治能够保持在法律的规则中,也就是说依据被我们称作法律的成文法则来治理,那么,这种统治是所有六种统治中最优秀的.但若不依据法律来统治,那么,这种统治是最糟糕的.”[2]P159“最好的国家是从君主制中产生出来的,只要有一位最好的立法者和一位有约束的君主,那么,要建成一个最好的国家是轻而易举的；而要从寡头制中产生好国家就不那么容易,要从制中产生好国家就更不容易.”[2]P469

亚里士多德集古希腊制批评思想――国家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之大成,从而发现了似乎可以置制于死地的理论武器：“政治职务和政治权利分配原则：应该根据每个人的才德或贡献分配政治职务和政治权利”.对于这一原则,他在讨论制与君主制等各种政体优劣时多有论述：“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3]P105“正义的合法的分配是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于相应收受的人――这个要旨我已经在《学》中讲过了.按照这个要旨,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政治权利）应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3]P136

制显然违背这一“政治职务和政治权利分配原则”,因而是不应该的、具有负价值的.因为按照这一原则,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应该是才德最优秀的人；才德最优秀的人显然不可能是人民大众,而只能是极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所谓才德举世无双的人岂不就是一个人吗?因此,亚里士多德一再说,制（人民大众或多数公民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是不应该的；而只有非制（君主制与贵族制）才是应该的――如果有一个才德举世无双的人,就应该由他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实行君主专制；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而是那些极少数才德优秀的人都差不多,就应该由这些极少数优秀的精英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3]P173“适于君主政体的社会应该是那里的民族或种姓自然地有独一无双的英豪,其才德足以当政治领袖而莫可与竞.”[3]P172“如果一个家族,或竟是单独一个人,才德远出于众人之上,这样,以绝对权力付给这个家族,使成王室；或付给单独一人,使他为王,这就是合乎正义的了.”[3]P173

这就是古希腊思想家的“优秀人统治论”或“不应该论”的核心理论,这就是专制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共同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如同一枚金币,具有正反两面：正面是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反面则是认为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这也是自赫拉克利特以降,直至今日,思想家们否最主要的根据和理由.桂崇基历数近代以来,制反对者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具有治理国家专门的能力和知识的最优秀的人；而人民根本没有执掌最高权力、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知识：“斯蒂芬有言：‘治理一个大国,需要许多特种的知识和才力,始可以治得好.’而全民政治,便是由没有知识,没有才能的人们来统治.福高也说过：‘统治是一种艺术,是需要智识,而今之人便系受治于无智识无艺术的人,其所以被选任者,适因其无智识无艺术.’等巴赛美在他所著《全民政治之效能问题》一书中,也说全民政治最大的缺点,便是统治者的无能.”[4]P83当代主义思想家达尔也这样写道：“一直到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声称,非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优越.直到最近,人类的主流――甚至全人类――都处于非的统治中.非制的首脑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统治合理,通常引用那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论调,亦即以为大多数人不具备参与管理国家的能力.这种论调进而认为,如果人们把复杂的管理事务交给比他们更有智慧的人――这种人都是百里挑一的,全国也许只有那么一个――他们就会过得更好.”[5]P44勒庞的群体心理学为这种源远流长的“优秀人统治论”或“不应该论”提供了新的证明.按照这种心理学,群体的行动受感情激起和支配,因而人民群众必定智力低下,不可能执掌最高权力治理国家：

“在群体心理中,原本是突出的才智被削弱了,导致了群体中每一个人的个性也被削弱了.表现出差别的异质化被同化吞没了,最终是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群体只有很普通的品质.群体只有很普通的智慧.群体也只有最基本的智能.群体同时也只有最低甚至更低层次的智力.这个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至少能够替我们解释,何以群体无法完成对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任何一个人都比‘人民群众’更聪明,所以‘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除非你想获得一个最愚蠢的结果而相信他们,那就另当别论了.”[6]P7

熊彼特盛赞勒庞此见,说他的理论给予主张人权的古典学说以沉重打击：“他使我们面对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人愿意正视的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由此给予作为古典学说和关于革命的传说基础的人性画面以沉重一击.”[7]P257

综上可知,“优秀人统治论”博大精深,极难驳倒.然而,细究起来,却也不难看出,这种理论不能成立.我们先来考究其正面“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然后再辨析其反面“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那么,就其正面来看,国家最高权力究竟是否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否!诚然,政治职务和政治权利显然应该按照每个人的政治贡献和政治才德进行分配.因此,最高的政治职务无疑不应该由才德平庸的芸芸众生、平民百姓担任,而只应该由政治贡献和政治才德都举世无双的最优秀的那一个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制岂不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吗?这样一来,“不应该论”岂不确是真理吗?非也!它是一种片面的理论,因而属于谬误范畴.因为,究竟言之,并不是任何政治权利都应该按照才德进行分配.

直接统治权利是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担任政治职务而成为统治者,也就能够对被统治者进行直接统治了.间接统治权利则是所谓的参政权,主要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这是通过统治、管理统治者而间接统治被统治者的权利；说到底,也就是被统治者反过来对统治者进行统治、管理,从而使统治者按照被统治者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利,如所周知,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公民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权利,就是被统治者使统治者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统治的权利.这样一来,政治权利便分二而为政治自由权利与政治职务权利.

政治自由权利是最低的基本的政治权利,属于人权范畴.诚然,细究起来,政治自由乃是全体公民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进行的自由,因而也就只有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才能办到：享有政治自由的权利也就是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权利.由此观之,政治自由岂不是最高级的政治权利?非也!因为政治自由并不是一个人独享最高权力,而是全体公民共享最高权力.而正如马起华所说,权力的大小与同一权力享有者的人数成反比：“就同一权力行使的人数言,人数愈少,每人权力愈大；人数愈多,每人权力愈小.所以独任制首长的权力大于合议制首长的权力.”[8]P163因此,享有政治自由的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固然是最高最大的权力；但分散到每个公民自己所享有的,却并非最高最大权力,而是最低最小的权力了.

政治自由是人权.所以,根据人权应该完全平等原则,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换言之,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说到底,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政治自由权利完全平等原则,这就是所谓的人权原则,这就是制基本的依据和理由.相反地,政治职务不是人权而是非基本权利.所以,根据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原则,谁的政治贡献大,谁的政治才能高和道德品质好,谁便应该担任较高的政治职务：每个人因其政治贡献（政治才能+道德品质）的不平等而应担任相应不平等的政治职务.换言之,每个人所担任的政治职务的不平等与自己的政治贡献（政治才能+道德品质）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这就是政治职务权利比例平等原则,这就是政治职务分配原则.

准此观之,所谓“制不应该论”――古希腊否的“最优秀人统治论”及其“政治职务、政治权利按照贡献和才德分配原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殊不知,政治权利分为政治自由权利与政治职务权利：只有政治职务权利才应该按照才德分配,因而最优秀的人应该担任最高政治职务；政治自由权利则不应该按照才德分配,而应该不论每个人的才德如何都完全平等享有,因而每个人不论具体政治贡献和政治才德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从而完全平等地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制是应该的.“制不应该论”的错误显然在于片面性：只看到政治职务权利分配原则,而没有看到政治自由权利的分配原则,从而误以为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政治职务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

下篇人民有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

“优秀人统治论”的观点,如上所述,具有正反两面：“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只是其正面；而其反面则是“认为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如果确如“最优秀人统治论”所言,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从而进行统治――的能力和知识,那么,即使执掌最高权力是人民的权利,人民自己也不应该执掌最高权力,而应该委托给人民的护卫者：“最好的统治者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护卫者们.”[9]P271那么,人民究竟有没有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能力和知识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民或庶民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并不是担任政治职务的直接统治,并不是担任政治职务从而对被统治者所进行的直接统治,说到底,并不是官吏统治；而是不担任政治职务的间接统治,是被统治者反过来对统治者进行统治,从而使统治者按照被统治者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统治.这种被统治者的间接统治、庶民统治或非官吏统治,说到底,也就是所谓的参政权――主要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的行使.因此,庶民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的统治,主要讲来,也就是庶民通过选举和罢免等对统治者的管理、统治,从而使统治者按照庶民的利益和意志进行统治.因此,庶民究竟有没有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能力和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庶民有没有能力和知识,选举按照庶民的利益和意志进行统治的官吏?有没有能力和知识,罢免不按照庶民的利益和意志进行统治的官吏?说到底,也就是庶民有没有能力和知识选举增进自己利益的好官、罢免损害自己利益的坏官?显然,庶民完全具有选举增进自己利益的好官和罢免损害自己利益的坏官的能力和知识.试想,就是在极端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等愚民专制统治下的古代中国人民,都完全具有辨别好官与坏官的能力和知识；更何况统治下的当家作主的人民,怎么能不具有辨别自己的公仆――好官与坏官――的能力和知识?

显然,选举增进自己利益的好官和罢免损害自己利益的坏官的能力和知识,这种人民对统治者的选举和罢免等间接统治、庶民统治或非官吏统治的能力和知识,与统治者对人民的直接统治、官吏统治的能力和知识根本不同：前者极其简单,人人皆有,人人皆可胜任；后者确实比较复杂,往往只有极少数所谓“优秀的人和专家”才可能具有,才可能胜任.二者之不同,恰如孙中山的比喻：人民就是人人皆可胜任的有权的股东；总统等各级官吏则是极少数有能的人才可胜任的总经理：“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公司,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公司.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力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4]P88

确实,股东没有管理公司的能力,却有评价、选择和罢免总经理的能力.人民没有能力直接统治和管理国家,却有评价、选举和罢免总统和官吏的能力.这个道理,伯利克里早已知晓：“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并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10]P144特别是,与非制是一个人或极少数寡头执掌最高权力根本不同；制是全体庶民、人民执掌最高权力的统治,而不是一个庶民或几个、一些庶民执掌最高权力的统治.这样一来,一个或几个庶民的能力和知识固然远远不如优秀人物的能力和知识,因而不足以胜任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但是,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如果所有的庶民、人民的能力和知识集合起来,就可能超过任何优秀人物,至少必定胜任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这个道理,就连“最优秀人统治论”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也曾有几番论述；他甚至还由此得出结论说,责难群众执掌最高权力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相似地,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人人贡献一份意见和一份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象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3]P143“辩难者认为,无论是选举执政或审查行政功过都不宜于平民,对于群众就不该使他们执掌最高治权.可是这些辩难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集体异人的论点,实际上可以拿来答复这种质询.检测如群众不是很卑贱的（带有奴性的）人们,他们的判断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有所逊色.又,在某些技术中,创作者不一定是最好的评判家,当然更不是唯一的评判家.这些技术作品,在没有学习过这门技术的人看来,也是可以识别而加以评判的.例如,一幢房屋就是非建筑者也能懂得的事物；实际上房屋的所有者,即住户,有时竟比建筑师更善于评判房屋的好坏.相似地,对于一只舵,舵师比一位造船木匠就更善于鉴别.对于一席菜肴,最适当的评判者不是那位厨师,而是食客.经过这番论辩,关于平民群众议事和审判权力的责难可说已有了充分的答复.”[3]P146

诚然,群体无疑比个体更容易受感情激起和支配,因而群体心理和智力往往比个体心理和智力低下.因为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被感情支配的时候,理智便处于服从感情的状态而不起作用.这意味着,一个优秀的人与一个愚蠢的人如果都处于被自己的感情支配的状态,那么,二者的智力就不会有什么不同,而同样处于极端低下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群体的心理和智力往往极端低下的缘故.然而,勒庞和熊彼特等人由此断言人民群众智力极端低下,因而不应该执掌最高权力,是根本错误的.因为“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与“人民群众的心理和智力”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从群体的结构来说,群体并非仅仅由人民、庶民构成,优秀人物与庶民一样,也是构成群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群体的类型来说,既有庶民的群体,也有优秀人物群体,亦即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也!

这个道理,勒庞自己原本说得很清楚：“即使是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专家,当他们表现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也会经常性地做出极度愚蠢的决定.”[6]P8熊彼特亦如是说：“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由十几位60多岁的将军组成的军事协商会议,无不流露出乌合之众的那种明显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感的削弱、思考能力水平的低下和较多的非逻辑力量的情感.”[7]P257这岂不是说,议员和将军等优秀人物的群体心理和智力,与乌合之众、芸芸众生的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一样低下?因此,“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与“人民群众的心理和智力”根本不同,由“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低下”的前提,得不出“人民群众智力低下”的结论；正如得不出“优秀人物智力低下”的结论一样.如果由“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低下”可以得出“人民群众智力低下”的结论,岂不同样也可以得出“优秀人物智力低下”的结论?因此,勒庞和熊彼特由“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低下”得出“人民群众智力低下”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特别是,任何行为者,不论个体行为者还是群体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永恒无条件地只受理智支配,或只受感情支配；而必定在一定条件下受感情支配,在另一定条件下受理智支配.试想,哪里会有纯粹地绝对地只受感情支配的群体呢?就是狼群亦然,况人群乎!因此,群体行为并不必定永远只受感情支配,而必定此一时受理智支配,彼一时受感情支配,只不过受感情支配的时候远远多于个体行为罢了.当群体行为受感情支配时,理智和智力不起作用,因而是极端低下的；但是,当群体行为受理智支配时,群体的智力和理智就是每个人的智力和理智之和,就会比其中任何最优秀的个体更加优秀.更何况,无论庶民、人民还是优秀人物的政治活动,显然必定不都是纯粹的群体活动,而必定既有群体活动,亦有个体活动,既有会议讨论、相互影响,又有个人独处、冷静思索.这些道理,熊彼特亦有所悟.因为他在结束“政治中的人性”的论述时承认,群体的心理和智力极端低下等等都是有限度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有限度的.杰弗逊的格言说,人民最终比任何个人都更加聪明；林肯亦云,‘永远愚弄所有人民’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格言都是有真理性的,然而二者却都意味深长地强调从长期来看才是如此.毋庸置疑,有可能争辩说,在一定时间里集体心理将会发展成高度合理甚至极为敏锐并常使我们吃惊的见解.”[7]P264

可见,“群体的心理和智力往往极端低下”就是固然不错,却得不出“人民群众智力极端低下,因而不应该执掌最高权力”的结论.人民、庶民不但完全具有执掌最高权力、从而选举增进自己利益的好官和罢免损害自己利益的坏官的能力和知识,而且完全可以具有执掌最高权力进行间接统治的任何能力和知识,甚至如密尔所言,可以具有亲自担任某种政治职务进行直接统治的能力和知识.[11]P344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2]P7人是政治动物,显然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政治动物,每个人都具有政治能力,都具有执掌最高权力对统治者进行选举和罢免等间接统治的政治能力,都具有共同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政治能力,都具有管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务活动的政治能力：或者是实在的或者是潜在的.

一个目不识丁足不出户、整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一辈子生养10多个儿女、整日里养猪喂鸡侍弄庄稼地的农家女,或许确实不具有执掌最高权力对统治者进行选举和罢免等间接统治的政治能力.但是,这些庶民仅仅不具有实在的政治能力,仅仅不具有共同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实在的政治能力；而必定具有潜在的政治能力,必定具有共同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潜能或潜在能力；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潜能一直被压抑或缺乏实现的条件而得不到实现罢了.只要他们具备了这些条件,如能够参加选举和罢免等间接统治的实践活动,那么,逐渐地,他们的政治潜能必定会得到实现,从而实在地具有共同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能力和知识.

因此,“不应该论”根据一些庶民不具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而否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对于这些不具有执掌最高权力对统治者进行选举和罢免等间接统治能力――而仅仅具有这种潜能――的庶民,根据政治自由权利完全平等原则,政府负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提供公民教育等条件而使这些庶民的政治潜能得到实现,从而实在具有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能力：保障每个庶民政治潜能得到实现乃是政府的义务和庶民的权利.庶民的政治潜能因缺乏必要条件而得不到实现,不具有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能力,乃是政府及其官吏的失职和过错,而不是剥夺他们享有执掌最高权力的权利之根据和理由,更不能成为否的根据和理由.杰斐逊在回答对民众执掌最高权力和管理国家能力的怀疑论调时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相信人民有足够健全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引导他们的判断力.”[13]P191

究竟言之,庶民不但完全具有选举增进自己利益的好官和罢免损害自己利益的坏官的能力和知识,不但完全具有执掌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能力和知识；而且唯有庶民自己才能够通过执掌最高权力,使官吏按照庶民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进行统治,从而实现国家所应有的最终目的：增进每个国民的利益和实现每个国民的幸福.因为,如前所述,最高权力执掌者必然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趋势：怎样的行为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他们就必然会怎样行动.因此,托克维尔说：“当只有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要受到损害；而在穷人立法时,富人的利益便要遭到严重的危险.”[14]P266所以,谁要想使最高权力执掌者为自己谋利益,他就必须使自己成为最高权力执掌者.庶民或人民要使最高权力执掌者为庶民或人民谋利益,庶民或人民自己就必须成为最高权力执掌者.因此,要使国家的统治实现国家的最终目的――增进每个国民利益――每个国民自己就必须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执掌者,通过选举和罢免等手段,统治担任国家全部具体政治职务的极少数优秀人物.密尔将这个道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捍卫者.”[11]P344

综上可知,“专制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共同理论根据：优秀人物统治论或不应该论”是不能成立的.就其正面的观点――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应该执掌于最优秀的人――来说,其谬误在于只看到政治职务权利应该按照才德进行分配原则,而没有看到政治自由权利应该人人完全平等享有原则.就其反面的观点――认为庶民或人民没有执掌最高权力的能力和知识――来说,其谬误,首先,在于混淆“担任政治职务的直接统治”与“不担任政治职务的间接统治”,亦即混淆“官吏对人民的统治”与“人民对官吏的统治”,不懂得前者只有优秀人物能够胜任,而后者人人皆能胜任；以致由人民缺乏担任政治职务进行直接统治的能力之正确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人民缺乏执掌最高权力进行间接统治的能力.其次,在于不懂得的统治者――庶民――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并不是单个的庶民的能力和知识,而是集所有庶民的能力和知识之总和,因而往往可能比其中最优秀者更优秀.再次,在于错误地混同“群体的心理和智力”与“人民群众的心理和智力”,因而由“群体的心理和智力往往极端低下”的推测,得出“人民群众的心理和智力极端低下”的错误结论.最后,在于不懂得只有庶民或人民执掌最高权力――而国家具体的政治职务则完全由极少数优秀人物担任――才能够实现国家的最终目的：增进每个国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