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概况与前瞻

点赞:31079 浏览:14446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外语教育政策近年来成为我国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期刊论文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走过20年历程,大致可分为自发阶段(1993-2004)、自觉阶段(2005-2007)和热点阶段(2008-2012);以“核心区”与“相关区”期刊队伍、主要学者队伍及主要学术中心为基点的学术圈已基本形成;研究主题、方法与视角均已呈现多元局面.但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存在学术圈比较稚嫩、不同主题研究力度差异很大、定量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相对不足、研究视角不够开阔等问题.学界须做出更大努力以推进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成熟.

关 键 词:外语教育政策;教育政策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1-0057-08

一、引言

外语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公共政策(PublicPolicy)研究范畴”[1]26.尽管沈骑等学者发表过题为《建国60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的论文,但文中事实上梳理的是我国语言政策研究的轨迹,诚如文中所言:“外语教育政策只是在近年来为国内研究者所关注,相关的研究明显较少”[2]67.通过较为准确、全面的文献收集发现,我国学界在1993年发表第一篇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3],迄今刚好20年时间.20年来,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我国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一研究已成为我国外语与教育研究界的新热点,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一些学术期刊先后设置了相关研究栏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有关研究.学界对研究情况已进行为数不多的述评,但尚无文献计量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对从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1993-2012年间(截至2012年12月21日)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进行分析,旨在梳理研究的轨迹,揭示研究的现状,探讨研究的未来走向.

为尽可能准确、全面地收集数据,本研究使用的检索词为“外语教育政策”(因外语语种繁多,且学界使用“英语教育政策”之类概念多为指称具体语种的课程与教学标准或大纲等,故未将此类概念作为检索词),匹配要求为“精确”,检索范围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文史哲”、“经济与管理”和“政治军事与法律”等4个社会科学专辑下全部期刊的全部数据,检索项包括“篇名”、“主题”、“关 键 词”和“摘 要”,项间逻辑关系为“或者”.在下载保存检索到的全部文献之后,剔除了非学术文献和重复发表文献,确定了135篇论文作为有效样本文献进行研究.然后,将样本文献的篇名、关 键 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期刊名称、年(期)、期刊类别、期刊级别等信息输入Excel统计表以便汇总分析.其中,“期刊类别”主要依据期刊名称及载文主题,分为外语类、教育类、高校学报类、社科综合类和其他类,每家期刊仅归属一个类别;“期刊级别”分为核心和非核心,确定核心期刊的依据是发文当时属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或南大版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其余(含核心期刊的增刊)则归属非核心期刊.研究时以统计表为辅助,结合文献原文,分别按发文年度分布、载文期刊分布、作者与单位分布、研究主题分布和研究方法与视角等进行计量,最后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做定性分析.

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发展阶段

统计发文年度分布可直接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情况.从发文年度分布来看(见表1),1993-2004这12年间,我国学界发表的相关论文总共仅8篇,有5个年度发文空白,年均不足1篇.而2005年一跃发文5篇,至今8年里一直呈增长态势,共发文127篇,年均约16篇,且从未间断.

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可将1993-2012这20年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参见表2):第一阶段为自发阶段(1993-2004),这一阶段的研究基本都是仅与外语教育政策有关,而非直接以外语教育政策为课题,且罕见代表性成果(仅有1篇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第二阶段为自觉阶段(2005-2007),这一阶段学界认识到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价值,开始直接将其作为课题,多篇论文的篇名即包含“外语教育政策”字样,且出现了较多代表性成果(总共22篇论文中有11篇外语类和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第三阶段为热点阶段(2008-2012),这一阶段每年发文都达两位数,代表性成果开始涌现(总共105篇论文中有53篇外语类、教育类和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论文),但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的局面也开始凸显(仅本阶段出现其他类非核心期刊论文).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术期刊

统计载文期刊分布首先可反映研究成果的媒体分布情况,其次可为期刊发展与评价提供依据,再次可为学者投稿提供参考.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135篇论文所在期刊很广,总共发表于82家(更名前后视为一家),刊均载文1.6篇;其中核心期刊28家,刊均载文2.3篇.载文多于3篇的有5家,载文2-3篇的有18家,其余59家各载文1篇.(见表3)

依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可对某一领域研究论文的载文期刊按载文量多少排序,划分出对该领域研究贡献程度递减的核心区、相关区和边沿区期刊[4].而且,本研究认为在进行划分时还须考察有关期刊近三年是否刊载了相关论文,因为期刊转型如今已不鲜见.因此,我们可将载文多于3篇且近年依然载文、知网正常收录的4家划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核心区期刊”,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外语》、《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展望》,它们同时都是核心期刊;将载文2-3篇的在剔除近三年未刊载相关论文和其他类期刊后剩下的15家划为“相关区期刊”,其中核心期刊8家:《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大学教育》、《现代教育管理》、《外国中小学教育》、《教育评论》和《教学与管理》,非核心期刊7家:《中国外语教育》、《教育与教学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和《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其余划为“边沿区期刊”.这19家“核心区期刊”和“相关区期刊”中包括外语类6家(5家核心、1家非核心)、教育类8家(7家核心、1家非核心)和高校学报5家(全为非核心),共载文64篇(占发文总数的47.4%),其中核心期刊载文49篇(占核心发文数的75.4%),它们构成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术期刊队伍的主体.四、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者与单位

统计文献作者与单位分布,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结构与学术中心所在.我国135篇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共有103位作者(合著仅统计第一作者),人均发文1.3篇.其中,发文3篇及以上和发文2篇及以上但有核心发文的作者共11位(占作者总数的10.7%),他们分属不同高校,发文数量与质量具有较强代表性(占发文总数的30.4%和核心发文数的33.8%),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从年龄结构来看,其中40-49岁的学者占大多数,39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见表4)


就作者单位(以第一署名单位的一级单位为准,更名前后视为一家)统计来看,除有2篇不详外,其余133篇论文出自78家单位,包括73家国内高校、2家国外高校和3家国内其他单位.可见,国内高校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单位的主体.但满足“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1篇及以上核心、拥有2位及以上在任作者”三个条件的仅5家(占总数的6.4%),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五校共发表23篇相关论文且全为核心,占发文总数的17.0%和核心发文数的35.4%.其中前四校还主办了6家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核心区期刊”或“相关区期刊”,占总数的近1/3.(见表5)可以说,这五所大学成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学术中心.

五、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题

统计文献的研究主题分布可揭示人们在该领域已经研究什么,还要研究什么,甚至应该研究什么,以及整体发展形势如何,等等.为使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在统计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题分布及接下来的方法与视角情况时,对前述135篇论文进行了甄选.选择样本的范围包括核心期刊、“核心区”和“相关区”期刊、外语类期刊、主要学者(见表4)与主要单位(见表5).当然,上述范围间有若干重复,且若“其他类”期刊论文入列也宜剔除.据此,最终确定的统计样本包括来自50家期刊的101篇论文(其中外语类14家、43篇,教育类21家、37篇,高校学报11家、17篇,社科综合类4家、4篇).

首先将样本论文依据篇名、关 键 词、摘 要等三项信息各自提炼一个主题表述,然后按聚类统计分析原理处理,逐步归属至11个主题,最后按照三个阶段分别计数.(见表7)

统计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随着从自发阶段步入自觉阶段,再步入热点阶段,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汇总分析如下:

第一,近5年来,随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由自发、自觉阶段进入热点阶段,学界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成果较为显著,代表性学者包括沈骑、邹为诚等.外语教育政策关涉国家文化利益[5]、教育价值取向[6]、经济发展[7]、社会进步[8]等,受多维制约因素影响[9],因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本质上被界定至公共政策研究范畴,分为学术性质研究和政策决策研究两类,常用话语分析、定量或定性的实证研究等方法[1]26-30,建构了互动联系、动静结合的过程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的三维研究框架[10].同时,鉴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然兴起多年,沈骑[2]64-67、冯安伟[11]、孟臻[12]等对不同时空范围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进行了述评.

第二,对“国外外语教育与政策”的研究自进入自觉阶段以来,成为主要研究主题,其中尤其是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因为两国是最典型的文化多元、语言多元国家,而“社会秩序可奠定于文化多样性背景中的道德共识和法治之上”[13],故两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极具借鉴意义.贾爱武、龚献静等对美国的外语教育与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历经改革与演变[14],始终以国家安全为价值指引[15],追求建立国家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库[16],主要通过改革课程标准、更新教学手段、建设师资队伍等手段[17]力求政策实施效果[18].不过亦有学者指出,像美国那样把外语拔到国家安全高度,可能导致偏离外语教育根本目标、偏离公民教育本质等负面效应[19].罗爱梅、王辉等对澳大利亚进行了研究,揭示其不断演变的外语教育政策背后主要由经济价值指引,强调外语的经济效用,加大外语教育的经济投资与长远规划以期在引进资金、技术和借鉴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作用[20],因而实行优先化语言政策,强化亚洲语言的教育[21],同时也注重外语教育语种多样化和学生发展个性化[22].另外,也出现了少量关于德国[23]、法国[24]、荷兰[25]、泰国[26]等国家以及欧盟[27]、东亚[28]等地区外语教育与政策的论文.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国外外语教育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但专门进行“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的研究成果[29]屈指可数.

第三,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地方与民族、不同教育阶段、港澳台等四个子主题,但研究力度差异较大.自张正东先生在2005年指出“缺乏成套的外语教育政策,乃至缺乏有关外语政策的研究”是制约我国外语教育全局的大问题[30]以来,学界表现出对中国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极大兴趣,鲁子问、张沉香等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研究认为,提高我国外语教育效率必须科学开展外语教育规划与制定外语教育政策[31],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特征[32],目前我国外语教育存在区域及城乡差异等矛盾[33],外语教育政策呈现深受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影响、政府直接参与制定、民众对政治文化的倾向性推动其实施等三方面特色,因而构建、科学的政策决策机制是提升我国外语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34].鉴于我国“长期忽视根据地方所处区域实际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特殊需求来制定地方性外语教育政策”[35],学界近些年也开始关注地方与民族外语教育政策:张正东于2002年率先提出“为西部大开发制订外语教育政策”[36],陈光伟[37]、陈兵[38]研究了广西的外语教育政策,杨玉论述了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问题[39].在对不同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方面,沈骑[40]等学者关于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多于韩宝成[41]等学者关于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关于港澳台外语教育与政策[42]的论文仅1篇.第四,进入自觉阶段以来,关于政策过程的研究论文开始涌现.政策过程包含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实施)、政策评价与政策调整(改革)四个环节.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研究方面,学者们从语言学[43]、语言经济学[44]等学科视角着眼,提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要考虑内外两方面因素,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是外语教育的内在规律,外部因素主要是对外关系与国家发展需求.近些年对外语教育政策实施与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对外语课程标准[45]、外语教育教学理论[46]与实践[47]等的相关研究.对外语教育政策评价与改革的研究论文仅3篇,分别总结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得失[48],研究其改革策略[49]与方向[50],等等.

六、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与视角

统计文献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可以揭示人们在该领域已经如何研究,还要如何研究,乃至应该如何研究,等等.方法与视角多元,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研究外语教育政策问题.研究方法可作不同分类,大的划分是有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两类,但其间存在一个连续体,即描述性研究方法[51].为便于统计,本研究采用这种三分法,将每篇样本论文归属其中之一,而不考察其更为具体的方法是什么.鉴于“多学科研究”对具体研究领域具有促进意义[52],本研究考察样本论文研究视角即是其最主要的学科视角,这与学者的学术背景关联很大,只能是用了什么就记录什么,最后进行汇总.

统计发现,近2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其中定性研究占大部分,描述性研究约占1/4,定量研究在近5年也开始出现(尽管成果甚少).在研究视角方面,随着研究阶段的递进,视角也越来越广.总体来看,学者们选取的主要视角是政策学(政治学)和教育学,分别占近六成和近1/4;其他学科视角累计不足两成,包括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神经科学和发生学.(见表8)

七、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1993-2012这20年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引发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阶段的递进推动了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的提高,这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联.19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已实行十余年,包括外语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恢复与快速发展,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使得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随之自发出现.世纪交替之际,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相继启动,外语教育作为其重要内容与突破口,受到教育界甚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对外语教育“费时低效”的责备声中,学界开始从政策层面思考根源,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因而从自发走向自觉.随着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研究价值开始彰显,研究成果逐步丰硕,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随之进入热点阶段.如今,我国外语教育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学界面临推进这一研究走向成熟阶段的问题.成熟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主题的拓展、方法的使用、视角的选取、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均有更高期望,所以研究空间可谓更大更广.

第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术圈已基本形成并将引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但学术圈本身的质量及学者间的合作与竞争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业已取得的成就促进了“核心区”与“相关区”期刊队伍、主要学者队伍和主要学术中心的形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点,以此为圆心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术圈已基本形成.但是,跟其他成熟的研究领域相比,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存在刊均发文量偏少、人均发文量偏少、学者集聚度偏小、高水平成果偏少等问题,所以这一学术圈还相对比较稚嫩.在学者的跨单位交流与合作方面,尤其显出不足.今后,学者水平的提高和学术圈质量的提升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在这一点上,现有的诸如国内外访问学者制度、教师在职攻读硕博士学位制度等,其实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比如已经有一些跨单位合著核心期刊论文即是学者在读博期间与导师合作完成.另外,竞争也应该是学术圈内的常态,无论期刊、学者、学术中心,其地位都不是永远不变的,要想在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一席之地,要想推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成熟,竞争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应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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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题、方法与视角均已呈现多元局面,但均还有待更大突破.2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涉及基本理论问题、国外外语教育与政策、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外语教育政策过程等研究主题,但不同主题之间在成果数量与质量方面差别很大,在诸如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港澳台外语教育政策等一些重要主题的研究方面非常不够,今后需要加大力度.在研究方法方面,现今仍然呈现定性研究占大部分、定量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相对不足的局面.尽管定性研究方法不可或缺,但未来需要增加定量研究与描述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以推出更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成果.在研究视角方面,迄今处于政策学(政治学)和教育学视角为主、其他学科视角为辅的局面.从“外语教育政策”概念即可看出,这一领域规定性的研究视角包括语言学、教育学和政策学,然而语言学视角的选取尚远远不够,未来特别需要加强.当然,多学科研究视角有助于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并使研究更加全面和成熟,未来在这方面努力求取突破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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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