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摘 要]《不平等的童年》是安妮特拉鲁的代表作.全书从社会学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教育不平等这一过程是如何在家庭、教育机构和社会中不断地再生产.这一不平等最初表现为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贫困家庭在教育孩子时选择的不同文化逻辑,这种家庭环境、背景和教育理念的差异导致孩子形成了不同的品质特征.中产阶级的教育方式更符合教育机构和社会的要求,因此他们的孩子也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权利,从而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将他们获得的教育传承给下一代.教育不平等既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也是再生产的结果.

[关 键 词]家庭教育；教育不平等；再生产；公平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2-0071-03

[作者简介]管宁（1989―）,女,山东菏泽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2012级高等教育学专业在读硕士.

一、作者和图书简介

本书的作者是安妮特拉鲁,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曾于1990―2005年担任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担任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方法、儿童,尤其关注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代表作为《不平等的童年》,此外还著有《家庭优势》等.

本书共十二章,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章,诠释了作者的研究背景及一些基本概念；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第四、第五章,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培养方式下孩子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第七章,讲述了不同培养方式下语言的运用；最后一部分是全书的重点,论述家庭和教育机构,包括第八到第十二章.安妮特拉鲁先后采访了88个家庭,并对其中12个家庭做了重点描述：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领救济的黑人家庭、混血家庭、离异家庭等.依据收入、居住空间、父母的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这些指标,又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三个层级.

二、不平等教育的再生产

安妮特的观点并不复杂,她将考量的对象一分为二：中产阶级的父母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即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父母在教养孩子时趋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1]3.安妮特认为,种族的影响敌不过阶级的影响,黑人中产阶级的教养文化逻辑更接近白人中产阶级,而不是接近黑人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协作培养的孩子有着丰富的课外活动,大多数孩子跟亲戚保持着友好而客气的关系,家长跟孩子讨论问题的词汇量比较大,倾向于慢条斯理的说理,家长在与教育机构打交道时很强势,常为孩子争取利益[1]14.而成就自然成长的孩子负担不起什么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常常散放在大街上,表兄弟是最亲密的玩伴,亲戚们是见得最多的人,日常沟通时,家长只发出简短的命令,不容置疑,但在跟学校打交道时他们却很局促,常常不能理解一些专业词汇[1]15.

在安妮特看来,这两种教育孩子的方法各有利弊.中产阶级的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私、冷漠,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而缺乏创造性；中产阶级的父母望子成才的心情迫切,常常疲于奔命.而另一种方式教养的孩子却是自由、快乐的,时刻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而,在进入学校和社会后,两种教育方式导致的差异更加具有区分度.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家中受到的文化训练在将来能够获得不平等的价值.他们在童年掌握的诸多技能,比如落落大方的交往方式,理性的思维方式等,都能很好地派上用场.于是,这种特权便得以在代际之间延续,传递给下一代.在资本自我增值的秘密被马克思揭示之后,“再生产”这一概念就在思想领域蔓延开来.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这是其具有生命力的原因.

在《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里,安妮特以自然主义的深度访谈,为我们展示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是如何将不平等进行“再生产”的.这不仅让人联想到了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境.现如今,当围绕“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的讨论日渐激烈,当“蚁族”“蜗居”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我们是否依然需要追问：每一代人的命运是否真的可以通过奋斗得到提升和改变吗?如果不能改变,那是什么原因支配着人们难以挣脱?

米尔斯认为,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行动选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在这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生发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2].安妮特则在其书中对这种想象力做了深入阐释.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直接决定了孩子可利用的资源以及良性的人际关系,这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孩子的教育优势和文化资本,决定了孩子将在何种家庭空间中、何种背景下接受教育.不同家庭背景下的教育,无论是日常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周围人际关系、家庭与教育机构的关系甚至是语言的训练与运用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会在孩子离开家庭时停止,他们又不断地以结构化的方式,建构成孩子们对生活、教育、甚至是人生体验的意义,进一步构成了孩子们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日常的点滴认同和内化,逐渐养成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3],进而影响未来不同的生活轨迹和发展道路.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由外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父母的社会地位,到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做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布迪厄在其理论体系中,通过惯习、场域、社会资本以及心性倾向等概念,建构了一个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其中让人们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在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所构成的差异,比如饮食方面、音乐爱好方面等,这些差异统合成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文化资本,开辟了未来生活的多元道路.基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但却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等级维度上,孩子们出生在不同的阶层,感受着各不相同的内外部教育环境,而这就导致了孩子们被不同的文化资本所塑造,进而又依据这些资本来争取自己的未来.三、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因素

当一个“不平等”的循环完成之后,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握是什么在扮演着支配着我们的外部结构性力量的角色,这些力量又以什么方式再生产着我们的未来.比如我们身边的“穷二代”的形成,或许就可以追溯到城乡差异、身份歧视、公民权利的缺失、社会不公平、收入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建构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和不平等的生存境遇,而这种情形却又被“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加以复制.从童年开始,建构新的“穷二代”,虽然已经过两代,但是贫穷仍然在传递,贫穷家庭的孩子并没有摆脱这种不平等的命运.而如何使其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发展,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在公平和正义中取得进步的标志之一.我们的社会应该是沿着公平的路径发展,而非不断地、无穷无尽地、一代又一代地再生产“不平等”,直至社会结构失衡和断裂.探究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那就不仅仅是再生产的问题,而是应该构建怎样的社会流动机制的问题.这种流动机制并非一如既往的水平流动,更不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式的向动,而是公平渐进的向上流动.这种流动不仅仅在职业上,还应该表现在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如何实现这种流动,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如何打破“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机制,而阻碍社会流动的,则是我们现阶段广泛存在的教育、学历、民族、性别、种族、户籍等社会排斥政策.

在安妮特的研究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在那些目前位居优势社会地位的父母之中,有一部分人童年的生活环境是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们是如何超越其社会地位的结构性支配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呢?教育在这一过程当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或许这一点是最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作者所探究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就会失去有力的支持.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关于底层人物通过自身奋斗成功“逆袭”的例子太多太多,但是,对于这些英雄传闻、楷模故事我们应该站在什么角度理解呢?个案不能很好地解答我们的疑问.同样,个案研究的方式也无法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关于上面的例子,我们生活在结构性的社会中,其社会阶层究竟是“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人们真的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奋斗改变自身所处的阶层,获得成功?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在历史变迁中实现了“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这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我们会赞美、激励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个体,但是在感情的意义丰沛之余,我们要不断追问探索：我们现阶段所提供的教育是否真正的公平和开放,我们的教育资源如何能够更好地对所有人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提供了对所有人而言的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某些个体经过奋力拼搏获得成功,我们向往的是曾经属于社会底层的那一代人的孩子是否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如果这一期望没有发生,那又该如何实现它?诚然,这些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却又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