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出版社三十年(上)

1984年8月,我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我已是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图书馆学系主任,懵然不知为什么又加此重任,以致引起喜欢评说和窥伺者的多方猜测,并深挖查寻我的幕后,结果是一无所获.

我到出版社时,出版社已经从学报编辑部和中文系等单位调集一些人员,搭起了班子,但领导层人员一直未配齐.时经一年,我方到任,出版社才算完整齐备,开始正常运转.当时我已承担着两个实职职务,既又受命,只能尽力去做,先从掌握“大政方针”入手――健全机构、制订规章制度、引进人才、策划选题等工作.先已到任的支部书记兼副社长崔国良先生积极地配合我,主动分担日常行政工作.崔先生是由中文系调来,为人耿直豪爽,遇事直言不讳.虽然脾气有些急躁,但心中不存芥蒂.领导层的无间合作,成为办好社的重要保证,在此基础上,一切措施将会顺畅推行.和崔先生的合作直到我1992年任满离开出版社,这是我在任期内保持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草创时期制订规章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大家由不同单位调集到一起,不能各吹各的号.如何凝聚力量,为同一目标奋进呢?我在到任之初,就先将出版社定位为学术性兼经营性的机构,避免在建社之初,就瞩目在“钱”上.我首先决定建立社务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由社和部门领导组成,汇总各种意见和建议,经过讨论和协商,共同作出决定,以体现集体领导和上下沟通的意愿.根据当时出版社的经济状况,我提出“小有余”的经营方针：出书要有学术含量,要取得经济上盈利和社会良好效应,既要出畅销书,以维持全社的生计；又要有长销书,以提高出版社的社会声誉,维持长治久安的发展.在我的任期内,出版社正处于初创时期,虽然人少力薄,但办社目标基本达到,而且没有出过一本被评审为“不良读物”的书.

人才是建社、建好社的重要资源.一个新建单位,仅凭各方人力支援是不够的,必须更多地引进人才,加强培训.所以当年规定：凡是新到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周历出版社的各个部门,轮流顶岗.这样,编辑可以了解到各环节的甘苦和彼此衔接的流程,可以避免产生某些不必要的误解.为了提高编辑素质,我要求编辑人员每年选择参加两次社会上的学术活动,以便了解学术前沿信息,及时抓住好选题和合适的作者.这可能是我在建社之初,工作中侧重编辑而忽略行政人员培训的缺点.虽然领导工作各有分工,但我还是有一定责任.听说当时和以后,行政人员有所抱怨,是应该的,至今我对此事还心有歉意.

选题是出版社的生命线,有好选题就有好书,就能产生双效.因此,我非常重视选题,规定每季度开一次选题会,讨论和筛选选题.我的思路是以编辑工作为重心,所以选题会只有与编辑工作相关的人员参加,甚至连分管行政的领导都不能参加选题会和干预编辑事务,当时曾引起部分人员的不满.这是我办社时一件自以为得意,但却是颇为偏颇的做法.不久,我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但没有公开承认改正,而是渐渐有所变动.选题的来源不外两途：一是作者主动来稿,这是作者看得起这家出版社,二是编辑向作者邀约得到的选题.我赞成前者,因为出版社主动性大,而后者必须审慎,否则一旦稿子不称意,则很难处理.当全稿交来出版社后,编辑就将承担其职务中的中心工作――审读和编辑.我很迷信“编者不是作文老师”的说法,不能只停留在改稿中.我曾向编辑强调,编辑不应只改错字、语法和标点.要发现优秀作者,培养后学成熟,要宏观全局,微观细节,以醇、疵比例来确定该稿是否采用.如有改动处,当与作者商量,最好请作者自己动手,编辑只是最后的通稿.一审后的二、三审是保证书稿质量水平的关键,虽只抽查部分,但应认真审阅,能从滴水看到大海,由此来确定书稿的优良等级,可惜多年来只剩下一种流程,用以符合三审制而已.

事业初创,诸事艰难,当时,我社位于全国高校出版社前列,为了保障实力增长,我对出版社的行政工作,比较注重财务进出,管理较严,在财务上实行“一支笔”.我在收入上,始终贯彻“小有余”的方针.在经济结构上,学术与经营并重,以畅销书的赢余补助学术性较强等长销书的不足.对日常用途,则比较苛细,可能也遭到有些人“抠门”的疵议.当时,为了树立廉洁办社的形象,对员工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关注不够.至今反思,我未免“左”了点,缺乏对现实的更多考虑.

我认为一个单位不仅要有和谐的气氛,更要有良好的风气.因此,我对员工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都认真严肃处理.有一位副总编辑和一位编辑室主任都利用职务之便,除在他人书稿上挂“著者”之名外,还“分润”这部书的稿酬.事后被原作者,经我核实后,通过组织程序,让他们离社,另行安排.期间虽有人说情,包括学校的个别领导,都被我婉拒了.这一举动对全社员工,特别是新到社的年轻人,有所警惕,为以后良好的社风奠定了初步基础.

南开大学出版社在不够平坦的道路上走过了三十年,自我离任后,至今已更迭了六任社长.虽然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主观性格的各异,每一任都显现不同的办社风格,但走发展道路的总方向一直未变.我因享高年,得以伴随出版社走过这三十年,虽然眼见它的发展、成长,但终究限于所见所闻不足,难做出全面恰当的评说.我只能回忆我主持工作那几年的所作所为,忠实地叙述.是耶?非耶?留待他人讲论.“人去政声后”,我很注重离任后同仁们的评论,因为那是无顾忌的实话.在我离任后很久,有一位女总支书记说到我在任那几年为“来新夏时代”,以示与他人的不同；又有一位资深编辑至今犹念念不忘当年各部门轮训的效应.我的人生宗旨是：我在我所处的时代,尽力做好我应做的事.同仁们的真情评论,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我感谢所有爱我、支持我的人.我更祝愿南开大学出版社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得更兴旺,更有好名声.

2013年4月下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