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出版社三十年(下)

选题是出版社的生命线,有好选题就有好书,就能产生双效.因此,我非常重视选题,规定每季度开一次选题会,讨论和筛选选题.我的思路是以编辑工作为重心,所以选题会只有与编辑工作相关的人员参加,甚至连分管行政的领导都不能参加选题会和干预编辑事务,当时曾引起部分人员的不满.这是我办社时一个自以为得意,但也不免偏颇的做法.不久,我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但没有公开承认改正,而是渐渐有所变动.选题的来源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作者主动来稿,这是作者看得起这家出版社；二是编辑向作者邀约得到的选题.我赞成前者,因为出版社主动性大,而后者必须审慎,否则一旦稿子不称意,则很难处理.当全稿交来出版社后,编辑将承担其职务中的中心工作――审读和编辑.我很迷信“编者不是作文老师”的说法,不能只停留在改稿中.我曾向编辑强调,编辑不应只改错字、语法和标点；要发现优秀作者,培养后学成熟,要宏观全局、微观细节,以醇疵比例来确定该稿是否采用.如有改动处,当与作者商量,最好请作者自己动手,编辑只是最后的统稿.一审后的二、三审是保证书稿质量水平的关键,虽只抽查,但应认真审阅,能从滴水看到大海,由此来确定书稿的优良等级,可惜多年来只剩下一种流程,用以符合三审制而已.

事业初创,诸事艰难.当时,我社位于全国高校出版社前列,为保障实力增长,我对出版社的行政工作比较注重财务进出,管理较严,实行“一支笔”.在收入上,我始终贯彻“小有余”的方针.在经济结构上,学术与经营并重,以畅销书的盈余补助学术性较强的长销书等的不足.对日常用途,则比较苛细,可能也遭到有些人“抠门”的疵议.当时,为树立廉洁办社的形象,对员工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关注不够.至今反思,我未免“左”了点,缺乏对现实的更多考虑.

一个单位不仅要有和谐的气氛,更要有良好的风气.因此,我对员工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一定会认真严肃处理.有一位副总编辑和一位编辑室主任利用职务之便,除在他人书稿上挂“著者”之名外,还“分润”这部书的稿酬.事后被原作者,经我核实后,通过组织程序,让他们离社,另行安排.其间虽有人说情,包括学校的个别领导,但都被我婉拒了.这一举动对全社员工,特别是新到社的年轻人,有所警惕,为以后良好的社风奠定了初步基础.

南开大学出版社在不够平坦的道路上走过了30年,我离任后,已更迭了6任社长.虽然由于主观性格的各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每一任都显现不同的办社风格,但走发展道路的总方向一直未变.我因享高年,得以伴随出版社走过这30年,虽眼见它的发展、成长,但限于所见所闻不足,难以作出全面恰当的评说,只能回忆我主持工作那几年的所作所为,忠实地叙述.是耶?非耶?留待他人评论.“人去政声后”,我很注重离任后同仁们的评论,因为那是无顾忌的实话.我离任后很久,有一位女总支书记说到我在任那几年为“来新夏时代”,以示与他人的不同；又有一位资深编辑至今犹念念不忘当年各部门轮训的效应.我的人生宗旨是：在我所处的时代,尽力做好我应做的事.同仁们的真情评论,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感谢所有爱我、支持我的人.更祝愿南开大学出版社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得更兴旺,更有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