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方法与时代

摘 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研究方法的嬗变发展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者的研究活动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和文化发展的趋向来选择研究方法,文学研究方法与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本文拟截取不同时期的文人对于《关雎》的不同理解,试图考察文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时代的关系.

关 键 词：研究方法时代《关雎》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上起殷商,下迄春秋,前后七八百年的诗歌,它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经过漫长传播史和承载了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文本,在过去的两千年历史中,人们对它的注释与解说,经历了一个从文学文本到经学文本再回归文学文本的复杂接受过程.《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从汉代到清末,人们对于《诗经》的解读一直没有脱离经学的藩篱.因此,它的经学意义不容小觑,甚至远远大于它的文学意义,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影响在“经”而不在“诗”.尽管历史节点上有个别的学者曾经为恢复其文学本来面貌而努力过,但在经学占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直至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经学式微,《诗经》方走出经学桎梏,而迈上文学舞台.对于诗经的研究,20世纪的很多学者认为今是而昨非,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有待商榷.每个时代的人对《诗经》的理解、阐释、接受、批评,都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流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本文选取三个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国风》首篇――《关雎》的不同理解进行阐释,试图考察文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时代的关系.

《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全诗通过一个男子在河边遇到一个采摘荇菜的姑娘,并为姑娘的勤劳、美貌和娴静而动心,随之引起了强烈的爱慕之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内心的朴实愿望,表达了青年男女健康、真挚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对正当、自由的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从音韵方面来讲,《关雎》是一首朗诵起来很美妙的诗,使用重叠的章句,反复吟唱,这样不但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中,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抒发,而双声、叠韵、叠字的修辞手法,也增加了诗的美感和感染力.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①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

但历代说诗者并未局限于其在字面和音韵上的研究,自先秦以来,尤其是汉代以后,《诗经》作为五经之一,不断地被供上神坛,甚至具有了史学的意义.

《史记孔子世家》记录：“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等”司马迁认为孔子将《关雎》作为《国风》首篇是因为其“始于衽席”,即男女婚姻关系.《孔子诗论》中对于《关雎》的评价是“《关雎》之改”,“《关雎》以色谕于礼,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王晖先生发表在2005年第4期《中国哲学史》上《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想》一文,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解读了“《关雎》之改”,认为诗歌第一节明确提出了君子的本性,第二节和第三节写男子苦苦追求心仪的淑女而不得,“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第四节描写男子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改变了追求方法,“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实现了“以色谕于礼”、“返纳于礼”,即男女婚姻爱情关系是“人之大欲”,肯定了其合理合法合情,但这种也不能任其泛滥,而要符合一定的礼仪规范.除了对于诗歌主旨的揭示,在《论语八佾》一篇中,孔子还从美学角度评价了这首诗：“《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意思是说《关雎》这首诗,快乐却不是没有节制,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在孔子看来,文艺所表现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关雎》,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这里包含了孔子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即尊重生命,欣赏健康正常的情感生活,反对沉溺哀乐、毁伤生命.

孔子推崇周代的礼乐之道,所谓礼乐之道,狭隘言之,礼教就是文化教育及其赋予一个国家大多数公民的内在精神思想修养和表现于外在的语言、行为、装束等.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核心思想是“礼治”.孔子如此重视礼治,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春秋时期,奴隶制度日渐瓦解,封建制度日趋成型,原来的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孔子生活的鲁国,鲁国国君被赶到了齐国,而季平子等贵族势力日渐强大,面临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局,有着过去的文化经验、文化规范的孔子力图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恢复至往日秩序,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时局是礼乐不存的原因.因此,孔子特别注重礼治,他认为周代的礼乐制度非常好,这种思想自然反应在他的文学观念中,《为政》篇对于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③孔子对于《关雎》的评价印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即既肯定情感的合理性,又强调礼之重要,关雎虽为爱情诗篇,但它描写的君子与淑女的爱情符合礼治,因此孔子充分肯定了这种符合礼治的感情,这也显示了最初的儒学的人文气息.及至汉代,这种朴素的人文精神日益被汉学所掩.

《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④《毛诗序》认为《关雎》的主题不是吟咏爱情的诗歌,而是颂美后妃之德,她见到窈窕淑女便寤寐思求,以配君子,毫不纵恣己色以求专宠.如此说来,这是一首美诗.宋代朱熹进一步指出后妃指太姒,君子指文王.清人方润玉觉得朱熹的说法牵强附会,曾反驳道：“《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官人之咏大（太）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太）姒耶?窃为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⑤方润玉的认识已经有了与当代研究者一样的文学自觉,并且从文本产生渠道进行了论证,比较有说服力.时至今日,读者与方润玉先生的感受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单从诗歌中看出“淑女”为后妃,即便是后妃有淑女之德,如果男子非“君子”之人,恐怕也不能正天下.究其原因,我们或许可以从时代背景上找出端倪.汉代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先秦儒学还在学术道路上前行,那么汉代的儒学实际上已经趋于政治附庸,成为统治者以儒治国的文化选择.在统治者大力推动下,儒学在继承和改良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起来,而这种儒学思想经统治者提倡,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毛亨的诗序固然也不能脱离儒学的藩篱,或者“美”一下,或者“刺”一下,因此《关雎》在汉儒眼中,“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便具有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当然,如此附会之说,亦不会是空穴来风.诗序提出了很多涉及诗歌理论的问题,如“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如雅诗有正声,有变声,政治清明时,赞美某某的诗就是正声,而王道衰微、政教废弛时,所作讽刺某某的诗就是变声.再如“美刺”,政治的清明与黑暗,直接决定了诗歌是赞美还是讽刺.这样的诗歌理论为经学的解读可自圆其说.后来不乏研究者对于毛诗的观点提出反驳,但因为毛诗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毛诗的这种观点并未被淹没,而在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引用.近代的郑振铎曾激愤地说：《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得见.⑥

郑振铎认为《诗序》最大的弊病,就是篇篇要作美刺说,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也因为《诗序》的附会曲说,掩蔽了《诗经》的真面目.为了让读者了解《诗序》的美刺说,并没有一定的标准,郑氏用类比归纳法来分析,发现了《诗序》的许多矛盾之处.类比归纳法,就是将《诗经》中同一类别的诗合拢来看,同是爱情诗,《诗序》所定的诗旨应该相差不远；同是祝颂的诗,也是一样.当郑氏用这种方法作归纳时,发现《诗序》所定之诗旨,根本不符合这原则.例如《周南关雎》、《陈风月出》、《陈风泽陂》三首情诗,郑氏以为《关雎》是写男子思慕女子,而达到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程度；《月出》是写男子在月下徘徊,见明月之光,而思念所爱之人.《泽陂》思念所爱之人,至于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辗转伏枕的程度.可见三首情诗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可是《诗序》的说法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郑氏批评《诗序》说：试再读《诗序》,他所说的真是可惊!原来《关雎》是美“后妃之德”的,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的；《月出》却是“刺”,是说“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泽陂》却是“刺时”,是“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悦,忧思感伤焉”的.我真不懂：为什么能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我真不懂：为什么“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二句,在《周南关雎》之诗里便有这许多好的寓意,同样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二句,在《陈风泽陂》之诗里,便变成什么“刺时”,什么“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等等的坏意思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了!⑦

郑振铎对于《毛诗序》的批判,展现了一个学者的严谨学风和对文学规律的自觉追求,但他批判中的激烈态度,则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爱国志士身份的自然呈现.其时,中国正在经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郑氏的研究与当时求新求异,打倒“孔家店”的社会思潮取向一致.郑振铎的《读毛诗序》发表后,揭开了民国初年反《诗序》运动的序幕,在“打倒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年代里,郑振铎在发出诗号角时的激愤便可以理解了.

孔子、毛亨和郑振铎,对于同一个文本――《关雎》的评价迥异,本文不遑论孰是孰非,仅就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考察他们的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不乏有时代的烙印,可见大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之深.

注释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95.

②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32.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12.

④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64.

⑤周振甫.《诗经》译注[M].中华书局,2005：2.

⑥顾颉刚.古史辩[M].海南出版社,2005：245.

⑦顾颉刚.古史辩[M].海南出版社,2005：246-247.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