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与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

[摘 要]本文以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样本,分析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晋升预期、城市特征、官员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均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密切关联.其中,晋升预期是影响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也同时发现,官员高质量的政策承诺并不仅仅来自于晋升激励,也显著地受到成就感、政治责任感等内在因素的驱动.

[关 键 词]可置信承诺；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政府年度工作报告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5-0096-08

一、引言

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在基德蓝德（Finn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看来,给定参与人的理性预期检测定,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制定者对政策本身的承诺.[1]迪克西特（Avinashk.Dixit）也认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政策制定者机会主义行动的影响,而显而易见的控制机会主义的方法就是采取一个限制事后行动自由的事前承诺.如果一个承诺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它必须是可信的.[2]在政治过程中,政策承诺可信度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政治契约作为公共契约其委托人众多,偏好的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一致同意的自愿交易原则在这里很难达到,科斯定理所设想的通过谈判获得最优结果的设想也就难以成立.因此,统治者能否对未来的行动进行事前的、可信的承诺,是决定科斯定理能否成立以及有效结果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3]总之,可信承诺不仅是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也是政治的核心问题.[4]

那么,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如何?影响因素何在?这些都是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问题,而相关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选择中国地方官员集中进行事前政策承诺与事后业绩披露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theGovernmentAnnualReport,简称GAR）为研究载体,探析中国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与趋势,并进而研究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检测设

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直接针对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偏少,因此也尚未形成理论对话.在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比较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制度经济学的可信承诺理论和针对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动机分析.

(一)GAR政策承诺与信息披露的动机研究

荷利（Healy）和佩尔普（Palepu）[5]总结了已有研究成果对上市公司管理者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虽然政务官员与公司管理者在并不完全相同的背景中进行着政策承诺或信息披露活动,但其动机研究也有诸多共同之处.首先,资本市场交易检测说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层面也具有解释力.在GDP至上的理念驱使下,招商引资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使命,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成本问题也是存在的.因此,为了获取更多投资,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去主动披露有关信息,特别是政策承诺信息,以争取外来投资者的信任和资金投入.其次,地方官员也会面临披露政策承诺信息的两难困境.既希望政策承诺信息展示其雄心壮志,以获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但也担心承诺落空带来的声誉损失与政治风险.因此,诉讼成本双重效用检测说和选择性披露检测说也是部分成立的.最后,自愿披露信息的管理者才能验证检测说和公司控制权保卫检测说在地方官员的行动逻辑中也具有合理性.地方政府官员也希望通过事前承诺和事后业绩信息披露使其能力得到各方公认,从而为其获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和政治前途奠定基础.

不过,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公司管理者显著不同,因此这些动机检测说也会有所差异.首先是外部约束机制的差异.国内外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法律规范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方评价机制也相对比较完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与舆论监督空间比较充足.因此上市公司年报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稳定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等质量特征均可能显著高于GAR.而与此同时,由于法律规范的缺位和监督机制的缺陷导致地方官员事后业绩信息的选择性披露和不实披露可能更为突出.其次是上市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在激励机制上也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上市公司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激励是比较直接的经济激励,而政府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激励机制则是晋升等政治激励.再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相比,GAR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相对要复杂得多.虽然近年来上市公司有关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不断增加,但其主要信息披露仍然相对集中于企业经营情况与业绩,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的偏好相对集中.而GAR需要面对上级官员、外来投资者、本地工商业者、本地居民等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结构,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的偏好差异也比较大.最后,上市公司管理者信息披露主要是事后业绩信息披露,而GAR的信息披露还包含大量的事前政策承诺信息,利益相关者对于这些信息的审查与验证不仅包含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还包括事前承诺与事后业绩的对比,这就使GAR的信息披露活动变得更为复杂.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选择性信息披露检测设基本可以涵盖上述信息披露动机的各项研究检测设,是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信息披露动机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检测设1：GAR存在显著的选择性信息披露现象,即：已经完成的政策承诺主动报告的比例将显著高于未完成的政策承诺.

(二)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资本市场本身就具备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的一些措施与机制.例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相关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披露严重失信行为的惩罚,投资者借助于其他信号的专业判断.[6]

但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在政策运行过程中,作为委托人的公众并不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手中也没有可以流通的普通股票,而且第三方的验证和事后惩罚功能也远低于上市公司的情况.因此,其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机制可能要复杂得多.从已有的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研究成果来看,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中比较常见的是意识形态.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7]外在因素关注制度因素对于保障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性,例如声誉机制、宪政体制等.声誉机制是指在一个无限期的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对未来收益的影响,会自觉地信守自己事前的承诺.不过,重复博弈、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必要的惩罚机制是声誉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8]诺斯（North）认为宪政体制才是保证承诺可信的关键.[9]迪克西特重视锁定和授权,希望以此事前堵住当事人机会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琼斯（Jones）则强调政治分权和政治竞争；另外,斯特沙弗（Stasage）和凯法尔（Keefer）强调了政党制度的重要作用[10].弗朗特（Frant）、霍恩（Horn）以及派特歇克（Patashnik）等人则探讨了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并进而运用可信承诺分析政治制度设计内在逻辑[11].基于外在因素的视角,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受到竞争者或制裁者的存在因素影响,承诺者信守承诺行为来自于被替代或者被制裁的可靠威胁.不过,中国的制度因素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此背景下,官员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如何?又如何得以实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对此展开了讨论.“财政联邦主义”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可信的经济（财政）分权承诺促进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并实现了地方官员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利益兼容,所以在经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投资者和本地工商业者做出了保护产权的可信承诺以促进经济增长[1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官员可信承诺实现机制与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不过,“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政治集权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提供了制度保障,政府可信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晋升承诺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官员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其中对于外来投资者和本地经营者等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可信承诺是地方官员主要的行动策略.由于委托人和写作技巧人之间的激励标准比较透明而且委托人实施事后激励成本较小,政府晋升激励的事前承诺更为可信,而财政分权的激励却很容易出现委托人事后爽约.[13]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讨论了外在的激励制度对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建立起了“激励制度——可信承诺——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链条,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去测量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只是关注了“激励制度”这个输入和“经济增长”这个输出,而对于官员可信承诺的行动逻辑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的结果如何影响官员晋升的结果反过来推导出官员们为晋升而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事实在前,官员晋升的事实在后,这样来分析晋升如何影响增长逻辑上可能也会存在瑕疵.因此,在官员可信承诺行动之前的不是事实上的晋升,而是一种晋升预期.只有可能是事前的晋升预期影响了政策承诺可信度,而不是事后的晋升影响了在此之前的政策承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实证分析晋升预期对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对于晋升预期,已有的文献主要是从个人特质、城市规模、相对业绩等维度展开分析,本文也将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根据中国的政府领导体制和以往研究的惯例,本文将主要选取副省级城市的党政正职作为分析对象.

⒈个人特质

官员个人特质一般包括年龄、学历、履历以及任期长度,已有的研究表明,由于奉行“干部四化”政策,这些因素显著影响到了官员晋升,即学历越高和具有省级以上任职经历会带给官员更高的晋升概率,而年龄越大和任期延续越久官员晋升机会就越小.[14]如果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受到官员晋升预期驱动的检测设成立,那么就会出现任期越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有省级任职经历的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越高的现象.由于省级任职经历和学历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年龄增长和任期延长,官员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会逐步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检测设：

研究检测设2：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随任期增加和年龄增长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受到高学历、具有省上任职经历的积极影响.

⒉城市规模

在组织规模方面,针对上市公司和国外地方GAR的研究均显示,城市规模对于业绩报告有积极影响.[15]由于政策承诺并不是上市公司年报和国外地方政府年报的必要部分,所以规模对于政策承诺的影响方面尚未发现有研究成果报告,本文将需要对此进行探索性分析.在城市规模对于晋升预期影响方面,林挺进的研究认为,城市的经济优势会转变为政治上的有用性,从而提高该官员政治升迁的可能性.[16]近几年的经验事实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检测设,即被派到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的城市任职的官员,被晋升的概率越高.

对于城市规模的指标变量选择,国外的研究一般选择预算收入,上市公司的研究一般选择总资产,由于2001-2009年度15个副省级城市预算收入报告和统计口径出现了变化,而且各个城市的进度也不统一,无法使用该指标,因此本研究选择经济总量和户籍人口为替代变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研究检测设3：城市辖区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对政策承诺可信度有积极影响.

⒊相对业绩

在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当公司有“好消息”时,公司倾向于及时地披露其年度报告,相反,当公司有“坏消息”时,公司则倾向于延迟披露.[17]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好消息不仅是完成了事前的政策承诺,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比处于竞争地位的对手更好的业绩,特别是在其上级最为关注的领域,例如GDP的增长.对于GAR的事前政策承诺而言,相对来说业绩情况较好时官员可能会在事后进行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否则可能会含糊其辞甚至不再报告结果,这自然会影响政策承诺的可信度.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检测设：

研究检测设4：GDP排名和同比变化越好,GAR政策承诺可信度越好.

另外,本研究也考虑到了中途换届可能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中途换届首先会面临接任者是否会落实前任做出的政策承诺问题,存在着新官不理旧账的风险.同时还有接任者如何对前任政策承诺实施结果的披露问题.为此,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增加中途换届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中国的GAR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公共政策汇总,从内容来看,包括经济、社会、民生、文化以及政府自身改革等方方面面的政策承诺.从报告的运行流程来看,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本身并非只是行政首长的施政理念,而是本级政府党政主官在内的执政班子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要分析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需要将市长和市委书记同时纳入分析的范畴.

综合上述研究检测设,本文将运用描述统计和建立综合回归模型来进行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GARQi表示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其中i等于1、2、3等分别表示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非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全部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lntei表示经济总量自然对数值；lndrpi表示常住人口总数自然对数值；gdpri表示年度经济增长率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gdpci表示年度经济增长率与上一年的差值；mtenurei表示市长任期延续时间；stenurei表示市委书记任期延续时间；lnmai表示市长年龄自然对数值；lnsai表示市委书记年龄自然对数值；mbgi表示市长是否具有省级党政机构任职经历；sbgi表示市委书记是否具有省级党政机构任职经历；mci表示年度内是否有市长任免；sci表示年度内是否有市委书记任免；medu表示市长年龄,sedu表示市委书记教育水平.三、实证分析

⒈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综合考虑样本的代表性与可比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验证性,本文选择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GAR为样本展开研究.借鉴上市公司年报和国外地方政府年报可信度的评价方法,本文探索性地开发了中国副省级城市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赋值计算（详见表1）.

⒉“报喜不报忧”分析

15个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2001-2009年度纳入统计范围的定量指标承诺共计1862次,其中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有相对应的准确业绩报告1169次（即属于B类、C类）,有214次在年度统计公报中能找到相应信息（Y类、Z类）,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只有模糊业绩报告的情况172次（D类）,对应的报告只有五年业绩情况的25次（E类）,无相应信息报告的282次（G类）.

根据表4,从政策承诺的报告情况来看,“报喜不报忧”的特征是明显的,模糊报告和未报告的问题比较突出,占全部报告的比重超过了30%.在已经达成目标的政策承诺中,92%选择进行了主动报告,仅有8%选择进行间接报告、模糊报告或者未报告；而未达成目标的政策承诺中,消极报告的特征明显,85%选择间接报告、模糊报告或者未报告,仅有15%进行了主动报告.因此,研究检测设1可以接受.而从图1来看,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在官员任期内存在着周期性波动,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一般在每一届任期第三年左右达到峰值,即出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现象.

3.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承诺可信度与城市规模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不过主要是户籍人口规模,其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而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相对偏弱.这里再一次验证了户籍人口对于城市主官政策承诺行为的积极影响.相对经济绩效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也比较显著,这里的相对经济绩效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率在全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其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而对于年度经济增长率与上一年的差值的关系并不显著.中途换届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与预期一致,但显著度不稳健,影响主要来自于市长换届.这也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市长作为报告人对前任的承诺实现情况进行报告面临两难选择,因此会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此外任期也与预期一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只是市长比书记更显著.

从城市主官个人特质的角度来看,城市主官的教育水平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市长的教育水平比书记的相关性更显著,这也比较合乎常理.市长作为直接做出承诺与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其本身素质对于其政策承诺质量密切相关,不过由于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政策承诺也受到书记的较大影响,其影响作用也比较显著.在省上任职经历因素方面情况与教育水平情况相反,虽然方向与预期一致,但书记的相关性显著大于市长.

回归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

年龄因素的方向与预期并不一致,预期情况是年龄增加会降低城市主官的晋升预期,因而可能会不利于政策承诺可信度,会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书记还是市长的年龄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都是一个显著而且比较稳健的正相关.为什么年龄不利于晋升却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年龄不仅意味着晋升几率,也意味着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也会显著地影响官员政策承诺的可信度.结合户籍人口和教育水平的情况我们认为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意味着政治责任感的增强,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可能是外在激励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6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2005年以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经济绩效、书记履历背景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正相关显著增强,而市长任期、市长换届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负相关也明显增强.表7的回归分析则表明,城市人口规模、书记年龄、市长年龄、书记教育水平、市长教育水平等与个体责任感密切相关的因素均显著地影响政策承诺可信度,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比较稳定,书记年龄和市长教育水平主要影响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而市长年龄和书记教育水平主要影响非核心指标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不过从表6和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与政治责任感相关的变量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在2006年前后差异较大,因此其影响程度和内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为进一步分析年龄因素,本文将年龄与晋升、年龄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年龄高峰都出现在49岁到51岁之间,之后就开始逐渐下滑,呈现出倒“U”型走势；市长年龄从49岁开始与政策承诺可信度之间呈现出“U”型走势；书记年龄则从49岁开始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倒“U”型走势.而在晋升高峰年龄49岁来临之前市长与市委书记的政策承诺可信度趋势比较一致,都呈现出逐步下滑趋势.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上任到49岁以前这一年龄时间段,是这些能在49岁以前晋升到副省级城市主官的官员们具有明显年龄优势的黄金时期,因此这段时间他们都会比较积极的表现出施政热情和动力,希望在上级和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充满政治抱负和责任感的形象,因而其政策承诺可信度比较高.但那又应该怎样理解书记和市长们52岁以后的反弹现象呢?为什么晋升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渺茫而承诺可信度却反而出现了不降反升的情况?特别是市长在58岁以后还会出现更明显地上升?这进一步证明,年龄可能是一个代表着多重涵义的变量.年龄的增长虽然代表着晋升概率的下降,同时可能也意味着外在的晋升压力缓解了,而内在的责任感逐渐恢复了主导地位,城市主官们反而可以比较“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出现了自我实现的补偿效应,这也可以被称为“夕阳红效应”.

4.小结

上述结果表明,研究检测设1被证实,GAR的确存在显著的“报喜不报忧”现象.研究检测设2只获得了部分证实,教育水平和省上任职经历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与检测设一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任期和年龄因素比较复杂,这些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波动性较大,阶段性特征明显.从整体上看,任期属于消极因素,而年龄属于积极因素.检测设3也只部分得到了证实,人口规模显著地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总量除与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外,其它的系数均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选择性信息披露情况的确存在,回归分析显示,这里的“好消息”主要是基于同年与其它副省级城市的横向比较,与前一年比较结果在2005年以后才开始显著,因此,研究检测设4可以接受.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GAR为例,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分析,这些分析增进了我们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及其行动逻辑的了解.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确与任期、城市规模和相对绩效水平存在密切关联,具有明显的晋升驱动特征,但是教育水平、年龄和户籍人口规模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显著影响也反映出官员政治责任感与官员政策承诺的密切关联.因此,政策承诺可信度应当是官员政治责任感和晋升预期综合影响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的启示.首先,地方官员的政策承诺行为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我们深入了解地方官员政策行为的重要方面,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制度——承诺——绩效”逻辑关系的认识.其次,如何管理好地方官员的晋升预期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除政绩以外的年龄、学历、履历、任期等因素对于晋升预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问题都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培养和激发出地方官员的政治责任感问题.这就需要围绕官员政治责任感问题对官员遴选机制、政治典礼制度以及官员公共怎么写作动机等内容展开多维度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FinnE.Kydland；EdwardC.Prescott.RulesRatherthanDiscretion：TheInconsistencyofOptimalPlan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7,85（3）.pp473-492.

[2][美]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M].刘元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5.

AvinashK.Dixit.TheMakingofEconomicPolicy：Transaction-Cost.Trans.byLiuYuanchun.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09.p45.

[3]杨瑞龙,邢华.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J].学术月刊,2007（1）.

YangRuilong,XingHua.TheCoaseTheoremandtheTheoryoftheState.—Power,CredibleCommitmentandPoliticalEntrepreneur.AcademicMonthly,2007（1）.

[4]周业安,包林梅.承诺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5（4）.

ZhouYe’an,BaoLinmei.CommitmentandAnalyzingtheEfficiencyofEconomicPolicies.TeachingandResearch,2005（4）.

[5]Healy,P.andK.Palepu.TheEffectofFirmsFinancialDisclosureStrategiesonStockPrices.AccountingHorizons,[WTBZ]1993,（7）：1-11.

[6]王雄元,陈文娜,顾俊.会计信息可信度、信息披露管理与资源有效配置[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8（6）.

WangXiongyuan,ChenWenna,GuJun.CredibilityofAccountingInformation,ManagementOfInformationDisclosureandtheEfficientDispositionofResources.TheChinese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2008（6）.

[7][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7.

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Trans.byLiuShouying.Shanghai：ShanghaiJointPublishingPress.1994.p27.

[8]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1）.

ZhangWeiying.ReputationalFoundationoftheLegalSystem.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02（1）.

[9][美]道格拉斯·诺思,巴里·温加斯特.宪政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J].比较,2003（6）.

DouglassC.NorthandBarryR.Weingast.ConstitutionsandCommitment：TheEvolutionoflnstitutionsGoverningPublicChoice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ComparativeStudies,2003（6）.

[10]刘和旺.可信承诺、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兼论诺思国家理论的新进展[J].经济评论,2008（3）.

LiuHewang.CredibleCommitment,PoliticalInstitutionsandEconomicPerformance—DiscussionOntheNewProgressofNorth’sTheoryoftheState.EconomicReview,2008（3）.[11]马骏.交易费用政治学：现状与前景[J].经济研究,2003（1）.

MaJun.TransactionCostPolitics：theStateandFuture.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03（1）.

[12]Qian,Y.andG.Roland.Federali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8.（77）：265—284.

[13]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ZhouLi’an.GoverningChina’sLocalOfficials：AnAnalysisofPromotionTournamentModel.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07（7）.

[14]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

ZhouLi’an,LiHongbin,ChenYe.RelativePerformanceEvaluation：GoverningChina’sLocalOfficials；AnEmpiricalResearchofPromotionMechani.ChinaJournalofEconomics,2005（1）.

[15]Ryan,ChristineM.andStanley,TrevorA.andNelson,Morton.AccountabilityDisclosuresbyQueenslandLocalGovernmentCouncils：1997-1999.FinancialAccountabilityandManagement,2002（3）.

[16]林挺进.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2008（1）.

LinTingjin.EconomicLogicofPoliticalPromotion：PrefecturalMayorsofChina.PublicManagementResearch,2008（1）.

[17]巫升柱,王建玲,乔旭东.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及时性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6（2）.

WuShengzhu,WangJianling,QiaoXudong.AnEmpiricalStudyonTimelinessofAnnualReportsofChineseListedCompanies.AccountingResearch,2006（2）.

（作者：杨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后,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倪星,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275）

（责任编辑张语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