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在学术转向中的产生

点赞:3973 浏览:1046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在中国学术向近现代转向的过程中,功利性强的社会应用性增加,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同样,革命文学的突起也是如此,其文学形式并没有取得革命性的成果,但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努力,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关 键 词】学术转向近现代革命文学现实主义文学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

现代学术的转向

梁启超把从明天启三年以来的三百年学术主潮概括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认为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创的具有科学意味的实学,由于内部八股制度和外部影响的中断以及清朝政府的文字狱而转向了古典考证学,从而使科学戛然中止,直到中日战争后“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中国人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由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向那时侯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波辗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①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国人痛心疾首的“机遇”丧失就迫使中国学术不得不进行转向的具体行动.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转向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特别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如郭沫若进行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宗明义地宣布是为了“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具体的指导思想则是基于中国人和世界人(当然他所指的主要是西方人)人体一样,社会也应该一样,不能用国情论来规避中国之不同,具体方法则是“近代的科学”,所指的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中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证的观点”.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寻找到连接中国固有资源的连接点:罗振玉的殷商甲骨研究所取得的丰富内容、谨严甄别、浩瀚成绩和崭新方法与王国维近代头脑的结合才是中国学术的正确路线.更重要的是,在处理和传统学术的关系上,虽然他声称要和两千余年的封建思想牢笼一刀两断,但对于胡适的“整理国故”,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在胡适们整理基础上的进步―“批判”:“要在‘实事求是之中求其所以是’”;“要‘知其所以然’”;还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②

实际上,在西方现代化,而或现代性殖民,也即中国学术界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在总结这种接受改造的得失,特别是在学术思想、史学,乃至哲学、教育与文学等方面.

其中,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说到底还是讲故事,即作者作为讲故事的人,“加入了导师和智者的行列”.这看起来是对作者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创作论和作品论―创作者在经验的层次上上下移动,精骛八极,“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和交流之事把不可言诠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③生命是人的生命,生命的困惑是人生生命的故事的混沌;人物是故事的创作者,故事中展现人物,人物和故事大概是一切小说最根本的两个要素,也本来是通常所谓的一个硬币的两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却在二者中作了区分:西方现代小说偏重于写人的生命,依托的是繁复结构的故事结构;而中国传统小说则是偏重于写故事,在情节感强的故事映衬下,人物反而是模糊不清的.这种区分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下的缺乏自信―近几年,人们把《西游记》的故事读成了成长小说,把梁祝的故事改编成了人性的搏弈,用戏谑的方式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区分.

仔细想来,人物和故事既然是一体两面,不管是塑造偏重于人物,还是偏重于故事情节,能显示出人物生命深刻的困惑,使小说的读者从中寻找出“获得生命意义的同类”,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实现了作品的意义.中国现代学术转向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要实现这种价值,也在不断摸索价值实现的途径.况且,新文化运动从语言文学入手也是通过形式的革命来实现内容的革命,鲁迅本人也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但真正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内容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还是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和创作的兴起,但是却要先经过革命文学的浪潮冲击.

革命文学的突起

1885年,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英租界里,几个美国人举办了一场展览,打出的旗号是“新到美国野人头,有头无身,供人观览”.热衷新潮的上海人很快发现,所谓的野人头,不过是一个蜡制的人头露出幕布之外上下晃动,幕布里却有人在操纵,类似于牵线木偶.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的野人头展览,不过是一场为了满足好奇心的骗人噱头.但是,“野人头”却由此变成著名的上海俚语,由商业操作上的写空卖空的欺诈行为上升到日常生活里“检测话”、“吹牛”、“招摇撞骗”、“无稽之谈”等等行为的代名词.往浅了说,表达了人们对欺诈的轻蔑;往深了说,更怀疑欺诈背后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野人头”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名词.

茅盾也曾用这句上海俚语来讽刺20世纪20年代后期横空出世、四面出击的“革命文学”.针对革命文学里英雄振臂一呼、大众觉醒、革命兴起的非常戏剧化的革命“公式”,他批评道:“这样的‘公式’,在前几年就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文学’的法规,一些没有生活实感的革命文豪果然可以靠这‘公式’大卖其野人头,然而另一些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在这‘公式’的权威下却不得不抛弃了他们‘所有的’,而虚构着或者摩效着他们那‘所无的’.这就叫我们中国的‘新写实主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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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所诟病的对象有三:一是兴起的“革命文学”的主张,二是受革命文学影响而进入文坛的青年,三是革命文学所采用的艺术形式―新写实主义.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接受“拉普”和“纳普”的文学主张,提倡用唯物辩证法来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来表现普通大众,应该说,是“五四”后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五四”时期文学成为参与政治社会变革的工具,随着20世纪20年代社会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跟随时怎么发表展的文学势必要再参与到时代的潮流中来.国共合作,点燃起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革命的热情.左翼思想在俄国的巨大成功,是当时中国青年普遍追逐的时代风尚.鲁迅、茅盾诸人虽然也早就注意到东欧、北欧等受压迫民族的新生文学的输入,但形象化、想象性的文学所起的作用毕竟和实际的革命理论和行动的号召有很大的距离.旨在通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行动来实现打倒军阀、驱除外侮的革命文学家们直接把文学作为革命的工具,把一切不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作为自己革命首义的对象,于是在对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作家、理论家一番猛烈攻击的同时,他们自己面临创作实绩的“货色”压力,纷纷创作出笼了一批革命文学的作品.里面有我们熟悉的蒋光慈、阳翰笙等人的作品,也有我们熟悉的“革命加恋爱”的套路,归结到茅盾所诟病的具体描写革命的戏剧化变化的革命“公式”.这些革命作家,大都没有具体的革命经验,特别没有革命最根本的产生土壤―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的生活经验,就如茅盾所说“没有生活实感”,描写出来的革命行动往往口号大于实际,不得不为了表现革命理论生造情节,为了表现革命的功效生造戏剧化的革命转变.情节上如此,人物塑造上就会由于缺乏生活经验而苍白和空洞,千篇一律,这种创作备加受到经过“五四”洗礼的鲁迅、茅盾,甚至是其他作家的轻蔑.


“左联”的成立暂时结束了革命文学的论争,但除了以往斗争派别的影响留下的阴影之外,毕竟左联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作为革命理论实现的工具的文学思想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左翼创作的圭臬,这也毕竟是那些被备加诟病的早期革命文学家们最主要的成绩,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革命文学的实绩不那么令人信服,甚至还有点可厌,但革命的指导思想并没有错,并且成为诟病他们的人也必须贯彻的原则.于是左联成立后内部之间的纷争此起彼伏,上述原因也是部分之一.

正如鲁迅所言,左翼旗帜的树立,当在革命低潮时.革命所需的重振旗鼓,甚至和具体革命斗争的配合,都需要文化战线的思想统一和新生力量的补充和强大.当沙汀、艾芜等实际已经参与左联工作的青年即将成为文坛新人时,茅盾对当年“野人头”式的革命文学的“公式”的提醒和告戒是必要的.

于是,革命文学的短处―所采用的创作技巧,包括所谓人物的扁平、情节的戏剧化,是被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视作释放内心的难堪的最明显的出口.我们却可以从如此的诟病中看出革命文学要达到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的未来途径―为了获得被诟病的缺乏“生活实感”,为了把贩卖“野人头”的冤名洗清,更为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理想的实现,必须真正走向大众、靠近大众,并真正成为大众的一分子.

现实主义的兴起

从后设的角度来看,中国主流文学恰恰是从这条道路走来.但是,对于这些左翼作家而言,走上这条道路是如此的艰难,特别是对于那些深受“五四”洗礼的作家来说,真正地完成从个人到集体、从个性解放到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转变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些左翼作家,不仅包括当年提倡革命文学的作家,也包括沙汀等文坛的新军.可以说,尤其是沙汀等人,当年被茅盾赞扬的“所有的”,那些懵懂之间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并没有成为他们进一步发挥文学作用的资本,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完成从所谓的“所有”的懵懂到急需的“所无”的转变.即使他本人亲到延安,并被作为文艺的指导者受到尊重.最后,他又以家务为名,回到家乡,继续在自己“所有的”中间苦苦笔耕.“三记”的诞生可以说是他寻根的结果,但是,就像美国学者安敏成所言,在道德、社会的阻碍下,他走向大众的道路还是那么漫长.

而坚持留在延安的左翼作家们,不得不在转变中进行调整.就如丁玲,本来在《水》中,她已经把方向把握得那么明确―中国革命就是发动大众的农民革命,但一旦身在革命的中心,却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革命本身.她看出了革命组织中的封建、官僚习气的残存和发挥,看到了集体主义对个性的压抑,虽然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对于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大的革命来说,都是需要改变的.但是,巨大的改变压力始终没有换来满意的结果.赵树理的方向就成为脱离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方向,《红旗谱》的总结就成为这种方向最好的榜样和版本,真正站在普通民众立场,用最通俗的大众语言、最深切的生活材料来书写的中国革命的题材,却令普通大众理解了中国革命当年那看似虚幻的理念:朱老忠和冯老兰的斗争,不再是个别地主恶霸和贫苦农民的斗争,而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压迫和反抗的斗争,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成功的斗争.

这样看来,把革命文学、茅盾以及社会剖析派诸作家放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这个脉络里,才能显见其文学的力量.而以往的研究大多还是在文学的基本要素里展开,特别是所谓现实主义小说的范围内开展,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对其力量及其意义的发现.

如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就是一部探讨茅盾等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著作.⑥他把西方现实主义的认识论的指向归结为文学的终极目的―净化,并以此来比对中国文学的教化目的,并且把此作为立论的根本出发点.于是,泊来的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乃至以后的中国“现实主义”的进程中,美学原则的原教旨意义的反映、净化就不断受到道德、政治和社会的“阻碍”,最终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对大众的发现和对大众革命力量的组织发动超越了现实主义.中国作家在西方现实主义传统和自己的创作中的搏斗,在安敏成看来,最终是牺牲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而变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工具之一.但是,一个持续经年,至今不会结束的中外文化接触碰撞的文化方向丰富的内涵决定了各种因素参与其中而呈现出来的模糊和混沌,是不能单单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所能解释清楚的.实际上,任何幻想玉宇澄清的努力也不大可能达到预想的成功.同时,任何幻想中庸各种力量达到天下大同的努力也不能掩盖在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场域中力的对抗和联合,或者暂时的对抗和联合和各种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变化和变幻.但是,在一片混沌和模糊中,这个平行四边形的指向,或者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后设方向却是明确而具体的,对此的选择和把握才是最根本的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力的宝贵财富,这不是掩蔽其中的复杂性,却反而是在研究各种力的过程中,见出其努力的意义.这种方向和选择,就是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人们给予各种界定,有现代化的追求,有现代性的努力,有民族国家的建设,有伟大民族复兴的尝试等等.有任个人的激扬,有重集体的沉重,有心怀天下的雄心,有自立自强的行动.实际上,都可以看作这个力的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挣扎和奋斗,最后解决的还是人的彻底解放,即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把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实际上蕴涵着实践的开端、发展的一整套过程,这是一个有空间内容、而又表现为线形时间概念的活动.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建立在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论上对权力和知识的考察意义,这种考察能显露出权力对知识的规训,和这种新的规训也是怎样成为进一步受到反抗的靶子和目标的.其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规训以成体制化的过程中“‘文学’是不是正在逐渐丧失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作为‘知识’来讲授的‘文学’是不是已经成为课堂上的标本,中国人鲜活的‘现代经验’早就流失殆尽?庞大的批评阐述系统,是不是正在铸造一条文学生产流水线,丰富复杂的作品被改造得面貌统一而单调?”⑦如果说罗岗先生对现代“文学”的建构进行了卓有新意的梳理和研究,那么,我们就要在现代“文学”建构之后以及在其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后的时间段里,深入体会红色的年代里文学发生的本身经验,特别是文学所表现的中国思想的独特性.

(作者为江苏建筑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院基金项目“触摸历史深处的真实―社会剖析派文学作品价值新探”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902508867014004)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②桑兵,张凯,於梅舫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1页.

③[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页.

④《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8页.

⑤《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47页.

⑥[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⑦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