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辩诬

内容摘 要：儒学是传统中国的正统学说.但其并未消除传统思想界的内部的分歧和纷争,而是随着社会情景的变迁而不断地更新.宋、明时期所盛行的程朱理学是在综合当时思想界所出现的儒、释、道等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承继与创新的新的儒家学说.从这意义上而言,其是传统儒学的发展和扬弃.但是从社会治理或政治意识形态上,其被统治者所利用,并成为当时及其以后政治统治强有力的工具.由此,为以后反理学埋下了伏笔.对此,围绕程朱理学产生的背景、演变的轨迹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对程朱理学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思考.

关 键 词：程朱理学　新儒学　天理　国法

一、理学兴起之背景

汉代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以后,并未真正消除思想界内部的纷争.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不断促成历代正统思想的更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思想史表明,同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往往随王朝的更替而奉行相反的正统思想；甚至同一个封建王朝,也常随统治条件的变化而改用不同的正统思想.例如：西汉先以黄老思想为正统,嗣以今文经学为正统；到东汉,又以图谶为正统；六朝、隋、唐之际,儒、佛、道的正统地位,频繁更易,悲剧迭出；清朝先以宋学为正统,嗣以宋、汉并用为正统,在戊戌（公元1898年）一个短暂时期内,又曾试图以公羊经学为正统.〔1　〕

西汉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取代黄老思想而成为正统,主要是借助“天人感应”的神学说教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东汉政权垮台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长达四个世纪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之中.频繁的战争和王朝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内侵,造成了悲观主义的流行,两汉确立的正统儒学不仅无法解释分崩离乱的社会现象,而且也无从慰藉人们的心灵.汉末制度化了的儒家礼教,又称“名教”,一方面成为压制和束缚人的自然感情的僵死教条,另一方面又成了伪君子们沽名钓誉的工具,引发强烈的社会逆反心理.玄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尽管此时期儒学仍在政治制度层面保持着统治地位,但其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以后,迄至隋唐,佛教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章太炎说：“六朝僧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谓老孔远不如佛.玄奘亦云”.〔2　〕所以,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这七百年间,可以说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局面,但理论上佛强儒弱：“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后人有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3　〕应当是对这个时期思想界状况的简要概括.

隋唐时代,中国又恢复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学内建立孔庙并组织力量编纂《五经正义》,儒学又恢复了正统的地位.然而,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影响力却在不断下滑.儒家旧典以及孟子、荀子、董仲舒的著作俱在,却不足以充分引发时代的兴趣.一些不属于贵戚豪门的经生儒士虽欲有所作为,终因囿于训诂词章之学,缺乏对儒经的义理研究,所以提不出可以对抗佛学的哲理体系.

与此同时,对道教和佛教也表示出充分的礼敬和支持,故佛老思想在这个时期展现出了极大的魅力,尤其是佛教,可以说是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和普及性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比较而言,“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的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沈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与隐士刘遗民等书》）　〔4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己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被吸引到佛学上,在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有所发展.《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经学只在诠释上达到统一,并未开创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义学,亦未出现儒学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学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

道家的复兴和佛教的东来,似乎多少可以慰藉一下那个时代的精神需求.然而,道家的虚无和佛教的来世,毕竟不能真正解决人们现世生活中的种种疑难.中唐以后,以韩愈、李翱为代表,尝试着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出可以同佛老对抗的理论,用以解释其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治学取向.〔5　〕

韩愈作《原道》一文,指出儒家之道以仁义为本,和佛老的虚无之道不同.他首次援引了《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他用这段文字作为理论基石,批评佛老的心性玄虚之学,为后来的理学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大学》本为《礼记》的一篇,一般将其归入荀学的范畴,原来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经韩愈这一提倡,成为后来宋明道学家的重要典籍,四书之首.韩愈在该文中还提出了他的“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6　〕韩愈之道统说特别推尊孟子,将其视作孔门正宗,对以后的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国时孟荀两派本呈对峙之局,西汉时荀学一派势大,孟子不免被边缘化.经韩愈这一提倡,孟子地位上升,对以后的儒学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思孟学派与荀学的不同在于荀学较重视外部的规范,而思孟更注重内在的心性修养,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养心”、“寡欲”等等修养方法都是思孟的津要,与佛老有相通之处.不过,韩愈的文章对佛教的批评却是很肤浅的.柳宗元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焉.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柳氏指出佛教与儒家的思想并不截然冲突,甚至有与孔孟思想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　〔7　〕

其后韩愈的弟子李翱（或谓两人之关系在师友之间）著《复性书》三篇,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但其理论依据则主要是《礼记·中庸》和《易·系辞传》：“道者至诚也等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等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等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　〔8　〕

应当说,在处理儒释关系方面,李翱较韩愈更为明智,也更有远见,因此其贡献亦较韩愈为尤大.〔9　〕楼宇烈先生指出：“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学原理,并用以与佛、道对抗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性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10　〕何以这样说呢?楼先生作了具体的解释：“前面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11　〕

牟钟鉴先生说,（李翱）创造性地从哲学理论上援佛入儒,形成与佛教“见性成佛”、“无念为宗”相通的“去情复性”之说.在唐代儒学向宋写作技巧学的过渡中,韩愈指明儒学复兴的必要性,提出了任务；柳宗元指明儒学容纳佛学的必要性,摸对了门径；李翱实际进行了儒学消融佛学的理论试探.他们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为宋写作技巧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与韩愈一样,李翱亦以“道统”自任,开后世理学之先河,故理学又有“道学”之称.到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在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发挥,正式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即所谓的理学,至朱熹乃集其大成,对后世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视为“孔、孟之后的第一大儒.”　〔12　〕有学者说朱熹“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位和影响,几乎等于孔子”.〔13　〕绝非虚言.日本学者渡边秀方称朱熹“头脑博大,综合力强,虽夫子（笔者按：指孔子）关于这点,怕也要被他瞰在眼下.天分这样丰富的他,所以我们为他求对手于泰西时,除Aristotle（笔者按：亚里士多德）及Kant（笔者按：康德）外,当难发见第三人”.“要之他的学问具博大、深刻、多面三大特色,所以其影响不仅四百余州（笔者按：指中国）而止,并且越海到了我们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风靡一时,数多名儒辈出,政教上给过至大的感化.所以仅从其振兴我国国民精神的伟功的意味上讲话时,他也是孔子以后第一人.”　〔14　〕程朱理学的影响当然不止于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亦然.

二、理学与老释

理学之所以称之为理学,顾名思义,是以“理”为其学说之根本或出发点.说到理学,自然要提到“天理”一词,人们常常爱引用程颢的一段明言：“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两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15　〕这大概也是朱熹特别看重二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说他关于‘天理’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未尝不可,即所谓‘自己体贴’,但‘天理’两字应该说早就有了,在《庄子·养生主》中有一则‘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时曾说：‘依乎天理,批大却等’,其‘天理’指‘自然的纹理’是显然的,在道家的思想中,天指自然,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无论‘天道’、‘天运’乃至‘天德’、‘天机’、‘天乐’等等,皆有自然之意.庖丁的‘天理’虽然是指‘自然的纹理’,引申为一般的‘自然之理’也是呼之欲出的,所以郭象（西晋时期玄学家）在注《庄子》时写下了一段话：‘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大和万物.’‘天理’是‘自然之理’,原本把‘天理’说成是‘天性’时,仍有自然之义,但程颢、朱熹等人的‘天理’则远离了‘自然’之义等”　〔16　〕

黄侃说：“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对此解释说：“中国语的‘发明’,不仅指科学技术上,对重新获得理论、见解,也可称作‘发明’.”　〔17　〕

如此说来,理学家所体贴出来的“理”,或“天理,明显是受到了道家的启发而同时又与佛教的路数相合.这可以说是宋儒借助别家学派或外来文化对既有命题的重新阐发,就其意义言亦不啻于发现.汤用彤先生指出：“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等且理解渐精,能融会印度之学说,自立门户,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为纯粹之中国佛教也.”至唐代“中土渐为之中心,高丽、日本遂常来求法”.〔18　〕

陈寅恪先生曾有名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在这段话之前,他还写有一大段文字：“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创造者慧思所作誓愿文,最足表现其思想.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宗伪托南岳而作.故此书只可认为天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19　〕这段话中的所谓“新儒学”,系援用西方人Neo-Confuciani一词,即指宋代新兴之理学.陈氏这段阐释,对于理解理学之兴起以及老释与儒家思想之融合极有意义.用冯友兰先生借用《诗经·大雅·文王》诗句的说法此即“阐旧邦以辅新命”.可知所谓“理学”,实乃融会中外而又发扬传统之新儒学.贺麟先生也指出：“宋明的理学,虽是与佛教接触很深的很久的产物,但不能说是‘佛化’的中国哲学,只能说是‘化佛’的中国哲学.所谓‘化佛’,即是将外来的佛教,吸收融化,超越扬弃的意思.”　〔20　〕

理学之“理”字,依张岱年先生的分析,共有五意：其一谓形式.《韩非子·解》：“理者,成物之文也”；《庄子·天地》：“物生成理谓之形”.其二谓规律.张载：“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21　〕程伊川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22　〕朱熹：“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23　〕其三谓秩序,作此解时常用“条理”两字.李塨：“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　〔24　〕戴震：“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25　〕其四谓所以.王弼：“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26　〕朱熹：“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27　〕“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所当然者而已”.　〔28　〕其五谓至当或应当,如前例.日常所谓合理或不合理,就是用的这个意谓.

张先生归纳说,上述五种意谓虽不相同,却亦相通,其间有很密切的联系.就形式与规律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规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形式以静体言,以空间言；规律以动事言,以时间言.多类事物在一起存在所依照的形式,也可以说即秩序.而事物之“所以”,即可说是该物所根据的规律.因此,理的前四项意谓可归纳为一个界说：理即变中之常,歧中之一,化中之定.事物于变动不居中而有不变者,这就是“理”.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理是可重复者,屡见者.〔29　〕

赵纪彬先生认为,理学家所谓之“理”,从哲学上说,大抵不外乎二义：其一有理则之义,系指宇宙万物所具有的客观发展法则；其二有理念之义,系指关于宇宙万物及其理则的主观认识概念.〔30　〕

不过程朱之所谓“理”,与西哲所言之理念世界又有不同.刘咸炘先生对此有精辟之解释：“吾华之言宇宙本体,本止一气,庄周‘通天下一气’之言（《知北游》）,乃一切圣贤愚贱所共认,本无如柏拉图理世界之说,即程朱亦不过析言理耳,非有理气二元之见也.道者,理也,气之理也,即有理之气也.理指条理,气指实质.名虽有二,其为物则不贰也,复何争乎?”　〔31　〕

金克木先生有篇谐谑的小文,其中讲说“道”、“理”二字流行之先后,亦颇有趣：“稍微细看一下,‘道’和‘理’的流行又有先后之别.孔、孟、老、庄不大讲‘理’.从宋朝起,讲‘理’胜过了讲‘道’.分界线是在五代十国之时.（当时有位名人叫冯道）这以后‘道’便主要属于‘道家’、‘道教’.‘道学’只粘点边.‘讲道’、‘布道’在基督教社会里.‘讲道理’也简化为‘讲理’了.魏晋南北朝时佛教进来,佛‘法’化进了中国原来的道理.和尚早期也称为‘道人’.但‘法’（达摩）始终没有代替‘道’和‘理’.那时是变化的开始.大变化是在晚唐五代.这以后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便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了.也许全部过程是从三国到五代,但那太长了.或则可以说,南北朝是一变,五代十国是二变.孔子说过：‘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中国读书人中流行的思想却是,‘道’一变、二遍,至于‘理’.”　〔32　〕

三、理学与四书

理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上所说之理学主要指以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一派；广义上的理学,则又包括陆、王的“心学”在内.

如前所述,宋明理学,在西方又称之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亦即有别于先秦的原始儒学,也不同于当代的新儒学（New-Confuciani）.先秦儒学是在晚周“礼坏乐崩”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是以孔子思想为基准,指引“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道德真实感”,即所谓“仁”,用以发掘人的生命的价值泉源并从而重建社会秩序的学说.而宋明新儒学则是在面对外来族群（如辽金元）的大举入侵和佛老思想挑战的社会形势下兴起的内圣之学,即以内在道德心性之修养为途径,广泛吸纳佛老之学的方法论、修养论,在形而上学方面有所发展并从而形成了高度理论化的学说体系.〔33　〕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理学家大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佛老的影响,故其著述中有不少近似佛老的概念和提法.〔34　〕

举例说来,理学特别重视个人的心性修养,这里面既有佛教的影响,也有《四书》的作用.关于此点,余英时先生有很精辟的研究,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此中也有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在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世俗化,一方面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碍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马丁·路德的做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讲“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服从权威性格反而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等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像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学,也是心理学.〔35　〕但理学毕竟是由反对佛老而兴起的,因此理学与佛老仍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说来,理学与佛老的实质区别有二：其一,理学家认为世界是真实而非虚幻的,人的道德在宇宙中有其根源,应以身心性命的修养践履为本,达到优入圣域的境界；其二,理学家认为道德修养不限于内省修身的范围,必须和人伦日用、治国淑世的事业结合起来,完成有体有用之学.〔36　〕

在程朱一派理学家看来,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其理,但万理只是一理,一理又可推之于万理.理是先天的,形而上的,无所不在的.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37　〕除了理是真实的外,其余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颠倒迷妄,须臾变灭的,有如戏剧一般.朱熹认为：“看得道理熟后,只除了这道理是真实法外,见世间万事,颠倒迷妄,耽嗜恋着,无一不是戏剧,真不堪着眼也.”又说：“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　〔38　〕

可见,朱熹所谓的“理”,“完全取代了旧的上帝的职能,管理着自然间的秩序,也管理着人世间的秩序.违反了天理,理学家看起来是‘罪大恶极’”.　〔39　〕

宋儒复兴儒学的贡献除了前面提到的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外,在思想内容和形式上也有很多发展和创新.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指出,程颐与他老哥“明道之学问的、思想的态度是浑一的、直觉的不同”,伊川则是“分析的、思辨的、理论的等即便在仁说里,也区别了仁和爱”,“他断然地分开爱与仁,认为相对于前者是已发之‘情’,后者则是未发之‘性’”.伊川的这个观点后来到朱熹那里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朱熹视仁为体,而爱不过是仁之用.〔40　〕楼宇烈先生更进而指出,理学家对“仁”的阐发即可视为“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形上学原理方面”的著例：孔子回答弟子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理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人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但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因此伊川反复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时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朱熹又进一步发挥了伊川的思想,而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等为仁者,所以全其新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礼,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　〔41　〕

当然,将仁解释为“理”的,不独程朱一派,王阳明亦然,他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　〔42　〕

四、程朱理学及其批评者

朱熹的政治法律观也是从其理学视角出发的.在他看来,政治、法律之设施必须顺乎天理,才能达于至善,成为王政.他说：“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体,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　〔43　〕

依照程朱等理学家设定的价值标准,嬴秦以来,包括所谓汉唐盛世在内的历代政治法律制度,皆是以“智力把持天下”,〔44　〕因此都是霸政；纵有某个朝代维持得较为长久一些,也不过是碰巧与天理暗合,不合天理之处仍然太多,所以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小康.

朱熹认为：“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长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45　〕

陈亮不同意朱子的观点,与之辩难,以为三代之王政与汉唐之霸政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是三怎样写得尽,汉唐做得不尽而已.此即陈傅良概括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等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46　〕陈傅良又归纳朱熹的论点为：“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等如此则汉祖、唐宗贤於盗贼不远.”他又进而总结说：“以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於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於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　〔47　〕

针对陈傅良的归纳,余英时评议说,傅良分辨两家之说之异固然言简意赅,但更重要的则是关于两说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后果的推断,因为理学家的政治敏感性,特别是朱熹的,在这里得到了证实.他认为陈说足以导致“上无兢畏之君”,而朱说则足以开启“下有觊觎之臣”；这一关于“骄君”与“乱臣”的观察将两说的政治含义完全发挥出来.由此可知,在当时儒家政治思维的脉络中,陈说实为君权张目,是比较保守的；朱说约束君权,反而是比较激进的.朱熹确实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但并未激进到为“乱臣”开“觊觎”之门的程度.〔48　〕陈亮肯定汉唐之事功,旨在支持他的王霸可以杂用、义利不妨双行的功利主义思想.朱子驳之以：“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　〔49　〕意在表明不能以功利乱是非之的理学要旨,这可以说是孔孟以来正统儒家的一贯立场.

从陈朱两人的这场争讼中也可以看出,理学家之所谓天理,关键在于能否使人“心服”.此实得孔孟儒学之心传者也.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50　〕盖在儒家看来,一切政治法律设施必能令人心悦诚服者方可称之为“王政”、“王法”；凡依靠暴力、胁迫、诈欺等手法压服民众者,便是霸政、“霸道之法”.儒家所推崇的政治法律制度,倚靠的是民心.所谓“心服”,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选票,当然选票未必真正能够代表民心,但毕竟不同于杆子的压服.尽管在孔孟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设计出“选票”来,但是从儒家所推崇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政治体制来看,确与后世的帝王专制政体南辕北辙,反而更接近西方近现代的政治.

然而,自秦灭六国以来的历代政权,包括汉唐盛世在内,都是依靠暴力或准暴力（政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夫、一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其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本理由不在于是否合乎道德,而在于是否有效地掌握暴力和诈欺的工具.其所谓法律,无非是暴力压迫的工具之一,并无道德的依据可言.

奈何陈亮与朱子非立于同一境界,故见不及此,乃终不得喻.其所谓“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之说不啻于是说黑白无间、是非无别、善恶无异.不幸的是,后世之浅见俗儒多是陈龙川而薄朱子.不知若以陈说为是,则指鹿为马又有何不可乎?

牟宗三先生指出,朱熹的观点,只是一种道德判断,而不是历史的判断；而陈同甫似是只有历史判断而没有道德判断,两个人冲突的实质即在于此.但陈亮的那个历史判断严格讲只是英雄主义,他的基本精神就是英雄主义,因此他还不是在辩证发展中的历史判断,而只是英雄主义地承认之,因此也不能证成历史判断.〔51　〕这个说法应该比较公允.

钱穆先生曾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之声光,留下莫大之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但是正如常言所说,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孔子和朱子因之“乃成为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同抨击之目标”,也就不足为怪了.惟二人所遭遇之不同在于,批评孔子者,多出于儒家以外之各学派；而“反朱攻朱者,多不出于百家众流,而转多出于儒学之同门”.　〔52　〕李石岑先生说：“自晦庵以后,反对晦庵的很多,我们现在单提出反对而颇具力量的三个：一个是王阳明,他根据他的极端唯心论去反对；二是颜习斋,他根据他的实践的精神去反对；三是戴东原,他根据他的理欲一元论去反对.”　〔53　〕

或许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盖自有朱子,而儒学益臻光昌.自有朱子,而儒学几成独尊.于是于儒学中与朱子持异见者乃日起而无穷.群言淆乱,所争益微,剖解益难.故居今日而言朱子学,尚有使人不易骤获定论之憾.”　〔54　〕朱子的学说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反对派呢?这里面恐怕既有朱学内部的问题,又有时代的因素,有时彼此交织,相当复杂.

的确,朱熹的学说虽在其有生之年未获得统治地位,且在其晚年因“庆元党禁”而被斥为“伪学”遭到查禁.但是到了元朝以后,朱子学很快在南北方广泛流行起来,他的著作被定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教本,成为受到支持的权威学说.然而,正如古今中外无数事例所一再证实的那样：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一旦被奉为正统,很快便会衰变为僵死的教条且呈现出很多负面的效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指出：“朱子学因为是太严密,太完成的体系,故从其学派中难以再出现有独创的学者.〔55　〕另一位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更进而指出：“朱熹把理分为‘所当然’和‘所以然’,通过前者可以确定现成的理,通过后者则是想要探究其成立的根据,这恰恰是想要避免使理僵化.”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朱子学内在的一成不变地看待理的思考态度,恰好有利于当政者确立对于人民的支配权.官府所制定的法令,被作为天理套到人民头上,利用人民对于天理的敬畏感情,也不管人民愿意与否,硬是强迫人民遵守它”.易言之：“朱子学的思考方法和体质,却为强化皇帝的权力提供了便利.尽管本来‘理’字是事物‘恰好之处’的涵义,但这里却在理的美名掩盖下,开始具有使人的性情枯竭、约束人的生活的作用等当朱子学以官学的权威自居时,只有信奉它,才被认为是忠实的臣民,而要对它展开正面的批判则是困难的.”　〔56　〕

与程朱对峙而在道学中另立一派者,有陆王之心学.陆即陆象山,名九渊,与朱熹同时代人；王即王阳明,名守仁,后朱子二百五十年,为心学之集大成者.或谓此派与程朱派之差异,实在二程中便已有之.二程中之大程,即程颢（明道）实为心学一派之先驱.〔57　〕但此说尚有争议,此处不能详谈.〔58　〕

程朱与陆王之最大差别,扼要言之,即前者以为“性即理”,故须“格物致知”；后者以为,“心即理”,故穷理致知,无须求诸外物.王阳明进而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只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此“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59　〕

如前所述,元明以来,朱子学渐趋僵化并沦为把持天下、满足私欲的道具,以致流弊日滋,“支离陈腐,到末辈且唯以口耳为能事”.〔60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反对.率先而起的是陈白沙,他是开端者；继之而起的是王阳明,可视为完成者.嵇文甫先生说：“我们分析阳明的学说,处处是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动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思想家实尽了很大的解放作用.”　〔61　〕

王阳明的学说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他的批判,一如有学者指出的：“实质上已经接触到了程朱学说内部道德因素和哲学思辨因素的矛盾.”在程颐那里,一方面,把“天理”作为先于并决定万事万物的精神本体；另一方面,又赋予“天理”以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对这两方面,程颐用“天道”等于“仁道”,“天人本无二”的说法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是武断的,牵强的.因为只要进而问：在山川草木这类自然物身上,是否也体现了“人道”,也具有仁、义、礼、智的属性?这就无论使用什么样的遁词,都难自圆其说.到了朱熹,他对“天理”为什么是“万化之本”作了进一步阐发.朱熹把周敦颐的“太极”引进了“天理”论,认为“太极”就是“天理”等是个概括一切事物的最高共性,由于它“无形象、方所之可言”,是个抽象的一般等朱熹虽然为了要找一个“万化根本”,而把一般曲解为产生个别的共相,但为了说明“理在事中”,又论证了一般来自个别,并存在于个别之中的道理.这一分析,已接近达到对一般于个别辩证关系的认识,无疑是理论上已达进展,这就是二程学说中所没有的,从而使“天理”论具备了较为精致的理论形态.然而,正是对“理”或“太极”的这种分析,却使它与朱熹所坚持的另一命题,即“理则为仁、义、礼、智”,尖锐地对立了起来.因为作为仁、义、礼、智的“理”,既不能从天地万物之中抽象出来,也不能存在于人类社会以外的天地万物之中等朱熹自己也看到了这点,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方面设法加以调和.然而要调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逻辑思辨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这里,他只好放弃自己所标榜的讲究“所以然”的说理,而乞灵于“所当然”的武断.〔62　〕

王阳明对程朱学派的怀疑,正是看到了上述“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之间的矛盾.他指出“纵格得草木”之理,也不可能“诚得自家意”.因此,朱熹将“物理”与“吾心”“判而为二”,徒陷于“支离外索而不自觉”,〔63　〕终归无益于人伦日用.

晚明以后又有所谓反理学之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夫之、颜元、戴震.此派与程朱派之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以为理在气先,气有不在而理却恒存；后者以为理在事中,无其器则无其道,故于事物所照所察不谬即是中理.〔64　〕

理学兴起之初,原本受到的排斥,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反暴君、权臣、宦戚、小人等因素,更不能为当局者所见容,乃至发生庆元党禁等政治斗争.至南宋宁宗时,史弥远当国,采取“阳崇之而阴摧之”的手段,一面把道学奉为正统,利用其中有利于统治的内容以为钳制人民思想口舌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真心要推行理学思想的官员（如真德秀、魏了翁）贬抑罢黜,致使在许多人眼里,思想与理学家的思想混为一谈,乃至引起许多有良知之士对理学的反感.明中期以后所谓“反理学”一派的兴起,便有这方面的背景.〔65　〕

宋明理学最为后世诟病的是其所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说.此说自明中后期起便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存天理、去人欲”也是理学各派的共同主张.将理学家的这一学说口号化、简单化,专以压制民众的正当要求却从不加以自律,因此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形成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一如魏晋时阮籍辈之反名教而唱自然.

然而,最早将天理和人欲这对概念对立起来的,并非始自宋儒,而是“其所有来者上矣”.有学者指出,至于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我们发现最早似乎是在《礼记·乐记》和《淮南子·原道训》中,两书的文字几乎是相同的.《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等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淮南子·原道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容）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高注,也）.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高注：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静之性,故曰‘天理灭也’,犹衰也）.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高注：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说曰：天,身也,不以人间利诱之事易其天性也）.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高注：言通道之人,虽外貌与物化,内不失其无欲之本情也）.”两者同样把天理与人欲对立,文字大同小异,《礼记·乐记》之文,《史记·乐书》也有,关于“人欲”产生的辞句属于解说性质,这与“记”的性质是一致的.这些话还有更早的源头,两书都照引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礼记·乐记》引此论述的结论是：“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而《淮南子》的结论是将通道之人（“达于道者”）的心性修养,所以下面还有一些话反复加以说明等所有论述都归结到“几于道”,这个“道”,也有“静”的“天性”或者“天理”,“达于道者,反于清静”,与老子的“好静”、“无欲”等思想一脉相承.朱子等人肯定是读过《礼记》的,《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中还记有上引文中的几句具体解说.《淮南子》也不会没有看过.然而其“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不是像《礼记》那样急于去“制礼作乐”,而是像《淮南子》那样要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66　〕

清代反理学名将戴震在其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有句名言：“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67　〕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但是戴震将朱熹所说的“明天理,灭人欲”之“人欲”等同于“包括着饮食男女等人们生活必需在内的”“人欲”,实属偷换概念.〔68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理学家所反对的“人欲”,并非反对人类正常生活的基本欲求,而是反对不加节制的纵欲.冯友兰先生说：“饮食男女之欲,宋儒并不以为恶,特饮食男女之欲之不‘正’者,换言之,即欲之失者,宋儒始以为恶耳.”　〔69　〕因此,我们在讨论理学家的天理、人欲命题时,必须注意到,他们所说的“去人欲”,并非等同于宗教上的出世的禁欲主义,甚至也不是单纯的节欲主义,而是主张“以理御欲,以公统私,以道心（仁）支配人心,以仁为最高价值的本体的学说”.〔70　〕再者,程朱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有我之境、修身治己的道德话语；虽从普遍意义上讲可适用于任何人,但从施行程序和社会效果上讲,则是专门针对政治上的统率者说的.因此宋儒提倡此说,总是先从帝王国君之正心诚意说起,然后才谈到治国行政的具体措施.但是此一学说一经为所掌握,便全然丧失了其本来的用意,转而成为压抑人性、悖逆人道、摧残人类的歪理邪说.此正庄子所谓：“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等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自明季以来,反理学似乎已在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思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明清反理学思潮中,不少思想家从学术角度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其深度亦不逊于戴震,如王夫之；也有不少思想家从政治角度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其猛烈亦不乏惊人之语,如李贽.然而,在这两方面都能达到其所在时代巅峰的思想家,有清一代,盖戴震一人而已.〔71　〕

戴震反理学之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者,莫过于他所提出的宋儒“以理杀人”的著名论断了.有学者说：“在乾嘉考据学者中,戴震不但以博大精湛的考据思想名噪海内,成为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而且以其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批判之尖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启导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　〔72　〕

平心而论,戴震的理欲之辩和他所提出“以理杀人”说,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于人们反抗威权、摆脱思想束缚、解放个性或许能起到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从严格的学术思想角度来说,则不能不审慎地加以辨正.

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等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73　〕

在这里,戴震批评程朱所说的“理”为“意见”,意即“主观臆断并用以治人”,因此才有他所谓的“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此说如果不是对程朱的有意曲解,至少也是误解.关于此点,祝总斌先生曾细加驳辨.他指出,戴震将程朱的“理”等同于“意见”并因而大加挞伐,“很可能是故意加罪,因为程朱重视思想品德之修养,不便正面指责,于是侧面扯出‘意见’致祸这一本不相干的罪名进行攻击,并举出品德好的官员以‘意见’害人作为例证.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戴震根本没弄懂朱熹的原意等以为理‘具于心’必可定为主观臆断,于是扯出‘意见’来大加攻击,岂不知是断章取义,误解了朱熹这些话的原意等显然这种指责不但浅薄,而且某种意义上同样也是一种断章取义!”　〔74　〕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又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75　〕

不过,恰如贺麟先生所说：“吃人（杀人亦然──笔者）的东西多着呢!自由平等等观念何尝不吃人?许多宗教上的信仰,政治上的主义或学说,何尝不吃人?”　〔76　〕

何况,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的“理”似乎远不如谭嗣同说的“以名桎臣”的“名”为确切.即便如此,将犯罪元凶归咎于宋儒恐怕就不仅是迁怒于人了,而是放过了真正的杀人凶手.〔77　〕在这一点上,还是黄宗羲的见解更高些.我们切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迁怒”、“贰过”了.

陆宝千先生指出,“孟子以仁义礼智为性”,而戴震以“血气心知为性”,故戴氏无法理解朱子之“灭人欲”说,自非出于偶然.盖戴东原、焦（循）理堂辈所谓汉学家徒事文字考据,而不能识义理,故不能得孟子、程朱之本意.陆宝千认为：“人之工夫有深浅,故道德之造境有高卑.此人格境界之体会,亦非考据能力之所及”.〔78　〕

金克木先生曾做过一篇题为《戴震梦告“剽窃”之冤》的戏文,〔79　〕讥讽戴震剽窃全祖望、赵一清校订《水经注》的那桩旧案,可知戴震之人格亦为学界长期争议的话题.

清儒程廷祚说：“弟自迩年以来,始深知学问之难,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轻议；后来茫茫,亦未敢轻议.惟觉纵横万里之内,可以当得人字者,未之概见.其故安在?我辈居平诵诗读书,孰不言希圣、言希贤?然一遇小利害、小得失,无不丧其守,所谓箪食豆羹见于色者,比比然也.由其中本无真得,而义理之心不胜其嗜欲之心,故高谈三古,浮慕圣贤,而无少补于实德实行也.此可以谓之人哉?元、明以来,学者稍知有贞观《注疏》者,即无不极诋宋儒.然以弟观之,可以当得人字者,究竟宋儒为多.何则?彼固尝致力于存诚遏欲,而以实德实行为事者也.至若解经之得失,乃其末节.其主张太极、先天,不能直接标《易》简以为学宗,固皆不能无过；而要其所得,不在汉、唐诸儒之后.弟于程、朱经学,多所异同,而卒不能昧其本心,议及于宋儒之所得者,良有由耳.我辈存诚遏欲不逮宋儒远甚,而遽谓有得于性命之说,请反而思之,措之伦物者为何事?见之德行者为何功?而敢自诬乎!其或摭拾宋儒之唾余,而以当己之躬行者,一时非不可以炫俗,然所谓见他人之食,不足以为饱者也,亦何益哉!”　〔80　〕

这话称得上是持平之论.贺麟先生更进而指出：“程朱之学,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极之理,其理论基础深厚,犹源远根深,而其影响之远大,犹如流之长,枝叶之茂等宋儒哲学中寓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在某意义下,宋明儒之学,可称为民族哲学,为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81　〕

笔者以往对程朱理学也曾颇多偏见,读了贺麟先生的《宋儒的新评价》一文,不能不为自己的浅陋无知而深感惭愧,亦不能不为贺麟先生的真知灼见而深为折服.

汤用彤先生说他自己最初与理学“格格不相入”,“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待研习熟知以后,“知有所谓理,所谓性矣.复次而知程朱陆王矣,复次而溺于理学之渊矣.每有感辄然曰：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试问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国乎?则奥塞战争,六强国悉收其病；试问今日之学校足以救国乎?则行之数十年未收效果也.盖俗蔽国衰之秋,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余尝观昔贤讲学之风,雍雍穆穆,朴茂之风凛然,洵堪为浇俗棒,则心为之神往者不置.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学,万事万物之理,为形上之学,为关於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恶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国乌得国哉?”　〔82　〕

显然,汤用彤先生对于当时、当然也是时下里人们迷信科学的态度大不以为然.多少可能令国人感到有点离奇的是,“具有很深的科学素养”且其哲学系从“科学出发”而又不乏“认识论或逻辑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居然也同样鄙弃理性、科学和唯物论而崇尚直觉.〔83　〕贺麟先生说：“我们读柏格森的书,常会感到一些中国哲学的意味,譬如他的哲学轻科学,他的推崇直觉,讲求神秘,他的祛除符号,不要言诠,都会令我们想起先秦魏晋的老庄和宋明陆王之学；而他那整个的绵延创化的变的哲学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神无方而易无体’、‘以未济终焉’之类的话头.”　〔84　〕这真可算得上是无独有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