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叶落中文系》序

刚刚过去的这五年,忙忙碌碌的我,出版了大大小小十五本书.表面上“战绩辉煌”,可实际上,有的是文章结集,有的是旧作修订,有的是游记随笔,真正的专著只有《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即便这两种著作,也是多年经营的结果,大半章节成于此前.并非偷懒,也不是才华枯竭,而是精力过于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问之所以做到如此“汗漫无所归依”,与我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二○○八年一月,我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椅子还没坐暖,北大要求我回来接任中文系主任.两校协商的结果,我成了双聘教授.两边的工作都很重要,两边的工作都必须做好,于是,只好南北奔波.中大那半年相对好些,以教学及研究为主,平日里与北大保持密切联系,偶尔应召回京；北大这半年则杂事繁多,既然长不出三头六臂,只好放弃长篇论文的写作.灵机一动,学会了见缝插针,将开场白、演讲稿、书刊序跋等,全都作为“文章”来经营.

比起个人撰述来,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责任无疑更为重大.四年任期,还算用心用力,未见明显缺失.刚上任时,我的表态是：“努力阻挡北大中文系下滑的趋势”；现在看来,这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我当然明白,“在其位”就得努力“谋其事”；可在具体操作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最主要的,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也不是人事纠纷尔虞我诈,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学术制度不吻合,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这厢刚撰文批评,那边又开会提倡,左手右手互相掐架,实在做不到“理直气壮”.既怕自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及利益诉求,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教育部的指令,如此左支右绌,着实有点心力交瘁.

我的“就职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中文系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老师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地读书、教书、写书.当然,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也不公平；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确实需要某种外在的‘压力’.但我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矛盾.我希望通过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在一个热情但又浮躁的时代,靠营造氛围来推动学术,说来容易,真要落实,很难.创办《北大中文学刊》、《中国文学学报》（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组织“博雅清谈”,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等,都是指向这一目标.这些举措,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个大环境如此,实在无法“力挽狂澜”.这一点,在卸任前所作“述职报告”中,我有清醒的分析.

四年任期一到,我坚决要求卸任；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有认定我想远走高飞的,有替我打抱不平的,还有人惋惜我没能“更上一层楼”.去年秋天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参见《陈平原,不凑热闹,不怕出局》,《环球人物》2012年30期）,有一段对话发表时被删去.记者问：“作为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您的言行比其他人更受到外界的关注.这种身份,或者说这种关注对您来说,是一种可以借以‘发声’的力量,还是一种负担、约束?”我的回答是：“虽然自我介绍时,总强调自己是‘北大教授’；但我还是隐约感觉到,‘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这个头衔,能增加说话的分量.问题在于,这年头各领域都闹‘通货膨胀’,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校长助理一大堆,还有院长、部长什么的,最后才轮到你系主任,有什么好夸耀的?倘若在政界、商界,‘系主任’这头衔太小了；要说在学界,我是不是‘系主任’,其实关系不大.更何况,我实在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不止一位朋友提醒,我的公文、讲稿及给领导的信,都太个人化了,不合时宜.去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谈及：‘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这样的苦恼,别人觉得很好笑.好在今年九月起,我卸任了,以后就以‘教授’的身份说话,那样更本色些.至于‘力量’是不是因此而减小,我不知道,也管不了.”

说自己“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并非标榜清高,而是真诚的自我反省.因为,不管你官大官小,只要做行政,就必须讲究合作、折中与权谋.不耐烦无聊的琐事,不习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不愿意受委屈,不能掩饰自己的不满乃至不屑,这样的人做行政,一定很痛苦,而且效果不好—起码在中国是如此.作为学者,你可以表里如一,可以无欲则刚,甚至千里走单骑；可若是当行政主管（不管级别高低）,你这么做,对所在单位没有好结果.

不断有饱经沧桑的朋友善意地提醒,我看世界“太天真”,说话时“过于直截了当”,考虑问题又“不计工本”.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今日中国大学,显得不合时宜.想想我对某些领导或潮流的不满、不屑以及不配合、不转弯,即便没说出来,也都写在脸上,自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可话说回来,若不当系主任,我有必要把人际关系想得那么透彻、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吗?整天瞻前顾后,捉摸领导意图或风气变化,必定患得患失,那是做不好学问的.本就不是天纵之才,加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紧赶慢赶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想再委屈自己了.那篇《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大概只有同代人感同身受,读出其中的苦涩与无奈.我们这代人,原本志存高远,经历那么多曲折与苦难,学问上、精神上到底还能走多远,如何突破各种外在以及内在的限制,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别的不说,过多的世俗羁绊,导致我们的思考与表达都不够果敢与决绝,连“独善其身”都显得勉为其难.

既然“事功”不可为,那就凝神静气做学问,这基本上还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除了上课,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心情,调整气息,进入较好的学术状态.在此之前,编一册小书,收录近五年间有关“中文教育”的评论、随笔与杂感.长文不在其中,因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专业著作；短文中涉及“大学”、“五四”或“都市”等话题的,也都另行安置.本书的宗旨是,借助一个有过短暂行政经验的中文系教授的目光,来烛照或凸显当前文学教育及行政管理的若干问题.

本书所收均为旧文,仅起“立此存照”的作用；至于这五年间个人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日后专门追忆与辨析.这里需要略加解说的是：两篇在中文系教师会上的讲话,此前未曾公开发表；《毕业典礼如何致辞》乃长篇论文的一节,为因应时事而提前刊发；十多则这段时间所撰的发刊词、编后记、丛书总序等,虽与中文系及文学教育密切相关,因很容易说开去,故暂时搁置.

此时此刻,编纂这册小书,除了自家心境,还有一个特殊因缘—北大中文系即将从静园五院迁往未名湖畔的人文学苑.明知“何处春江无月明”,告别那春天里瀑布般倾泻而下让人心旌摇动的紫藤花,以及秋阳下层层叠叠如火焰燃烧的爬山虎,还是有点感伤.

花开叶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是相处时久,依恋日深,不免也都有些“伤春悲秋”.作为一个百年老店,北大中文系并非第一回迁址；每次转移,都伴随着几多风雨.于是乎,我辈匆匆过客,乃借追怀“往事如烟”,鉴赏“师友风流”,勾勒“另类系史”,以体现自家的“中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