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面前的形形色色

1942年,河南省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请看当时记者笔下的“一鳞半爪”.“农民们将榆树皮晒干磨成面当粮食,他们还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有位母亲将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有位父亲掐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吃掉了他们”；村庄十室九空,“能听到一点声音或者看到一个身影都是惊讶的”；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出自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下同）.仅国统区（占全省面积约三分之二）便饿死300万人（另一说是500万）,而沦陷区就更悲惨了.此时的河南,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狱也映照出了世间的形形色色.

采取的政策是“舍民保军”.当时河南驻扎着汤恩伯等部40万军队.在大灾面前,政府仍强征军粮,这是河南百姓受的“灾中之灾”.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报灾情,按正常年景逼农民交军粮.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了向上爬,对上隐瞒饥荒,对下暴力征收.派自卫团挨户坐催,交不出来便吊打,逼得农民卖房卖地乃至卖儿卖女完粮缴税,仅许昌县就饿死5万人.省粮政局长卢郁文,因卖力征收超额完成任务,而受到了的记功褒奖.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借机贪污赈灾款数亿元.当然,也有好官.当中央和省府大员到各县催粮时,郑县县长说已无粮可征了,有的农户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上交后全家服毒,说罢下跪磕头号啕大哭,请求停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冒着九死一生之险赶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会上,他当面向陈情直谏,弹劾财政部长孔祥熙和驻军司令汤恩伯,痛斥他们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强夺民粮.郭仲隗还带了河南百姓吃的10种观音土向大家展示,疾呼灾情十万危急,说到痛心处数度哽咽,会上爆发出了“毙汤恩伯”的呼喊声.

最有良知的媒体是《大公报》.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出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到豫后,亲见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但却无人救灾,此情此景令他大惊,于是愤怒地写下了《豫灾实录》的长篇报道.社长王芸生怀着同样的心情,写下了评论《看重庆,念中原》,抨击陪都达官贵人的荒淫无耻和政府不救灾的恶劣行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人极大的震动.美国记者白修德正是读了《大公报》的报道后,才亲赴灾区.白将采写的河南大灾的报道直接发在了他怎么写作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由此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正是白修德的这篇文章,才迫使重庆不得不救灾,国际社会的援助也开始涌向河南,灾民算是有点指望了.不过,同样是媒体,而且是大牌媒体,国民党的社却是这样报道的：“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真是谎话说尽,无耻之极.

然而,说真话的却倒霉了.以“影响抗战士气”为名,下令严密封锁河南灾情.《大公报》和白修德的报道令和正在美国游说的宋美龄恼羞成怒,宋氏责令《时代》周刊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顶了回去.而治下的“家奴”则倒霉了.《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又以“共党嫌疑”之名逮捕了张高峰,汤恩伯亲自夜审,张遭到了刑讯和软禁,后因局势动荡才逃出魔爪躲过了一劫.郭仲隗开会结束从渝返豫途经陕南龙驹寨时,汤恩伯在这里布下了杀手,幸被郭仲隗提前发现才免遭毒手.白修德在洛阳向美国发稿时,一位电报员看到文字后顿生敬意,不顾危险,利用洛阳到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将文章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从而绕过了重庆的新闻检查.然而,这位发报员事后被查出,以“泄露机密”罪被杀害.河南人民愧对这位恩人和壮士呀,至今其人姓甚名谁,是男是女,何方人士,年龄几何,都不知道.

1944年4月,日军以约5万的兵力,历经38天,在豫中打败了拥有40万大军的国民党部队.当“国军”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国军”,缴获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杀部队官兵.面对日军的侵略,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亲者痛,仇者快”.然而,当国民党军队把老百姓仅有的一点生命粮都夺走时,民众会拥护这样的军队和政府吗?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面镜子,它用无数血泪告诉人们,凡是抛弃人民的,最终会被人民所抛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溃败,很快丢掉大陆政权,恐怕原因正在这里.

（选自《杂文报》2012年11月13日,荐稿人：郝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