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摘 要】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理论阐述.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我们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教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世界史上留下了重大影响,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其它理论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1],对世界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它在欧洲,特别是东欧,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占据统治已几十年,影响了十几亿人口及几代人的命运.李泽厚先生的《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按时间的历史发展阶段,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理论阐述.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我们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阶段：1918年-1927年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少数留学生知识分子便知道并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对当时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的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资产阶级三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之后一同传入中国,被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著作,主要是从日本传入,是由日本人写作或翻译的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传入中国后迅速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发展,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

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容,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大发现,当时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要介绍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和实际行动中,更多的是强调唯物史观,其中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这与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斗争道路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影响了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现实斗争中是选择议会斗争的和平道路,还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自己传统的文化思想,这些传统的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是如何结合的,为什么会被青年知识分子迅速接受并传播,除了救亡图存自立自强的爱国动机,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怎么写作于它的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使人们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阶级斗争学说由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率先传播,得到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接受和信仰,很快就成为了具体的行动,首先是建立了组织,其次是到了民间.

李泽厚先生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理性”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化特色,这种特色最早由李大钊赋予,与当时的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不同,而与后来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特色,首先是民粹主义的色彩.民粹主义有两个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希望放在农村或农民身上”.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中国没有或没来得及产生纯粹的民粹派的思潮、组织和活动”.第二个特色是道德主义.李大钊在介绍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又特别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互助、协作、友谊、人道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补充剂,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的道德性质和内容,它与民粹主义特征紧密联系、融合和统一在一起.

第二阶段：1927年-1949年

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熟期,即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成熟时期.这一阶段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瞿秋白.瞿秋白1923年由苏联回国,重办《新青年》作为的理论刊物,他把辩证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说历史、社会、人生、革命,这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以唯物史观作为世界观、人生观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瞿秋白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俄文著作,因此他更多的是倚重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列宁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某种变异和发展,具有某种框架公式的主观主义,这不能不影响到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方法.瞿秋白积极支持农动,热烈赞扬澎湃、领导的农动.但他主要是从理论上认识和肯定了农动这条革命道路,在实践上没有领导农动.蔡和森是另一位具有突出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总结经验,有敏锐的理论眼光.列宁的建党模式,使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地取得胜利,但建党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没有完满的论证和解决集中与的关系,如何发扬、如何行使集中,蔡和森在那种紧张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发现提出了这一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不能不令人钦佩.

如何选择一条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样的选择落到了身上.在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完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和土地革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的成果和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唯物论哲学“不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和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准的唯物史观,而是直接怎么写作于现实斗争的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他的辩证法哲学“也完全不同于自黑格尔以来的‘以否定之否定’为核心的过程系统,而是与中国的《老子》、《孙子》有着更多承继关系的矛盾论”.总之,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是思辨的理性,不是概念的体系,而是直接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经验理性.

第三阶段：1949年-1976年

1949年的胜利,使思想成为万众信服、举世瞩目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国家指导思想.宣传、阐释、学习思想成为近30年中国大陆思想的主题.1949年的胜利还带给了中国人民一个社会平等的中国,地主、官僚被彻底打倒,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经济收入、财产分配、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等各方面,广大人民空前平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过荡涤旧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新鲜气象的胜利时期.但是在1957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逐渐陷入紧张、痛苦、贫困之中.这种状况是如何出现的,与理论有什么关系呢,1949年后,的思想理论是怎样的,在1949年后,用很大力量抓他非常熟悉的农村问题,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由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这种过渡的动力是思想和政治的斗争.为了巩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断批判右倾,而所谓批判右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建国后的思想理论主线.最感兴趣和最关注的是农业和意识形态这两大领域,正是在这两大领域内,从建国以来,折腾的最多,最热闹也最痛苦.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坚持贯彻的便是这种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后,便把这种斗争模式扩及全面工作和几乎所有领域中.在五十年代,经常强调：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又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不是经济、科技决定思想和政治,而必须是思想政治挂帅去决定、领导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切.李泽厚先生认为,这种思想来源于1949年前的战争经济.这样的思想理论最终导致了“”的爆发.李泽厚先生认为,发动“”的原因很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不能把“”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夺权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李泽厚先生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晚年思想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并非突然产生出来的,既有个人思想的根源,又有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

第四阶段：1976年以后

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扫清了人们走向新时代的思想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展示出新时期的特点是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

“”把社会传统、革命信念、原则和标准都破坏了,人们的思想、心理、身体、生活等各个方面受到了空前的痛苦和损伤,人们践踏自己,丧失掉自己.人们从各个方面发出呐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的声音.在哲学上重提启蒙,反对独断,反对愚昧,反对异化.甚至有人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是对的,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人道主义不可能是历史观,如果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解释人的存在和本质,必然会导致抽象和空泛的理论上去,不能历史的具体分析现象.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李泽厚先生认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时刻,马克思主义需要创造性的发展,如何概括总结近百年来世界经验,数十年来中国的经验,提出了两点：一是应该回归到唯物史观,明确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分为哲学层和科学层,按哲学层,唯物史观即主体性的实践哲学,应包括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方面；按科学层,它将具体的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法律、文化、科技、家庭等等问题.二是应加强和改善对马列经典理论的研究.第一个方面是发掘经典作家本人由于当时现实斗争的各种原因没有或未来得及展开的思路、观念、学说、主张.第二个方面是重新审查、鉴定经典作家的论著、思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应采取宗教的迷信态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它不仅是这种理论,它还是建设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在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背景下,我们更多的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建设哲学,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更为长期的、基本的、主要的事情,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