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国家新闻出版:是整合更要融合(上)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已进行过6轮,1949年以来共进行过8次调整,2013年3月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在出版传媒界引发关注的是将原和合并,组建国家新闻出版.这是1982年以来我国新闻传媒管理部门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会给业界、学界带来哪些新思路、哪些新课题,我们特别邀请业界、学界的几位专家谈谈他们的看法.专家们思考的也许正是同仁们共同关注的.（以上专家按姓氏笔画为序）

本刊记者：新闻出版与广播影视是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属性最强的、与国家走向关系最为紧密的行业,行业发展较快,学术界对实践经验梳理较多,但相关理论构建相对滞后,对行业的前瞻指导不足.两个领域中,跨界研究较少,往往是各说各话,相互隔膜.新闻传播与合并后,行业资源共享,跨界研究也是必需的,您认为学界应如何应对新形势,最大难题在哪?您有过跨界工作、研究的经历吗?

海飞：在党的十八大后进行的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中,和国家组建成立了新的国家新闻出版,这是文化建设中的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机构改革.

对新总局的成立,我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里,我既是“广电人”,又是“出版人”.1988年至1993年,我曾担任过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甘肃电视台台长.1993年后转行新闻出版,长时间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中国少年报社社长、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在过往的岁月里,经常有朋友问：“干电视与干出版有什么不一样?”“搞电视好还是搞出版好?”“当台长与当社长有什么不一样?”而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一根文化藤上的两个文化瓜,长得有点不一样,其实味道都一样.”有时也会说：“电视像奔腾的江河,充满着文化的活力；出版像幽静的湖泊,彰显着文化的定力.”有时还会说：“广播电视与新闻出版合起来可能会更好.”

齐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文化领域的特殊性,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没有先例,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长期以来,传媒学术界在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很不够,总体上是理论滞后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传媒学术界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精神,强化传媒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和产业政策方面的理论创新,更好地指导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应从三方面入手：

1.全面总结和研究文化传媒改革30年的实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与总结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脉络、历程、经验和教训,对一些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进行系统的概括、总结、集成,对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照.

2.加快研究文化传媒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紧密结合我国文化传媒的实际,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发展做出切实可行的顶层设计,确保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转型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3.认真制定和落实文化传媒理论创新的规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快制定出我国未来5年、10年的文化传媒理论建设规划,加大对文化传媒理论创新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坚持走产、学、研一体化的路子,充分发挥传媒院校、院所、行政管理部门和传媒文化行业工作者协同互补的优势,将文化传媒理论创新工作落到实处.

肖东发：和合并,组建新闻出版,是大势所趋,顺势所为.因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本来就有许多共性,可实现行业资源共享,以往跨界研究很不够,学界应适应这个新形势,把原来的新闻专业、广播电视专业、编辑出版专业整合起来研究,把传播学研究和实践真正融为一体.而目前在科研和实践中上不去、放不开,最大难题是思想不解放、不自由,经常有那么多的这不准那不准,出版和教育都难以搞好.只有思想无禁区,才能充分发挥思想者的创造性,才能有精品问世,只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真正建立一流大学,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王亚非：最大难题在于学界忽视产业发展实际问题,学界研究人员缺乏自主创新的勇气.表现为自主创新理论少、突破少,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多、西方理论多；忽视产业发展实际问题,与产业界结合少；短期研究多,长期研究少；个案多,整合少；小课题多,大课题少.

要增强对新闻出版广电跨界整合发展的理论指导性,产业界、学界应加强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突出解决实际问题,重点突破理论问题,自觉遵循“学术无禁区”,主动创新.当前,要积极开展新闻出版广电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跨界融合研究、国际传媒业整合案例研究,尤其是在基础资源共享、人才培养与使用、经营机制、激励机制创新等方面,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背景和实践,分析可能路径、优缺点、注意事项及成败得失等.

本刊记者：实行大部制的根本目的是大发展,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管理中的交叉、重叠、真空领域,减少协调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怎么写作,进而实现资源共享.这些举措应该说为业界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但业界的反应却两重天,有些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政府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大部制的改革可有可无,还是业界发展与机构改革关系不大,抑或业界早已走在了机构改革之前,或业界根本不打算利用这个政策?

王亚非：总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融合、大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出版传媒集团必须“通观天地”,瞄准方向,明确定位,选择合适路径,实现跨越发展.以前强调“跳出出版看出版”,现在必须“跳出文化看文化”,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不错失发展机遇.作为文化传媒企业,既要抬头看天,也要脚踏实地.观天以识大势,不迷失方向,少走弯路、不走错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办好实事,力戒“清谈空议”,不误发展时机.那种“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政府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古今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无论自愿与否,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与怎么写作、指导.政府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将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各种影响.文化管理领域大部制的推进,毫无疑问,对我国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忽视大环境,埋首小事业,表现为“自恋”,将会极大地阻碍事业的发展.

毋庸置疑,在总局成立前,跨界发展的现象已存在.最近几年来,时代出版涉足影视业务,曾投资拍摄电影《一四·甲午大海战》《王家坝》《决战前》等,长江出版传媒、凤凰出版传媒都成立了专业影视投资公司,涉足影视业务；浙报传媒涉足游戏业务,发行集团相继投资成立“文化销品贸”、开设体验店,涉足电影院线领域；影视制作单位、经营单位成立文化公司,将优秀广电节目转化成图书等等,无不以版权为纽带,以资本为杠杆,运作大文化产业.

新总局的成立,是对业界跨界发展的积极回应,是政府政策导向上的支持.然而,大部制的组建,反过来,将加速推动全国新闻出版广电系统机构改革,实现纵向整合.与之相应,调整管理职责,或取消、或下放、或加强,都将影响产业界实践.同时,文化产业领域相关方针、政策、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管理规则必将做相应调整,从根本上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业界应当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评估政策机遇,珍惜发展机会,用足、用好政策,加快产业融合,实现跨界发展.

海飞：一、新总局的成立,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文化建设领域启动的一轮新的改革.长期以来,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这两个系统的顶层设计不断在变.从新闻出版署到,再到新总局；从广电部到,再到新总局.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运用政府机构的重新设置、职能转变,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在我国现行国体和政体下,顶层设计是最重要的设计,新总局的应运而生,是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管理模式国际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管大放小”“统”“放”结合的新尝试.

二、新总局的成立,有利于资源整合,做大做强我国的文化传媒产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同属大文化,不同的只是传播媒介、传播方式,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载体之变、形态之变.互联网的发生发展,本质一样.从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6大行业,乃至网络,完全可以用文化这条主线,一“线”贯之.人为的机构分割、产业分割,往往会束缚发展的手脚.如我在担任中少社社长期间,曾引进出版了世界名著《丁丁历险记》,在版权谈判时,外方是携带着图书、电视、电影,乃至系列形象开发全部版权来的,而我只能谈图书.现在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都实现了集团化、产业化,新总局的成立为媒体资源的整合、信息资源的转换互动、全方位的覆盖怎么写作、投融资能力的提升、经济能力的扩大、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管理成本的下降、人才资源的充分开发、“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等等带来了可行性.毋庸置疑,只要运营得当,势必会产生产业发展的“叠加效应”.

本刊记者：国家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功能的合并,是一次跨界合并,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跨越.其实,这种跨界合作在基层单位已有实践,2004年,黑龙江省牡丹江报业集团与牡丹江广电集团就合并组建全国首家集报刊、广电、网络于一体的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随后,多地陆续有类似的合并实践.所以有人认为政府机构改革是业界的倒逼行为,意义不大,您怎么看?

齐峰：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公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7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将、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明确了“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管理”等职责.这是我国宣传思想战线和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应从三方面来认识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署、局合并是深化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文化领域已基本完成了报纸杂志、出版发行、影视制作、演艺团体等单位的“事转企”改制,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实力的文化产业主体以及文化事业、产业的新格局.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原有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各自为战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传媒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需要,通过调整,能够从监管源头上减少职责交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落实管理责任、构建与文化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2.署、局合并是推动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应有之义.随着以数字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多种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署、局合并能够更好地统筹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资源,统筹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机构、业务、产品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解放传媒生产力,加快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社、通讯社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展,推动传媒行业重构和传统媒体向全媒体的转型.

3.署、局合并是推进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快速发展.这样调整,有利于转变行政职能,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有利于统筹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事业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高新闻宣传引导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有利于整合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领域公共怎么写作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怎么写作的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做大做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范以锦：局署合并是各部门历经互相“扯皮”、痛苦之后的觉醒,也是新闻出版单位实践中不断突破体制障碍的产物.所以,说是“倒逼”行为有一定道理.与其被动地让媒体去突破,不如选择适合时宜的变革.周百义：大部制改革,本身就属于顶层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企业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特别对于一个传统的出版部门而言.但作为一级政府的管理部门,在传播领域实行统一管理,有助于整个行业的融合,有助于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对外传播力与影响力.如总部设在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旗下拥有6个子集团,其中包括在全球拥有5500万会员的贝塔斯曼直接集团,欧洲最大电视广播集团——RTL集团,全球最大图书出版集团——在全球拥有150多家出版社的蓝登书屋,欧洲最大、世界第二杂志出版集团——旗下拥有100多家报刊和专业网站的古纳亚尔,世界音乐和行业信息市场领袖、美国排名第一的单曲唱片发行公司——贝塔斯曼音乐集团,欧洲最大传媒怎么写作供应商——欧唯特怎么写作集团,旗下拥有包括世界第二大CD生产商和欧洲第一大CD-ROM生产商,还有在欧洲处于领导地位的印刷公司、呼叫中心、数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公司等.所以,大部制的改革有助于产生诸如贝塔斯曼这样的跨媒体的超级媒体传播机构.

王亚非：国家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功能的合并,意义重大.首先,它充分说明,党、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的功能,重视对传播渠道的控制与管理,发挥主流文化媒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高度重视文化管理体系顶层设计,积极推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主动理顺政府职能职责与管理体制,以适应文化产业发展.

其次,说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将有望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自“十五”以来,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文化产业生产力得到释放,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值不断增加,文化产业产值比重不断提高,将逐步达到国际水准.

再次,说明国家积极响应文化产业发展需求,主动解放文化产业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全国地市级政府相继组建集报纸、广电与互联网于一体的新闻传媒集团,但其覆盖面小、影响力弱,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成立大部制,合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功能,标志着将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推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主流媒体跨界融合发展,积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主流传媒集团,怎么写作国家发展需要、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如人民日报社已拥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证券时报》等数家报纸、《国家人文历史》《环球人物》《民生周刊》等期刊、人民日报出版社成立人民网、环球网、即刻搜索等数家互联网公司,增设人民电视,逐步构建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民日报》传媒集团.在出版传媒业界,安徽出版集团、中南传媒、凤凰出版集团等都拥有数家图书出版企业、报刊社、互联网公司,可只有高等教育出版社跻身“环球出版500强”,实践表明中国传媒要想实现“文化强国梦”,任重道远.

本刊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的成立,足以打破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的行业壁垒,从而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仅靠部委的合并难以使传媒行业整合进程出现明显进展,它只为传媒业发展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政府与企业还需要做哪些设计,才能实现传播力的提高?

肖东发：干什么事情都要明确宗旨,国家和人民要建立总署、总局等行政机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我们的文化传播事业搞得更好,更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是为了发展、繁荣和创新,不是为了官、管、关.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产业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如何发挥每个人的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能够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资质富,并能增加就业机会,发挥人的潜力,这是根本所在.

就拿这几年一直存在的版权贸易的“文化逆差”来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产业态势,也尖锐地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真实地位.发达国家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以其资产规模、生产能力、营销手段和技术手段、经济总量方面的巨大（下转第36页）优势,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输出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利益观,形成了强势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辐射力和文化影响力.长此以往,对我国的文化安全以至于国家发展战略极为不利.

王亚非：政府要坚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全国新闻出版广电布局、发展目标、发展体系；积极出台一系列促进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跨界融合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政策及举措；及时修订不符合相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的文件,破除各种政策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主动为产业企业“松绑”；及时增补与发展规划相适应的“游戏规则”,推动新闻出版广电积极主动寻求跨界合作、融合,创造跨界发展机会；要塑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版权保护.随着数字出版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免费下载和盗版,严重影响版权价值,影响传媒业发展.

新闻出版广电传媒企业应当主动探索,积极尝试行之有效的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兼并、收购、参股、合资新建、项目合作、资本合作、机构合作、引进行业外资本等方式加速人才资源、版权资源、经营资源整合,实现跨界发展.

范以锦：国家机构调整之后,可以提出更适宜媒体竞合发展的方向,但作为媒体企业,要提升竞争力,须在经营方面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的道路.凡符合国家改革方向的市场行为,都要积极去探索.

周百义：目前两个部委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开了个头.如何发挥其原有优势,将传播渠道互相打通,还需新成立的出版在业务上进行规划.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两个部委的合并只是“整合”,关键还是业务的“融合”.整合与融合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有天壤之别.这种融合并不是要政府“越俎代庖”,而是需要政府解放思想、下放权限,在政策上提供支持,让原有的企业在业务领域上可以双向进入,通过经济规律,实现传统业务的延伸与新业务的诞生.

本刊记者：大部制改革是一项战略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全面的研究与认识,在改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有许多问题是学界、业界正在讨论的,比如大部制改革的是否还有空间?是否仅仅在顶层设计?大部制改革是否越大越好?大小的边界在哪里?局署合并对业界意味着什么?等等.有待下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