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上海郊县小创作会忆往

点赞:4439 浏览:1438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不但冲破了“左”的思想的种种束缚和禁区,而且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文学创作呈现日趋繁荣的新局面.在这历史转折时刻,上海十个郊县的创作力量还相当薄弱,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还很缺乏.为了繁荣文学创作,《上海文学》编辑部联合郊县各文化馆,主动、积极地担负起培养上海郊县小说作者的重任,定于1980年12月1日至6日在金山县文化馆召开“上海郊县小说创作座谈会”.

我有幸被列为培养对象,获邀参会.会议结束时所拍的那张合影照,一直压在我的书桌的玻璃板下.那张合影照太珍贵了,它像一盏明灯,在漫长而艰辛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指引和激励我攀登,是我写作生命流程的转折点.

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上海文学》编辑部和县文化馆联合通知书早在1980年11月21日就发出了,而我却在11月30日下午才突然从肖副校长手里接到通知书,明天就去金山县文化馆开会,许多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做了,多么匆忙啊!为什么会耽误这么多天呢?原来这份通知书不是直接寄给我的,而是先寄给单位领导的,领导让不让我去开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件新鲜事,也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几个校领导因意见分歧,他们商量了又商量,研究了又研究,拖延了好多天才决定让我去.那时,我刚从普通中学调进宝山县中专卫校,担任语文教师,每周上十二节课,还要负责全校的政宣工作,十分繁忙.脱产开六天会,的确是件大事.事后,我才知道,卫校的教务主任老范坚决反对,她说,“这种会与教学无关的.他去开会了,一周十二节课怎么办?无人代课,课也没法调!”而掌管教学工作的肖副校长是新从第二军医大学医务处调进来的,业务能力很强,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干部,思想活跃,而且也喜欢文学和写作,他非常支持我的文学创作,竭力主张我去开会.在这同时,宝山县文化馆的负责同志奚家湘也多次打给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希望校方大力支持创作会.为此,校领导还特地开了校务会议,委托肖副校长找我谈话.我接过这份来之不易的通知书时,心情非常激动,双手不由自主地有些颤抖,连声说:“谢谢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他严肃地问我,“你所缺的课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回答,“等我开会回来后,利用自修课补上.”他关切地问,“那么一周要上二十四节课,你吃得消吗?”“行.我还年轻,挺得住!”我又接着说,“今后,我一定会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创作的关系,为我校争光.”

这位肖副校长头脑灵敏,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他已具备超前的广告意识.他的事业心特强,一心想要打响复校不久的“宝山县卫生学校”这块校牌,以利今后扩大招生.一听说“为我校争光”,他就乐呵呵地笑了,拍拍我的肩膀,“你安心去吧,能参加这样的创作会很光荣.希望你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方式,宣传宣传我校,扩大扩大我校的社会影响.”我想,开创作会,怎么扩大我校的影响呢?也许我流露出难堪和不解的神情吧,他立即点拨我,“听说《上海文学》发行量达到几十万份,我也订阅了一本.你在上个月发表的评论《我们的喜悦》,在你姓名的前面不是还标着我校的名称吗?全市、全国都知道了上海有所宝山县卫生学校.这就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宣传!”原来如此.我立即表示,“今后如有文章发表,我一定要求编辑冠上我校名称.”

当年,由于工作繁忙,创作只能在夜间进行.从事创作时,很难得到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理解,甚至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也不谅解,颇多怨言.有时,因受坐班制束缚,工作单位设置层层障碍,即使请半天创作检测,也是难上加难.如果不经领导同意,私自开会,就作为旷工处理,扣你工资等等.郊县农民要搞创作,条件更差,处境更困难.这就是当年,业余作家的生存状态.

萌芽破土悉心培护

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上海市区和郊县,出现在文坛上的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青年作者约六十多人,而从事其他文体创作的青年作者至少有上下人,他们走上创作道路前,绝大部分没有受过专门的创作训练,作品立意普遍缺乏深度,只写曾经生活过的山区、乡村、农场等为背景的作品,视野同于个人生活的“小宇宙”之中,其他更为r阔的领域很少涉及,力不从心.他们有的做工、有的务农,还有的当教师、当基层干部等等,普遍缺少创作时间,缺乏打磨作品的精品意识.他们切盼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也十分需要创作理论的辅导和指引.而那时,作协上海分会共有会员300多人,其中青年作家只有10多人.要开创上海文学创作的新局面,除了广大作者的努力和探索之外,还离不开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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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在宝山县文化馆的组织下,成立了县文学创作中心组,有组员六十几位,推荐我任组长,张长公任副组长.我写过中短篇小说,在《宝山文艺》上发表过多篇,又在1980年十月《上海文学》上发表过小说评论.而张长公是农村故事员,既写故事,又写小说,又连续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两篇颇有影响的小说,因此被邀请出席.

12月1日上午,我和张长公迎着冬初的阳光,赶往金山县革委会招待所.在报到处就拿到了一份“《上海文学》八〇年郊县作者小说创作座谈会名单”.名单上开列了“作者姓名”、“年龄”、“工作单位”以及“备注”,注明作品发表情况等项目,出席者三十多位.一看名单,哟,年龄最小的高龙欢,只有19岁;年龄最大的蔡振兴已47岁,曾出版过中篇小说《激战长空》等,基本上是上海郊县中青年业余作者.其中有韩寒的父亲韩仁钧,当年仅24岁,也许韩寒还未出世吧.还有宗廷沼、曹伟明、吴伦、胡林森、张道余、倪辉祥、阮可章、王鹤林、严良华以及蔡凤新、张长公等等,日后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有的成为故事家,有的成为小说家.他们先后加入了海民间艺术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但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在文坛上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又像是文学幼芽刚破土,嫩得很哩,亟待园丁的培育和呵护.

这次座谈会还特邀了三位市区的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即: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的陈可雄;第二位是,在市政二公司工作的杨遗华(陈村),时年25岁;第三位是曹冠龙,36岁,工作单位是上海汽车修配厂.聆听教诲春风化雨

座谈会的形式灵活多样,有大会集中、分组讨论,以及个别交流,某些交谈的场景和片断仍留在我的心目中.

我是语文教师,教材中的《百合花》给学生不知讲过多少遍了,多么想见见茹志鹃啊,却一直没有机会.

不料,座谈会的第一天,茹志鹃竟然从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到郊县业余作者的中间.她显得亲切随和,毫无名作家的架子,像一位大姐姐似的,坐在靠背木椅上侃侃而谈.我的位子靠近她,能近距离观察她、感受她.她稍胖,头发乌黑,五十多岁了,仍不显老,戴着阔边眼镜,儒雅而有神.她的烟瘾很重,边抽烟、边回答大家的提问.

郊县业余作者与著名作家面对面地交流,总不免有点怯场和拘束,有时出现冷场情况.在大家静默之际,我终于也大着胆子,提了个问题,“茹老师,《百合花》是您的代表作,为什么要选择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样两个人物呢?能谈谈这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吗?”

她用发黄的手指弹了弹烟灰,喝了口茶,沉思道,“等我在过去战争年代那些质感的怂恿催逼之下,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他年轻、质朴、羞涩.他还只刚刚开始生活,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我还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新娘子在借不借被子问题上,不露声色地进行了一场内心斗争.当她悄悄改正自己的行为,把被子借出来时,又表现了一股顽皮相.到最后她把新婚被子劈手夺过来,虔诚地盖上通讯员的遗体,这一动作就有了内心依据.在这一关键而肃穆的时刻,才显露出她对这位同志弟的歉疚,对子弟兵的真认识、真感情.也只在这个时候,作品的意念,人物的命运,合拢了,完成了.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随之,大家不再拘束,交流的气氛愈来愈活跃,有争先恐后举手提问的,也有上上下下递纸条的,茹志鹃都一一作了简明扼要的解答.她的金玉良言都刻印在我们的心目中.

座谈会期间,唐铁海传达了陆文夫的讲话精神,强调小说创作要突破一个“检测”字,向“真”过渡.在表现手法上要创新,也可像高晓声那样“土洋”结合.他是中国当代农村的代言人,他写小说是为了替农民叹苦经.作品中李顺大和陈奂生的命运就是许多农民的命运,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景况,然而表现手法又是很新颖的,充满着幽默感.他的幽默是一种含泪的笑.

王纪人的创作理论谈也很精彩.他说“把人物写活了,小说就值钱了.”启发业余作者在熟悉生活、熟悉人物方面狠下功夫.他还说:“从生活中去思索、去发掘,在别人看不到有意思的地方,你却能看到意思,作品就有思想深度了.”这话,对那时的我很有触动,让我感悟到业余作者光练笔头,不练思想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优秀的作家就是杂家,就是思想家.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生活、理解人物,那么就等于没有生活、没有人物.

著名工人作家费礼文着重谈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鼓励我们业余作者“多看、多学、多实践”,在“三多”上下功夫.

《上海文学》编辑张斤夫谈得更为实际,更有针对性.他像一位把脉的中医师,诊断出郊县作者小说创作的通病:一是人物思想脉络把握不准;二是人物不活,该出人物性格的地方没出来;三是开掘不深,面面俱到,处处单薄;四是上海郊县地方色彩不浓.他开出了相应的治疗处方,对郊县作者帮助很大,并具有可操作性.

和颜悦色的彭新琪,也像一位老大姐似的,从编辑角度谈了许多,其中特别强调的是要努力掌握广博的知识,读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她说:“前几天,陈村写了一大叠各种各样的书,以书本知识充实自己.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是六九届初中生,插队落户在外地.她刻苦读书,所读的书比她的母亲还多.她爱书如命,宁可行李丢掉,书还留下.”郊县作者,因受经济和时间等条件限制,读书一环的确很薄弱.书读得少,眼界就窄.经她一点拨,大家议论纷纷,竟有人高声插话:“今后宁可少添一件衣,也要多写几本书.”彭新琪笑道,“好啊,这种精神值得提倡,不过,别冻坏了身子.”大家一阵哄笑.接着,她又强调说:“小说语言具有审美作用,应讲究抑扬顿挫.曹冠龙在创作时,对语言反复推敲,反复朗读.他家六口人,只住八点几平方,居住条件极差.夜深了'开着灯,还读出声,闹得家人不能安睡.他的妻子跑到编辑部告状.编辑部照顾他,让他到作协来写.在楼下,他独自埋头写作,边写边读,全神贯注.一次茹志鹃看到他这样,悄悄问我,‘哎,那个人,是否有神经病?’我忙解释道,‘他哪来神经病?他太投入了!’是啊,他写得入神时,别人来到他身边,他也不会发觉.创作是个体劳动,成功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刻苦努力.”


切磋交流文人相悦

六天座谈会,《上海文学》的编辑们、各县文化馆的领导们,与业余作者同吃、同住、同讨论,坦诚相见,取长补短.许多作者带来新的习作虚心求教,有的编辑和作家不仅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进而无私地提供生活素材和生动的细节.许多新结交的文友之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文人相亲”的美好感情洋溢在每个人的心畔.

在郊县作者中,张长公是很拔尖的一位,17岁就在《青年报》上发表小说《贫农的儿子》,大家一致邀请他谈谈创作体会.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人朴实,讲的是宝山土话,话儿风趣:“创作才干强的人,像青蛙一样,一蹦三尺;我创作才干弱,像蛤蟆一样,一爬三寸,但只要不停地爬,总会有所前进的.我已三十多岁,写了十多年了,体会最深的一点是,搞创作一定要有感情,除了熟悉生活,更要热爱生活,对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要有憎有爱.”

陈村、曹冠龙,以及陈可雄等人相继发言,都各有特色,尤其是陈村,他的话思想性很强,对小说创作作了不少深度思考,有的话至今我还记得,如“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作者不应教训读者,也不应讨好读者”.这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使观照今日之文坛,仍有着现实意义,不是吗?且看某些作者,守不住创作底线,一味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

座谈会期间,最令我感动的是每当夜晚自由活动时,彭新琪像老大姐似的到各个房间“串门”,作个别交谈.离别前夕,她找到我,既开门见山、又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小说《在儿科病房》,昨夜读过了,觉得情调太低沉,构思也一般化,不能刊用.不过,你的评论还是写得不错的,今后还是多写点评论吧.文学要腾飞,评论不可少.搞评论也很有出息的.”话中有批评、有鼓励,更有指点,从此,我就不再写小说,侧重写评论和散文,那一次座谈会成了我文学道路上的转折点.

1980年7月,茅盾在《小说选刊》-发刊词上说,“粉碎‘’以来,春满文坛.作家们解放思想,辛勤创作、大胆探索,短篇小说园地欣欣向荣,新作者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建国三十年来,未曾有此盛事.”

确实如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当代文学开始进入全盛的黄金时期.在这关键时刻,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编辑部,为了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早在1979年就在市区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辅导讲座二十讲,每周一讲,地点就定在巨鹿路675号作协大厅内,而1980年上海郊县作者小说创作座谈会,也正是培养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并收获了一定的预期效果.回眸三十年前的那一次非同寻常的座谈会,对郊县心田干渴的业余作者们来说,不啻一场透彻的“及时雨”,更是一帖强力“催生剂”.日后,与会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业余作者,经过不断坚持、刻苦努力,成为文坛新秀,他们所创作的累累硕果中包含了编辑们的许多汗水和心血,他们至今难忘编辑们的栽培和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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