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为《八一宣言》润色始末

胡秋原是我国著名爱国学者,生前见证并参与了国共三次合作,有“台海破冰第一人”之誉.笔者在撰写《胡秋原全传》期间,通过采访传主与查阅解密原始档案发现,王明曾请胡秋原为《八一宣言》润色——

王明力邀胡秋原赴苏

那是1934年12月25日,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之邀,流亡在英国的胡秋原来到了莫斯科.王明专门设家宴为胡秋原伉俪接风,有第三国际东方部主任米夫与康生夫妇作陪.

饭后,王明、米夫、康生与胡秋原言归正传.

也许是考虑到胡秋原参加过1931～1933年间的“文艺论战”与“福建事变”,是左倾“关门主义”的受害者.为了打消其顾虑,王明郑重其事地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足足讲了一个小时.阐明自（1931年9月）王明随米夫到苏联,出任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以来,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1934年11月14日,王明起草的致的信.批评了对十九路军采取“关门主义”方针,最终导致“福建事变”失败,从而加剧了蒋军对红军的围剿.

王明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拿着一叠俄文、英文和中文文件,请胡秋原看——1933年1月17日,王明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起草了“一·一七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此宣言虽仍称呼“国民党军阀”,但提倡“联合”,颇具《八一宣言》的雏形.同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的名义,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还有王明、康生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王明进而强调指出,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万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救国,中国代表团决定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办一份周报——《救国报》（1935年12月9日更名《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编好打版,寄到巴黎印刷发行.因为久仰胡秋原多年来一直主张抗日,文笔犀利,作品颇丰,所以特地邀请其来苏.

说到抗日宣传,胡秋原可谓一腔热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籍,返国投身抗日宣传.先后在上海、福建主办的《文化评论》、《读书杂志》、《抗日战争号外》、《国民日报》等发表抗日著作.《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他听了王明的一番新论后,立刻引起共鸣,他说：“贵党准备全力抗日,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不过,据我所知,贵党会写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在下何德何能肩此任?”

“秋原兄,不怕你笑话,我们在莫斯科同志之中,无一人懂日文.而你精通日文与英文,能用第一手资料为《救国报》写文章,以光篇幅.我们本来等待你来写发刊词的,因为准备1935年元旦出创刊号（实际延期到1935年5月15日创刊）,时来不及,只好自己写了,这里有一张清样,请你指教.”王明说.

胡秋原见王明的态度非常诚恳,也明确表态：“中华民族,抗日则生,不抗日必亡.世界安危和中国存亡都到了决定关头.贵党此时办一份抗日报纸,在下愿尽一己之微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只能写我能写、愿意写的文章,在这范围之外,非我力能所及了.”

王明一骨碌站起来紧紧地握着胡秋原的双手,说：“非常感谢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我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胡先生关于抗日救国问题的分析和主张.”

“不知报社是否有日文资料?”胡秋原问.

“瓦尔加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有很多日本报纸、杂志和书籍,可以借阅.”米夫插话说.

“那就好.”胡秋原说.

临别时,王明告诉胡秋原,改天会派人去看他,并洽谈有关具体事宜.

次日,受王明委派,一位俄国名字为胡加可夫的中国留学生,陪同胡秋原到瓦尔加图书馆查阅日文资料.嗜书如命的胡秋原一走进图书馆,顿时被琳琅满目的书刊所吸引.胡加可夫说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主任是一俄人,而《救国报》是由出版社中国部主办,由李明（立三）同志负责.”

为“八一宣言”建言润色

1935年7月30日夜,胡秋原结束度检测返回莫斯科.王明专门在寓所设家宴为胡秋原伉俪接风洗尘.

晚饭后,王明对胡秋原说：“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7月25日开幕.这次大会就是要将我们谈的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轮到我发言,我准备代表我们党发表一份告全国民众宣言.此文关系重大,所以特请秋原兄不吝惠正.”

“王先生何必那样客气,我一定认真拜读.”胡秋原立即说.

这里所说的“宣言”,就是后来推动全国抗日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当选为总书记,王明是19个主席团成员之一,代表、王明、周恩来、张国焘等4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秦邦宪和康生当选为候补委员.王明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言.

因王明于1934年9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批评了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建议各国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法共人民阵线的建立,又为这一新策略路线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证明.所以,王明根据这一新策略,在对国内临时和东北各级党部传达号令的同时,拟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效法法共的做法,起草一份宣言.

关于起草《宣言》的过程,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曾告诉胡秋原：1935年6月在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平津日寇屠杀国人及上海《新生》事件等消息后,吴就急电在苏联疗养地基斯罗沃斯克的王明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同年7月,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用了4天时间起草《宣言》初稿.另据苏联1956年移交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由王明、康生等13人参加的会议.会议首先原则通过了王明起草的《宣言》,接着决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要求宣言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在7月20日以前定稿（《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由于此间胡秋原正在黑海度检测,未参与讨论,故王明特地单独征求其意见.

胡秋原一目十行地看着王明的手稿,顿时被文中的内容尤其是“十大纲领”所吸引.赞扬之声不禁脱口而出：“王先生这篇力作真可谓字字千钧,而且与贵党过去的提法有所不同：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去年（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

“说实话,我在起草时,认真总结了我党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就考虑要与以前的宣言有所不同.当然,起草的指导思想既包含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的要求,也受了秋原兄的影响,有的地方甚至引用了大作中的一些句子.不过,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不是听你的恭维的!还望老兄多发表高见.”

胡秋原知道,这里的“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是指斯大林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通过中国代表团和苏联驻华使员,要求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共同抗日,以牵制日军,减少对苏联的压力.时任苏联驻华武官、军事顾问崔可夫,晚年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披露,斯大林曾对他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在胡秋原看来,斯大林此举的本意虽非救中国,亦非救,但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的民心.

而王明所说引用胡秋原的文章,则是指胡发表于《救国报》上的《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一文,后收入胡秋原著述《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汉口时代日报1938年版）.所以,胡对王说：“谢谢先生信得过我.我事先声明,刚才我可不是恭维,而是发自肺腑之音.不过,有几处的用字遣词,我倒有点不成熟的意见.”

“请老兄直说!”

“我认为,作为的宣言,虽然是呼吁全国同胞,但主要对象还是国民党.原则上,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固然应该批评,但我们对它转向抗战应抱殷切期望.所以,在提到国民党的地方,行文要留有余地.当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

“老兄高见,我一定认真修改.今天晚上我还要再过细地看一遍,明天以明电码（即通用的明码电报）发给上海、南洋和美国的中文报纸,然后再译为各国文字.”

事实上,王明修订后的《宣言》,在“国防政府”的10条“行政方针”（又称“十大政纲”）中,采纳了胡的建言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而在全文的第三段将、汪精卫、张学良等列为“卖国贼”,称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为“老汉奸”.

事后,王明曾向胡秋原透露,他在共产国际大会上所作的诠释《宣言》的长篇发言,讲了一整天还没有讲完,夜晚又接着讲.这一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其讲话摘 要刊登在联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王曾向斯大林汇报了《宣言》的要点.斯大林明确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欺软怕硬,等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

《宣言》定稿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又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七大”大会的决议中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宣言》首次公开在报刊发表是1935年10月3日（《救国报》第10期）,因其落款时间与明码电报的发布时间均是1935年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

由此可见,《宣言》的出台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虽然主要撰稿人是王明,但也吸收了代表团成员、《救国报》中外专家的意见.

王明一直视《八一宣言》为自己的得意之作.1935年11月他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写道：“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宣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中国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提议.”（《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76、477页）

也多次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1936年12月的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的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相提并论.

《救国报》起死回生

1935年11月中旬,正在《救国报》蒸蒸日上,准备发行第16期之际,忽然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法国政府竟棒喝“停止邮寄”.

经查实,其导火索是《救国报》刊载了一封蒋经国痛斥为“恶丈夫”的公开信.

胡秋原告诉笔者,蒋经国旅苏期间,苏联两大报纸《消息报》与《真理报》曾刊发过其两封公开信,均轰动一时.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27年4月下旬,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

蒋经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的1925年10月底,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行前遵之命加入中国国民党.是年10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

抵达莫斯科后,校方给蒋经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1927年秋至1930年5月,他转入托马契夫军政学院学习,并在此加入共青团与.“四·一二”事变前,苏联一直视为中国革命的“英雄”,蒋经国自然是鲜花簇拥的“好汉”.可是,随着父亲“清共”变为叛徒,儿子差一点成为“混蛋”.

那是1927年4月18日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体师生召开了声讨大会.17岁的蒋经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冲上讲台,信誓旦旦地表示：“当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一度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现在却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是他反革命的灵魂.打倒反革命!”

4月21日,苏联的第一大报纸《消息报》在刊载的《父与子》一文中,摘录了蒋经国谴责的公开信《严正声明》.苏联的国家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的塔斯社立即予以刊载,一时间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时为中国国民革命中心的武汉,报纸也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其中汉口《人民论坛报》于4月24日在第一版全文刊发.蒋经国的公开信云：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得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第二封信发表于1935年9月,是蒋经国写给生母毛福梅的公开信.

这封信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由王明如何写,蒋经国签名的公开信,先在《救国报》上首发,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也于1936年1月全文转发.信中谴责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同时,还是一位“恶丈夫”.声称他“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信中写道：

“母亲!您是否记得?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等你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等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台湾国民党党史馆藏蒋经国回忆录透露了此信发表的过程.那是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之后的一天,王明对时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蒋经国说,时下国内谣言纷传,你在俄国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禀告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随即王明把自己拟好的一封信交给蒋经国签名,不料,当场遭到蒋的拒绝.后经朋友劝说：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国.蒋这才勉强接受,并在原文中加了一句话：如果母亲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另一个版本则是根据雅哥达的建议,由蒋经国亲笔所写的信.据蒋经国回忆,他在王明的如何写信上签名后的第二天,二人一同去见苏联情报机关——首脑雅哥达（GenrikhYagoda）.蒋经国原以为雅哥达是个冷面孔,没想到,接见他们时,和颜悦色,并以同情的口吻,要求王明销毁其如何写信.指导蒋经国自拟一封家书,信中不直接表达回国的愿望,只“表达思家之情”.如：“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王明虽然当场接受了这一封信,可是却把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透过《救国报》与《真理报》公布全文.

胡秋原分析,这封“公开信”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斯大林.因为国民党收到用明码电报发布的《八一宣言》电文后,集团并未公开表态.于是,通过公开披露“蒋氏父子反目”,作为刺激的一着妙棋,达到逼蒋抗日之目的.

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救国报》1935年9月首发后,《真理报》1936年1月,《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