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河南大饥荒真相揭秘

由作家刘震云编剧、冯小刚执导的国产大片——《温故1942》,讲述的是1942年发生在河南大饥荒的逃荒故事.那场大灾荒,造成300万河南人死亡,上百万河南人逃荒到陕西、西安等地.而70年后我们发现,除了当时极少数传教士和个别中外记者留下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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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天,张宝文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后面跟着背着包裹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张军伟,来到西安市道北落脚.张军伟一家背井离乡,辗转到西安生存,与河南发生的这场大饥荒有关.

从1941年秋季开始,在张军伟的老家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绝收”,农民吃草根、树皮.到了1942年秋季,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草根被挖完,树皮被剥光,灾民大量死亡.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1942年夏,还未从旱灾的阴影走出的河南群众又面临蝗灾.除了旱灾、蝗灾,还有“汤灾”.“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司令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目所辖部队纪律涣散,抢掠,横行乡里.

此前的中原大地已是雪上加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郑州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人为制造了一场大灾难.据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因此灾,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滔滔洪水,390多万人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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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传教士和几个中外记者留下的片断记录,还原了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1942年9月,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在郑州写道：“教堂外面,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等”

当年春天,河南南阳的《前锋报》记者赵鸿恩从洛阳到信阳.一路采写了系列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历史细节.赵鸿恩写到：“（郑州）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牧师,在1943年春天,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183具尸体.”当时,敢于披露灾情的媒体,除了《前锋报》这家民营小报外,还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张高峰气愤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低阻.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张高峰采写的直击河南大灾的通讯一《豫灾实录》,文中写到：“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富有正义感的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是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社评发表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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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冬季,饥寒交迫的群众又被冻死了不少.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河南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加剧了灾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河南兵粮的贡献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河南民不聊生.即使收成好的年份,河南农民交粮纳赋后,只能靠野菜和杂粮度日.遭受旱灾后,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还有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1943年3月底,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向汇报灾情时,蒋说不知道.其实,河南刚有灾时,就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把西安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

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免除灾区征粮数额,不但不见他们,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要求对河南灾区采取措施.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受灾人数骤增.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的调查显示,全省111个县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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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成为多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据《水旱蝗汤悲歌》记载,1943年当时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仅1942年河南共饿死28.8万人,逃荒150多万人.

笔者查阅资料得知,郑州是这场饥荒的中心,灾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灾后锐减至3万人.每天死亡150人至180人.据《巩县志》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大早,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巩县饿死19100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说：巩县逃荒80505人,饿死4431人.

据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一粒未收.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民国灾害研究者、南阳师范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苏新留所著《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指出：“（地方政府）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观望不前,推卸责任.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灾后许昌县报告该县饿死5万余人.省政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令其重报.”对于那次旱灾的死亡人数,河南省抗旱救灾防御协会原秘书长管志光说：“死了300万人!”

与此相互印证的是,《河南灾情实况》中披露,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这是目前学界比较采信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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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命,1943年春,张军伟的父亲携带家小,外出逃命.据当年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沿途遗弃子女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1943年2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采访时拍摄的照片珍藏至今.笔者看到,数十张黑白照片上是大批灾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要饭的场景.路上随处可见饿死的尸体.

张军伟一家来到西安后,在火车站道北的空地上搭窝棚栖身.几乎一夜之间,道北窝棚林立.灾民蓬头垢面,衣不蔽体,他们靠拉车、卖苦力,甚至沿街乞讨谋生.后来,道北附近也住满了逃荒的人.

到目前,800多万西安人中,有300万是河南人.另外,在陕西宝鸡、铜川等地也有很多河南人.

令人欣喜的是,2007年道北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易棚没了,盖起了二三层小楼.这里,50岁以上的老年人,说的仍是地道的河南话,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他们是在当地出生的.在他们的记忆中,1942年河南人逃荒的历史显得陌生而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