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小学:张爱玲的西式教育启蒙

在研究张爱玲的浩瀚资料里,张爱玲胞弟张子静和台湾季季女士合著《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的可信度较大.姐弟俩仅相差一岁,又有较长的共同生活经历,对于张爱玲的早年生平,除了她本人不多的几篇自述性散文外,《我的姊姊张爱玲》提供了旁人无法提供的珍贵材料.

张爱玲就读的第一所学校黄氏小学,是她西式教育启蒙的起点,对其一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很多资料对这所小学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

张子静说,黄氏小学是教会学校

在张子静之前,于青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张爱玲小学就读于上海黄毛小学”,此处“黄毛小学”应即张子静所述“黄氏小学”,纯属形近而讹.

《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对“黄氏小学”的表述非常有限,一共只有三四处.第二章《童年》里,张子静回忆起1928年,父亲带着一双子女从天津搬回上海.这时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的母亲黄逸梵（原名黄素琼,逸梵是英文名Yvonne的中译）从国外返回,首先是为了挽救婚姻,其次也是因为女儿大了,到了上学年龄.而母亲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于是——

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

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

与此相呼应,张子静于后文引述张爱玲的自传性散文《必也正名乎》里的部分文字.结尾就涉及到“张爱玲”这个名字的由来：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烘,张蟆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不难得知,“爱玲”这个在当时普普通通,却在以后大红大紫的名字,和母亲脱不了干系,同时她也是先有英文名Eileen,再由母亲于心急慌忙中翻译过来的.而目的竟是为了在读黄氏小学时可以叫得响.

这之后不久,张氏姐弟的父母离异.张子静接下来的回忆,略带伤感：

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检测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等

或许由于遭逢了离婚事件的打击,父亲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接受戒毒治疗.出院后不久,一家人搬到今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十号的一所小洋房里.这时,张子静述及一处细节：

姊姊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

从母亲的执著、学校是住宿学校并设有钢琴课,还有张子静明确的态度,这几方面结合起来分析,则黄氏小学是“美国教会”小学,逻辑上似乎是合理的.

那么,有没有以“黄氏”为名的教会小学呢?笔者查阅《上海宗教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等资料,美国基督教在沪设立的教会小学共有44所,但并没有黄氏小学的名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圣玛利亚女中附小?

有位笔友推测,该校可能是圣玛利亚女中附小.他介绍：“圣玛利亚女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清光绪七年.首任校长是中国人黄素娥.”而且,《长宁区志》有载,该校于“清光绪三十四年,设师范科,民国十三年,曾设实习小学及两年制的预科班,实习小学于民国二十六年停办”.

他的思路是,早年间华籍女子任职教会学校校长的例子屈指可数,为纪念首任华裔校长黄素娥,“圣玛利亚女中附属小学”便俗称“黄氏小学”.或由于学校的正式名称太过冗长,所以略称“黄氏小学”.而以后张爱玲还继续就读圣玛利亚女中,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仔细推敲起来,这一推论漏洞颇多.

黄素娥的父亲黄光彩和母亲黄氏,分别是受美国圣公会洗礼进教的首位中国籍男子和女子.黄素娥的丈夫则赫赫有名,是参与创办圣约翰大学的美国人卜舫济.1918年黄素娥因病去世,故应与1924年所办圣玛利亚实习小学毫无干系.另外,此前黄素娥本人办过慈善堂,也同以圣玛利亚为名.

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有以所属教会名、堂名命名的,却没有一家以校长名字命名.而教会学校纪念有功之职员的通行做法是在学校里面建楼,如圣约翰大学的思孟堂,纪念因营救落水的中国朋友而遇难的孟嘉德牧师.而圣约翰大学倒也没有忘记这位黄素娥校长,1919年“约大”举行40周年纪念会,该校同学会和校友们发起捐银,建筑新交谊室.1929年12月14日,交谊室举行落成典礼.

再者,同时期还有别的学校,校长也姓黄,这些学校的附属小学难道都可称为黄氏小学?即便真有这样的俗称,却从未有更多人提及,这正常么?至于说校名过于繁琐,其实圣玛利亚女中有个俗称,就叫“圣校”,如果黄氏小学真是圣玛利亚女中附小,为何不索性俗称其为“圣校附小”呢?

是晏摩氏女中附小?

笔者曾推测,黄氏小学是美国基督教南浸礼会创办的晏摩氏女中附属小学.

首先,从张子静的回忆来看,两者发音相近.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1887年创办的晏摩氏女中附属小学恰与英文的黄（Yellow）发音很类似.

说到晏摩氏女中,不得不提到晏马太（MatthewTysonYates,1819～1888）.他是华东地区浸信会奠基人,曾在上海和江苏宣教长达41年之久.据顾长声所著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里的说法,晏是“美国传教士,在上海传教期间,曾经干涉过小刀会起义,又因参加投机活动而致富,成为披着道袍的冒险家,混迹上海达四十余年”.如果摒除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书中对于晏马太的描述还是比较客观全面的.此人确实是个冒险家式的人物,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本土差会对上海分会的经济支持被彻底切断.为摆脱窘境,晏马太不得已,便利用自己在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翻译和管事职务,介入了上海的房地产业,居然积累起大量的财富.此后,他经常大肆挥霍,但毕竟也将这笔钱部分地回馈礼会,例如捐资在上海修建教堂等.1868年,晏马太的女儿安娜与约翰·西门在上海结婚.因丈夫进出口茶叶致富,西门夫人成为当时著名的慈善家.与父亲资助教堂等宗教设施有所不同,西门夫人以纪念父母的名义,将资金投入中国的教育事业,曾先后捐资修建上海沪江大学的思晏堂、苏州的晏成中学,而晏摩氏的校名则来自她的母亲ElizaMoringYates的谐音,“摩”或即Moring的音译.

童年的张子静未必了解“晏摩氏”得名之由来,只是从声音记忆校名.等年齿渐长,记忆模糊了,便难免产生音讹.从晏摩氏到黄氏,能否说得通呢?

从现有资料看,晏摩氏附小很符合张爱玲的身份,也切近张子静的描述.

第一,晏摩氏女校收费较为昂贵,在当时是与中西女塾、裨文女学、清心女校等齐名的贵族学校,这符合张爱玲的身份；第二,该校附小创办时间在1930年之前；第三,学校是住宿制,且远离住处,需汽车接送.而晏摩氏女校地处闸北,也恰相符；第四,张子静的回忆里张爱玲也在黄氏小学弹钢琴,这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该校是教会学校的概率.

尽管晏摩氏女校与黄氏女校的特征有不少符合之处,不过都是一些间接证据,完全停留于猜测,还远远谈不上就此找到了真相.为了证实上述猜测,笔者曾请教上海市档案馆的邢建榕,想从该馆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中找寻晏摩氏女中附小1930年的学生册,尤其是插班生的花名册.遗憾的是,邢老师告诉我,晏摩氏小学的资料不多,只有1950年代备案时候的几份档案.更何况《必也正名乎》也曾说及：“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等”如果这里所说的就是黄氏小学,那就意味着,光有名字可能还不行,最好还得有照片了.这个就更是戛戛乎难哉.

《小团圆》提供了新材料

2009年,张爱玲的遗著《小团圆》面世.前言中,宋以朗引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信,有一句话“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这提示此书性质,即便不是小说笔法的回忆录,也是回忆录性质的小说.因回忆录之类,本质上总会自我维护,又兼写作时作者独居海外,信息交流并不方便,当记忆的空白无从填补时,便只能虚应故事,所以记述中难免出现与事实疏离之处.可书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其幼年经历,虽经改头换面,因与旁人无涉利害,大可放胆取用,以资参酌.《小团圆》第一章写九莉在港大念书,某次大考之后母亲意外来访,作家施展惯用的“参差对照”写作手法,忆及自己的童年：

父亲只来过一次,还是在刘氏女学的时候.因为没进过学校,她母亲先把她送到这家熟人开的,母女三个,此外只请了一个老先生与一个陆先生.

显然,此处“刘氏女学”的原型即是黄氏小学.那么,从母亲的举动看,这家张爱玲临时就学的母女三人所办的学校,看来不太可能是教会学校了.这样一来,就迫使笔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即或许校名不误,误在学校并非教会所办.

峰回路转,黄氏小学果然存在

笔者扩大搜索范围,寻获许晚成主编的《上海大中小学校名册》.名册号称“上海教育界第一次刊行”,所收小学多达1275家,其中“私立小学”项下赫然出现：“黄氏学社附小,坐落于赫德路60号.”（赫德路,今常德路）这极有可能就是张子静所说的黄氏小学.另据中华书局1933年首版,1934年9月再版的《上海市指南》,同一地址有中学,名为“黄氏女子学塾”.

依凭上海图书馆的庞大馆藏,借助互联网和现代检索工具,我再次钩沉考证,终于有所收获.

《孟禄在华活动年表》一文出现了黄氏女塾,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口.孟禄（PaulMonroe,1869～1947）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同事.作为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的孟禄,曾十多次来华调查、讲学和从事文化交流,对改进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促进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据《申报》1929年1月8日报道,前晚孟禄博士出席了上海赫德路60号黄氏女塾欢迎会,校长黄倩仪特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作陪,“颇极一时之盛”.记者八时前往,由黄倩仪等二女士殷勤招待.不久,黄在哥大的同学大夏大学高师科主任黄敬思、大夏附中主任吴泽霖及陈选善等偕来,相谈良久.晚十时,朱少屏、余英杰偕孟禄博士到校,一行七八人.未几,和昌洋行何墨林偕其夫人到会,共有来宾三十余人.黄校长请孟禄博士及来宾入座后,音乐教员某女士偕学生数十人入场,齐唱欢迎歌,还以钢琴助兴,表演舞蹈.博士笑容可掬,极表赞美.表演后,黄校长首先起立,致欢迎词.博士答词云：今天能够到这黄氏女塾,看见很好的成绩,心中非常高兴.这次到中国来,感到中国教育与一年前相比,有惊人的进步.他认为“美国对中国极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造就各种人才,希望中国从此以后,能从建设的路上,多多的去走”,并勉励与会者“能在自己事业上努力做去,以其所学来救国.”演说毕,全体女学生敬客以茶点,博士含笑一一致答.晚十一时,会见结束.

值得关注的是,黄氏女学的背景是美式现代教育的实验场,该校设有钢琴课,也与张子静所述张爱玲的幼年经历相符.令人深思的是,虽然只在黄氏女中小学读了一年,但张爱玲成年后的西式生活习惯和西化的创作思维,也许在当时就开始受到熏陶了.

校长黄倩仪

黄倩仪的家庭出身显赫,她的父亲黄佐庭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1900年1月6日被选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副会长为颜惠庆,总干事曹雪赓,另有宋耀如、夏粹芳、高凤池等十多名董事.1908年成立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黄佐庭夫人薛葩为首任会长.1908年,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中的超出部分设立赴美留学奖学金,并与中国合作创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1909年,黄佐庭赴华盛顿,出任“驻美学生监督”,任职十年间有数百名优秀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其中即有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名人.

从1916年开始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第一次向中国女学生开放.“经过层层考试后共选拔出十名中国女生赴美留学.其中有黄佐庭的三女儿黄倩仪.她通过清华大学严格考试,因成绩优秀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以后每年都获大学奖学金）,成为首批十名女留学生之一.”1991年适逢清华大学建校80周年,该年《清华校友通讯》中,收录有2（辛酉级）专科学生梅倪逢吉女士的纪念文章,提及“一九二一年考取十名女生,公费留美”,十人中便有黄倩仪.而哈佛大学的博士江勇振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引《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亦称,1921年留美的黄倩仪先后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1919年,黄佐庭在华盛顿近郊的校长办公室为保护公款,惨遭留美学生万氏兄弟杀身故.美国当局颁发给家属一笔抚恤金,并用铜棺将其遗体运回上海,安葬在当时的外国人公墓“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内）.黄佐庭先生的遗孀薛葩女士用这笔抚恤金,亲自参与设计建造了赫德路上的两幢四层联体大洋房,一部分家属自住,大部分住房用来开设了“黄氏女子（寄宿）学校”.此应即黄氏女学的资金来源和创设的部分原因.

1928年著名画刊《图画时报》第433期提及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黄倩仪现为黄氏学社社长；第434期称黄倩鸿女士——黄倩仪的妹妹Grace系美国新英伦音乐学院毕业；第472期登载黄氏女学本年度得奖名单,同时刊有创办人黄佐庭夫人、黄倩仪和黄倩鸿三人照片.这应当便是《小团圆》里闲闲几笔的母女三人的原型.

另据谈社英所编著的《中国妇女运动通史》,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妇女会“鉴于国民教育之不可缓,遂兼谋义务学校之推广等讫民国十五六年时,犹有三校,一在宝山路,一在赫德路,一在荆州路,颇有实际力量也.该会以联络感情,以及增进国际友谊,怎么写作社会,教育儿童为宗旨”.上海妇女会的历届负责人中就有黄佐庭夫人薛葩.经查核,赫德路上的义务学校不是别家,正是黄氏女学.则薛女士之所以创办黄氏女学,除了纪念丈夫,也含有践行和普及妇女义务教育的目的.而张子静似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误将黄佐庭先生、薜葩女士的基督教背景,认作黄氏女学也是教会出资所办.这一点曾经误导了笔者,实际上也一再导致市面上大量的张爱玲传记发生着谬误.

结语

有趣的是,圣玛利亚女中的首任校长黄素娥和黄氏小学还有着深厚的渊源.黄素娥是黄光彩的长女,而黄佐庭是黄光彩十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排行第九.那么,黄素娥实际上是黄倩仪的姑妈.就这样,张爱玲所读黄氏小学与她以后就读的圣玛利亚女中,均与黄氏家族有关.成年后,张爱玲在港大就读三年,却遭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殃及,未能毕业.返沪后短暂就读圣约翰大学,这又是黄倩仪姑父所创办.则张爱玲与黄氏一家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真是奇巧.

黄倩仪与张爱玲,这两位一前一后的绝世名媛,竟交汇于同一时空,这怎不让人惊叹命运之神的绝妙安排?!